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总结中国古代堪舆学，寻找帝后陵应该在主干山脉的串联线上，坟墓坐向背山面水，且植有松树。墓冢地层的水含量小，寝宫才不易受侵蚀腐坏。对刘备的陵址有种种传说，逐一分析批驳这些猜测。从地下水的性质辨别，并比较三个蓉城建都朝代的帝陵规模，认为成都武侯祠所谓惠陵乃疑冢。根据古籍文献调研，引证杜甫、任渊、王十朋、陆象拱等撰写的唐宋史料。通过实地走访，发现真实的位于四川双流县永安镇的牧马山，依台地为陵，茔上无古物。地貌属古河谷的垄岗阶地，即广汉期阶地。表层为成都粘土（Q4），掩覆广汉粘土层（Q3），南端呈品字形。按照皇帝墓七庙的理论，调查探明大庙为平乐寺，东昭庙是金华庵、大悲院、大佛寺，西穆庙是观音寺、龙门寺、法王寺，它们有标志皇家敕建的龙形饰物。
关键词：龙脉；牧马山；熊坡背斜；武侯祠；广汉层粘土；龙饰物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08-0009-07
国内的古人类学体系，大都针对无文字可考的史前时代，主要为骨骸、石器、种族、体质形态等方面，罕有历史时期的稽古[1，2]。近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殡葬制度的研究集中在丧礼、祭礼、构筑、内部规制与随葬器具等，而很少涉及陵园的地理方位、布局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3-10]。在封建社会的治世，坟茔的位置便于口耳相传、见诸史料；而在乱世，贤达名流的最终归宿不明，因谶纬观念盛行，虚言耸听，以致不少谬误伪说长期无法纠正。谶纬的反映，有的在人名、地址、时间上空穴来风、破绽百出，有的在年号、事物的关系上穿凿附会、无中生有，有的在程度上浮夸其辞，有的思维方法凭空肊断、形而上学，所以必需在上述方面进行全面的辨析与取舍。
1 山列堪舆学说
最早的地理记叙《尚书·禹贡》阐发九州山脉，此说经后世加以发展，至1925年总其成[11]。以乌鞘岭、青藏高原东缘为起点，把群山走向归纳为5列。北列自六盘山、贺兰山、阴山，至大兴安岭。余下4列即如《禹贡》，中列北支自鸟鼠山、岍山（吴岳）、歧山至崤山、碣石山；中列中支自西倾山至外方山、桐柏山，中列南支自幡冢山至陪尾山、大洪山、大别山；南列从邛崃山、乌蒙山、衡山、南岭到敷浅原。山川相隔，江河穿越各列山脉之间。《禹贡》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12]，九江指鄱阳湖。上古华东的海岸线约在泗洪、丹徒、常熟、嘉定、青浦、萧山一线，一马平川，长江、芒稻河、扁担河于毗陵（常州）入海[13，14]。笔者认为敷浅原是武夷山、雁荡山等浙闽的中山。历代帝王墓均座落于号称“龙脉”的山，且距其都城或行都不远。已探究的，辽代皇陵在赤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七老图山、医巫闾山，金帝陵、清西陵倚靠太行山，明帝陵、清东陵倚靠燕山山脉的军都山，属于北干龙。夏、东周、东汉、西晋、五代、北宋的座落于河南熊耳山–嵩山北麓，秦、西汉陵、隋杨坚泰陵位于陕西秦岭北麓，西周、唐陵背倚渭河北山，为中干龙。三国孙坚孙策的鄢陵、孙权蒋陵、东晋与南朝陵、明孝陵位于江苏宁镇山脉，南宋陵在会稽山，为南干龙。王墓居中，背倚山峦或丘陵，面对郊原、河流，一般座北朝南。祀庙昭居左、穆居右。左青龙，右白虎，两山分列东西；前朱雀，后玄武，南向有旷野。据《周礼·春官宗伯》冢人一节注疏的礼制，以墓主的官阶身份决定墓葬的等级，王公葬于天然的高山、丘阜，而诸侯在人工堆聚的垒土。天子墓高三仞、树以松，诸臣半之、树以柏。官职越尊贵，则墓丘越高、植树越多[12]。
