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上了一点年纪的教职工，提到“郭老”，大家都知道这是指郭维森教授。其实，当他获得这个称呼时并不老，也就二十八九岁吧。他被称为“郭老”，大抵有三层意思：第一、他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好拿“古人”、“古文”来说事；第二、他书生气十足，不太懂得现实生活中许多复杂的人和事，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位“老夫子”；第三、他为人正派、正直、谦和，又多少有些“古板”，人们喜欢与之交往，对他怀有钦敬之感。
　　郭老是内向的，内心的痛苦或欢乐并不溢于言表。他富有文学才华，这一点人们都不难看出，但我认为他更大的才华是在艺术表演方面——这种才华被压抑了。他的哥哥是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这说明有家族的“遗传基因”。我在1958年看过他一次业余表演。那年他27岁，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师，我是二年级本科生。他一上台，“进入角色”，就完全不是平日的“郭老师”或“郭老”了。演的是陈白尘的一出时事讽刺小喜剧，大概是《啊呀呀美国小月亮》吧。他演的是一位大腹便便的美国大老板，极其滑稽可笑，赢得满堂彩。年轻的学子们惊呼：“原来郭老师还有这一手！”他在舞台上所发挥出来的那股幽默、智慧和灵巧的劲儿，与平日表现判若两人。
　　就在那次演出前不久，我们班——中文系1957级发生了一件令郭老不解、不快的事。1958年暑假后的新学期，我们有一门古代文学史的课，由郭老主讲。但班上有些同学到系里提意见：这样的重头课，应该由老教授来主讲，怎么好叫一位年轻的助教来上课呢？主其事者怕学生“闹事”，便换了一位年长的副教授来上课。不久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了一件蠢事——郭老的学问和授课水准都决不在那位老先生之下。我想，那时郭老一定会在内心里以他的幽默、智慧来嘲笑我们的无知和狂妄吧。
　　从我结识郭老，到他2011年去世，54年里，先是叫他“郭老师”，后是直呼“郭老”。我和“郭老”是在一个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相识、相交、相知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们一起充当了“共产”运动的实验品。我们极为真诚地信仰了那个无限美好的“乌托邦”，我们甘为极左思潮统治下的奴隶而不自知。从“反右派”、“大跃进”到“文革”，我们都是“跟党走”、“听毛主席话”的“忠顺”、“老实”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一代1930年代出生，1949年以后接受极左高等教育的人，今天看来有两大弱点：第一、缺乏自由思想，更无独立人格，有严重的“依附性”，甘当某种政治势力的“驯服工具”；第二、读书少，思力薄，知识结构不合理。
　　这些看法，我与郭老多次交换过，他不仅完全认同，而且有不少极有价值的分析。记得有一次，郭老不无感慨又颇为无奈地说：“其实，这些弱点也救了我们的命！”他的意思是说，在一个政治集权、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时代，一个强烈地要求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是没法活下去的。中文系几位自杀的教师，就是明证。其中1965年自杀的优秀青年学者黄景欣（时年30岁），之所以断然离世而去，虽然有感情生活方面的“导火线”，但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读书比我们多，思考比我们深，追求自由和独立人格的意志比我们强。黄是郭老的好友，郭老所知所感 ，那是比我深得多。
　　这两大弱点，在郭老与我的身上表现不尽相同。相比而言，郭老读书较多，学问相当深厚，追求自由独立的意志在学术研究上也往往会流露出来。这从他对屈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特别是从他对嵇康、陶渊明的那种爱好和研究中，更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学术界的极左思潮是反感的，偶而也会作小小的“出击”，引来不少麻烦。记得1960年，学术界有人紧跟陈伯达在“大跃进”中提出的“厚今薄古”的调子，说什么“古典文学的社会意义”会越来越小。郭老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痛批这种极左的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他的文章以笔名嘉林发表），结果招来左派的围攻。不仅《光明日报》上连发数文批判“嘉林”，而且在南京大学大礼堂还开了大会来批判他。他听了批判，心里并不服气，曾私下说：“批判者狗屁不通”。但他还是被迫写了“检讨”。但到了“文革”中，他被打成“反革命5.16分子”时，他再也不检讨了。面对强权，面对政治迫害，他决不退让，决不承认给他戴上的帽子。平日里性格平和而一身文弱书生气的郭老，在迫害者面前显得十分坚强。“文革”当局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判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死刑，把包括郭老在内的所谓“5.16分子”押解到现场，扬言如不“坦白交代”，下场就是这样。那位被处死者是南大一位老职员的夫人，人们尊称之“刘师母”（她本人姓瞿，据说是常州人，瞿秋白本家），她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工宣队、军宣队进大学是胡闹，随即便被江苏当局判了死罪。郭老是认识这位“刘师母”的，他看着老太太被押去赴刑，但当天晚上当许多人被吓破了胆，“交代”出不少“5.16分子”时，他却铁青着脸，一个字也没有吐！这就是我们的郭老！
　　坚强地守住道德的底线，顶住暴力和谎言的压迫，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忍受更大的痛苦，而精神上的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难忍受。这种痛苦，会沉淀在内心深处，即便是环境有了改变时，它也不会完全消失。郭老晚年深受多种疾病的折磨，其中的精神抑郁病显然是与他一生所受的精神痛苦的积淀密切相关。
　　“文革”结束和随即而来的改革开放，曾使我们兴奋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与郭老都发奋读书、做学问，重新拾起了破碎的“理想”和希望，以为知识分子的“春天”真来了。但不到10年，我们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与肤浅。郭老最后的20多年，虽有不少古典文学研究的著述发表，在教学、科研上极尽心力，还当过两年系主任。但总体上看，并没有完全走出那种知识分子的被压抑的心境。在他去世的2011年，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书：《逝水滔滔，心路遥遥》，这是他的一部回忆录。从书名的8个字，就可清楚地看出，他想走出某种束缚，进入自由天地。但终于还是被一种东西牢牢地压着，不能完全张开大口自由呼吸。他的“心路”上还有着非常遥远的，需要继续探索发问的途程。
　　我们的郭老离我们而去了，他的“心路”还没有走完。当我们更大胆自由地走完自己的“心路”时，也是继承着郭老的遗愿，走完他未完的“心路”。
　　 董健，男，山东寿光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戏剧影视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集体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80、2004年出版；《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与《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主编之一，中国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