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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释的中国变化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专门翻了TIME（《时代周刊》）。
40年前邓小平带领中国摆脱了阶级斗争，被TIME定义为当年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中国的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的广告牌、出现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围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为封面标题、以孩子吹泡泡为配图的杂志。但仅仅四年之后，TIME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赢了》的文章——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金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的变化并非一天发生。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作答。
在过去40年里，起码五次西方学者们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上个礼拜北大周其仁老师在演讲中提了一个有趣的设问——今天中国变成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水大鱼大”。水是指经济环境、制度环境；鱼是企业。他问如果说“水”不好、中國的经济很差、中国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怎么来的？如果说“水”很好，那为什么那么多“鱼”非正常死掉呢？
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很多是咱们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安全呢？这个焦虑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济的四个动力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不断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中国的制度创新，是建立在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回过头来看，你会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第二，容忍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国家提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然后我们对外企进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国家有了很多的区，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允许被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就获得了优先发展机会。
第三，巨国效应。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将近60%。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今天中国有两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2017年）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互联网人口。
第四，技术破壁。今天中国很多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吗？不是，所有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相关部门）手里。但是，技术使得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所以，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动力。
这40年来，中国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在198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到了90年代中期，互联网经济让中国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它改变了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以及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错配。同时，瞻望未来，我们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的增长发生了重大应和。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商业好的时代。
需要致敬的四类人
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的农民工。
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有很多制度（限制他们），然后他们洗脚上岸办了中国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到城市里面，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人——企业家。
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私营企业，今天多少？2000万。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很多人觉得，这一波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这是一群热爱金钱的人，但是当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企业家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跟自己日常消费已经没有关系。你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你解决了几十个、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他们）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一个产业，改变了一个一个城市的面貌。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人——地方干部。
很多文章说，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这些被革命和被改革的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谢高华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棚子。这个棚搭完以后，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情本身是违法的，他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做。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改革的地方干部。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人——创业者。
今年（2017年）诞生了360万家新注册企业。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创业非常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常常有人说，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倒掉，消耗了那么多资源，这很不道德。但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的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我们需要致敬。
一切尚未命名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大学毕业，进入到工作岗位时，很多同事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波人。
我当年认识的很多老大哥，在这两年都要退休了。这一波人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然后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专门翻了TIME（《时代周刊》）。
40年前邓小平带领中国摆脱了阶级斗争，被TIME定义为当年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中国的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的广告牌、出现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围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为封面标题、以孩子吹泡泡为配图的杂志。但仅仅四年之后，TIME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赢了》的文章——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金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的变化并非一天发生。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作答。
在过去40年里，起码五次西方学者们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上个礼拜北大周其仁老师在演讲中提了一个有趣的设问——今天中国变成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水大鱼大”。水是指经济环境、制度环境；鱼是企业。他问如果说“水”不好、中國的经济很差、中国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怎么来的？如果说“水”很好，那为什么那么多“鱼”非正常死掉呢？
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很多是咱们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安全呢？这个焦虑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济的四个动力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不断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中国的制度创新，是建立在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回过头来看，你会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第二，容忍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国家提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然后我们对外企进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国家有了很多的区，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允许被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就获得了优先发展机会。
第三，巨国效应。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将近60%。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今天中国有两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2017年）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互联网人口。
第四，技术破壁。今天中国很多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吗？不是，所有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相关部门）手里。但是，技术使得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所以，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动力。
这40年来，中国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在198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到了90年代中期，互联网经济让中国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它改变了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以及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错配。同时，瞻望未来，我们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的增长发生了重大应和。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商业好的时代。
需要致敬的四类人
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的农民工。
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有很多制度（限制他们），然后他们洗脚上岸办了中国乡镇企业。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到城市里面，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人——企业家。
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私营企业，今天多少？2000万。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很多人觉得，这一波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这是一群热爱金钱的人，但是当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企业家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跟自己日常消费已经没有关系。你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你解决了几十个、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他们）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一个产业，改变了一个一个城市的面貌。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人——地方干部。
很多文章说，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这些被革命和被改革的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谢高华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棚子。这个棚搭完以后，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情本身是违法的，他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做。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改革的地方干部。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人——创业者。
今年（2017年）诞生了360万家新注册企业。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创业非常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常常有人说，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倒掉，消耗了那么多资源，这很不道德。但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的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我们需要致敬。
一切尚未命名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大学毕业，进入到工作岗位时，很多同事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波人。
我当年认识的很多老大哥，在这两年都要退休了。这一波人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然后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