2 陵址传闻的考论
刘备，汉昭烈帝，章武三年（223）四月于白帝（永安）鬼城驾崩，对孔明托孤，操持丧葬事务。他生逢群雄割据，其墓史称惠陵，出于防盗等原因，史籍从未记载墓址。当今主要有3种猜测的观点，一说在亡故地奉节，一说在成都武侯祠，一说在彭山牧马乡莲花村[15]。
2.1第一种论点
信史《三国志·先主传》载，梓宫已运回成都。安史之乱时杜甫游历巴蜀，离开川西，辗转流寓川东，作《诸葛庙》诗，“游巴子国，日斜虚寝”，可见白帝城的是虚圹、假墓。据《礼记·王制》，“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12]。战时被迫缩短停柩期，先主卒后四个月下葬。文化大革命后期相继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辛追女尸、湖北江陵纪南城男尸不朽[16，17]。即使气候炎热，古人用棺液密闭的办法处理尸体防腐、消毒，就目前所知，至迟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已掌握先进技术。人主刘备能享用此待遇，安稳返抵蜀都。况且三国、晋的气候比西汉冷得多，遗体易于存留，则可排除白帝说。
2.2第二种论点
目前许多人持这种观点，有一定历史真实性[18]。秦武王六年（前301），丞相张仪、蜀相陈壮主持建蜀郡治所。从城北羊子山取的Q3层土质黏软，此垣屡筑屡颓，不得不按巴蜀开明氏鳖令的规矩，修“龟化城”，斯乃成都筑城之始。市区府南河水系是前277年张若、李冰父子为排涝而疏浚开挖的人工河渠。在祠北的上池正街–倒桑树街，以秦国规制筑墙垣。从地下水看，包气带薄至1-3m，水位高于河水位。其下的饱水带赋存于冲积、洪积而成的Q3和Q4，两层总厚度达33m，孔隙水非常富足，单井出水量1000-3000吨/日[19]。包气带厚度不足以容纳大型陵墓，而饱水带含水过多，两者均不适于营陵。古代技术无法凿穿到下方的白垩系基岩，因而武侯祠丘冢下现不存墓圹。
列国中的大成为镇压流民，玉衡十八年（328）李雄在益州少城外替武乡侯孔明立专祠，是为蜀都最早的武侯祠。祠、庙不在一处，故祠在老南门之西半里，今南河南岸、通祠路北口卧龙园，东晋尚在此河以北。昭烈庙始于建元二年（480），齐高帝萧道成诏刺史傅覃修立。不久，益州知州蒋堂伐昭烈庙的乔木。由夔州知州王十朋主事，将祠迁至故址以西185步（一里余），即今位置重筑，与先主庙合祀。祠庙具南朝宋齐风格。其时锦江濒临槽营坝，便于水路漕运。
唐以后众多骚人墨客对祠内玄德陵的吟诵诗篇，笔者从中发现疑点和线索。《礼记·檀弓上》曰“古也墓而不坟”。墓平而坟高[20]，真墓藏于自然形成的丘坂，而非人为堆砌的封土。祠內之茔高耸，是封土之坟。元和四年（809）裴度撰文、柳公绰书丹的“三绝碑”，《蜀丞相诸葛亮祠堂碑》末尾“锦江清波，王垒峻岑”[21]，可证刘先主葬于山岭。原字“王垒”，后人讹传为“玉垒”。玉垒山在都江堰宝瓶口，方圆仅30余hm2，中新世（N1）隆起，山顶系云梦期（云门山期）夷平面，高仅40m。岑意为小而高的山[20]，此山难称峻岭。锦江是成都南河，而玉垒山为蜀国边缘的城郭，二句难以骈俪对仗。南宋抗金、蒙元时，成都知府必兼任四川制置使，实为全川军政首脑。绍兴年末修缮宫宇。阁僚任渊去古未远，犹知实情，明确驳斥该陵的真相，三十年（1160）论述道“成都之南三里许，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剑所藏之地”焉[22]。叶文馥、余永宁等编《嘉庆华阳县志》卷39中，辑录明人张时彻《诸葛武侯祠堂碑记》，赞同此说。裴、彻碑刻石现立于祠门庭两侧。道光十年（1830）专书《昭烈忠武陵庙志》卷六清初进士张含辉附和任的观点。1934年《华阳县志》卷30复述任的论点。衣冠冢为绍兴年间维修时营造。究其缘故，大概因与女真、契丹鼎峙，面临异族的威胁，宋臣民掩盖事实而造疑冢，避免畜养部族透彻了解汉族的传统历史，以维护封建礼教与名教。 定都于蜀中的刘蜀、成汉、前后蜀四朝，除了成汉，已发见三处，其中王建梓宫安厝在地面上[23，24]。另外，明藩王陵位于北郊、东郊。表1的土冢数据，对照政权的领土面积。三国的行政按州郡县制，基本沿袭两汉，蜀辖雍梁益三州、22郡及南中地区的庲降都督。五代区划因袭唐的道州县制，前蜀鼎兴时占据5道54州，而后蜀强盛时占有5道52州[25]。然而三国的郡领地比十国的州大，不具可比性。郡（州）治的沿革变动大，不作依据。刘蜀平均每郡5.2万km2，占全国郡数的15%。这里以县比照，统计的县数不一定准确，但反映了总体变化趋势，根据《汉书·地理志》等政区建制资料计算[26，27]。在五代，州县多存虚名或寄管它地，《旧五代史·郡县志》记录王、孟蜀均只存25州，县数明显少于蜀。笔者用方格法粗略估量图上面积[28]，蜀汉是前蜀的2.8倍、后蜀的3倍。君主墓一般有同其疆域匹配的规模，刘冢围墙周长180m。作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蜀国，刘冢高度反而小于永陵，若棺座存于地表冢内，不符逻辑，可进一步辨明其伪，反驳第二种观点。
2.3第三种论点
双流苏码头（正兴镇）以南农村多“皇坟”命名的，如石路村。民间一直传言有皇陵，虽没发现实物，但此间山环水抱，的确为风水宝地[29，30]。牧马山位于该县西南，末梢在新津、彭山间，北西–南东向展布，长约17km，横向有数个平行的条列，宽约11km。相对高度<200m，顶部地势起伏和缓，属于台地[31]。它是蜀军秣马厉兵的场所，由此得名牧马。江河外观为辫状，心滩、江心洲很发育[32]。莲花村的皇坟坝，实乃河相的边滩或河漫滩，呈现菱形的纵向砂坝。河水枯后，出露Q3广汉层，含孔隙水多。但顶部耸立距地面高15m，直径不过35m，小于武侯祠之冢，体积太小，且表面树木稀疏，不符合树以松的标准，不应是刘陵所在地。这样就驳斥彭山说。
诸葛亮为人机敏多谋，治蜀法纪严明，持志匡扶汉室。诸葛瑾身为吴臣，假节出使驻蜀，卧龙先生受兄和名士徐庶、虞仲翔濡染，熟知八卦，选墓时必然体现鲜明。军师庞统，道号凤雏，逝于雒县（四川罗江）城南鹿头山，庞墓同样有一真一假二冢，山北落凤坡上的为真，山顶白马关内的乃假。若干处皇墓是为防止敌国盗掘破坏，以假乱真设立的疑冢。
3 牧马山惠陵的山文与布局
熊坡背斜在新津、彭山隆起形成长秋山（总岗山），大部出露侏罗系砂岩、泥岩红层。余脉向北东延伸，在岷江以东缩小，直至牧马山北端尖灭。两岸阶地为河蚀岗垄，每一纵列呈微弯的弧形，主体略显帚状。古岷江的主泓为升仙水（沙河）–府河，中新世熊坡背斜开始隆起，截断了河道西岸的支流，迫使主泓改在金马河。改道过程中，依次产生各条带台地，高程相近，自东向西出露的年代渐次变晚。府河东岸沉积有从泥盆系到第四系（D～Q）的完整岩层，第三系（R）缺失，证明喜马拉雅运动时河东地层稳定，既无强烈隆升，也无强烈沉降。该山处于龙脉从岷山至乌蒙山的连接线上，沿岷江伸展，满足陵址条件。先主称帝前的符谶，“黄龙见赤水”，发生在赤水河（鹿溪河），在附近建陵具备特殊涵义。黄龙溪周围山体的水土流失，使河水混浊呈褐色，形似褐龙。两河流经山南，在黄龙溪镇注入府河。鼎足之势形成，蜀汉沉龙鼎于河中，象征藏有真龙，该镇因龙冠名。镇上街坊、房舍属明清时代，保存完好。
环境考古的时空尺度聚焦于文化层位的兴衰演替的进程[33，34]，强调场景、成因、范围、形式、影响的认知。对川内第四系的研究，康彦仁等[19]侧重于地下水，刘兴诗[35]偏重地貌、岩土。龙泉山是川西平原区、川中方山丘陵区之间的分隔体[36]，此界线的南端延展到彭山仙女山，向西至总岗山。以南的区域为丹（棱）眉（山）垄岗台地，整体表现侏罗系砾岩、砂砾岩，仙女山山顶平台为山原期（剑山期）夷平面。四川盆地内第四纪未出现冰川，无所谓冰碛，泥砾层并非因冰水堆积，而是河流冲积所致。常见的层序总结于表2。雅安期阶地，标准的地层包括下部Q2层，基本不含水，单位涌水量<0.22升/秒·米；中部冲积、洪积的Q3层，厚10-20m，含水甚丰沛，涌水量1.2-11.6升/秒·米[19]；顶部Q4层，粘土源于西北、华北黄土区，由风力携带堆积，掩覆在各级阶地上。因上部被剥蚀，Q3层的水经常出露。惠陵台面十分平坦，富含植物腐殖质，属于第四级松林坡期阶地，高15m。从剖面观察，自下而上过渡为Q2～Q3，Q4覆盖表面。全新统风成的粘土层仅厚0.3m，棕褐色。而上更新统上部的河相层厚约15-20m，浅黄色粘土，疏松多孔，未胶结；下部过渡为粉砂。中更新统砂土层，下更新统砾石层。台顶生有很多行列整齐的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其北布满灌丛，西北缘有几株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栎林约在13世纪长成，喜温润，枝叶繁茂。台地南在塘旁与资阳期阶地以缓坡相接，而东、西侧沿的坡面很陡，见2012年拍摄的图1。Q2层隔水，承压水埋藏在其上，Q3层潜水出露，潭水可供浇灌。
4 古籍佐证
从官私善本中找出多首相关士大夫的诗句，胪列如下。这些描述虽然隐晦，可判断双流陵区曾经祠庙共存，但后已无祠：徐颿《昭烈帝庙》“汉家抔土藏弓剑”。杜甫作吟咏玄德身故的律诗，《咏怀古迹》之四“腊走村翁”。晚唐李商隐《武侯庙古柏》提及“成外江畔”，外江即沙黑总河沟通岷江的水系墓靠近岷江。《文苑英华》卷八一四吕温《诸葛武侯庙记》，曰“因山分力，张为龙形”[21]，是河、山、村环境的写照。
十国徐太妃游览，题述景詩《游丈人观谒先帝御容》“还同在禁闱”，亦《题金华宫》“雨涤前山净”。陆文杰《谒惠陵》载“谁藏弓剑边”。黄庭坚贬谪到黔州，足迹踏至巴蜀。鲁直在青神答谢友人史铸（应之），作《谢应之》“席上龙语”，巧妙隐喻墓主当年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惊雷失箸的典故。范成大帅蜀，陆游被揽入范幕中，留下有关的诗。如《故山》“僧趁寺楼”。看来范、陆踏青同游，到访陵庙，互相呼应酬答。方象瑛《谒昭烈惠陵》“殿森封剑”。查龠《登卧龙山次韵》七言诗“山巅祠貌俨丹青，……诗成试语庙中僧”。王十朋《登卧龙山》“我辈逢山眼即青，卧龙顶上喜同登”。1914年铅印《全蜀艺文志》，卷37上收录十朋《移建武侯祠记》，乾道年迁祠告成，末赋描写格局“江之湄，龙兮龙兮，隔清瀼”。湄即河岸，暗示祠在府河东岸，同刘墓隔涧遥遥相望。由于弯曲河床径流的侧蚀作用，凹岸侵蚀、凸岸堆积，此处的河道向东移动了几里。从以上陈述推断，唐代人们仍知晓真墓的确切地点，行腊祭之礼。后祠庙被胥吏封禁为衙署重地，仅向官宦雅士开放。将茔域的人口迁移当作社会治安管理，具体陵址自南宋起逐渐失传。 本区在明清之交的兵燹中又遭受劫难，张献忠屠川，实际上充当官军的刽子手[37]。他与杨展战于彭山江口。据说张将军骑马过茔村西的将军桥，故名将军村。村南有个填尸的大凼“万人坑”。清廷实行湖广填四川，移民不情愿地被双手绑缚、押解而行，风俗流传到现代，有人依旧背手走路。部分村民从麻城迁来。1847年太平军活动，造成户口锐减，经历这场屠戮、迁徙，陵山在百姓中鲜为人知。惟有陆象拱《谒昭烈陵》“原庙衣冠闭”。吴省钦《武侯祠》“犹有衣冠熊虎墓”。潘时彤（紫垣）诗《培修昭烈帝惠陵纪事》“城南三里余，岿然峙丘阜，云是昭烈陵”。徐念高《惠陵》“只今熊虎衣冠墓”。民国《地名大辞典》曰惠陵在华阳县西南[38]。
《三国演义》最初蕴涵尊魏抑蜀的格调，为汉末陶谦、应劭所撰。截至第57回“耒阳县凤雏理事”，到建安十二年（208）冬十二月、赤壁战前，即西晋谯周、叶逢春刊本。第53至56回把孙吴润州写为南徐（州），是东晋、南朝侨置镇江的称谓，相对于北徐州而言。说明该书因袭《汉晋春秋》，作者徐道覆、高则成（晦叔）。据《晋书·宗室列传》校勘记，永嘉元年（307）汲桑为成都王司马穎安葬，而此时刘备棺椁由武侯祠移放至永安镇。曹操高陵亦迁址下葬。南方卢循、孙恩起义，干扰了他们的著述。确庵（田汝成）、耐庵署为《靖康稗史》作者，却非同代人。此书序言“藏临安顾氏已三世，……绝笔于梓宫南返”时，三世指玄德崩薨至移陵的84年。丁卯岁（367年）确庵拿到演义稿本。而施耐庵、罗贯中本尊刘抑曹[39]，奉蜀为正统，元末在蓉城安定的环境下编撰。它虽属历史小说，但内容并非全然子虚乌有。
5 结语
茔区的原始风貌遗留较好，乡村房屋、公路修于不可耕耘的土壤。东有鹿溪河、府河，西有杨柳河、岷江，在流水出入的水口──天门、地户浦溆均有山丘（护砂）阻隔，且绵长数十里。西北江安河谓之来水的天门；江口镇旁岷江、府河汇流处是去水的地户，彭祖山、仁寿玉屏山在东遮挡。元帝以前的皇陵兆域四周不设围栏，此地符合这一特征，外围不见垣迹。因三国战乱纷争，建筑都简易。推测刘备及二位夫人墓位于牧马山东起的第3条列、西起的第4条列，就山势，无封土，面对府河。隶属于双流永安镇将军村（三新村），距成都28km，见图2。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早逝，后主批准移柩同备合埋。穆皇后吴氏薨，又合葬于惠陵。墓穴应修筑于含水极少的Q2层，穴顶高程约505m。十陵镇的明蜀僖王朱友埙、昭王朱宾瀚二陵的地宫掘于该层，未受地下水腐蚀。河北满城的汉中山靖王墓凿于山峦中，三峰相连，左右两峰对峙[40]。备为刘胜皇胄苗裔，故陵山模仿胜墓状，但朝向不同。
笔者2004年春以来经过多次走访调查，得到印证。安息（阿富汗）太子安世高涅槃，天台宗由蜀–身毒道直接流入巴蜀。玄德生性仁慈怯懦，信奉佛教，东吴曾于京口北崮山（焦山）甘露寺招赘他，故其墓的宗庙属天台宗寺院。祖庙即蚕丛祠（白塔寺），在陈武帝、唐武宗废黜后不存，搬迁到射洪金华庵。康定二年（561）郫县知县赵可度于严遵墓旁重修平乐寺，殿脊、佛龛有金龙饰品。东侧三昭庙为金华庵、大悲院（观音寺）、大佛寺，属汉晋楼榭气概。西侧三穆庙为观音寺、龙门寺、法王寺（天皇寺），均在岷江以西。东汉承袭新莽的木德而尚火德，蜀汉以刘氏自居，亦尚火德，庙宇呈红色。金华庵为木架结构，内存刘关张三兄弟的塑像，金华庵门柱、大佛寺屋脊翼角有龙形雕塑。新津观音寺的殿柱、烛台、壁雕，彭山龙门寺殿柱、屋脊有龙状饰品。彭祖山，汉光武帝刘秀曾在此避祸，遇邑女得救，登基后敕封为仙女山。于山顶立慧光寺，屋脊、佛龛有龙形木雕。这些风物都表征王室所用。
坚持唯物史观，利用写实主义的典籍，结合实地踏看。从文献校核的角度，去伪存真，拨开迷雾，揭示规律。对人物、时期、事件的来龙去脉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按堪舆思想的精髓，帝后墓选址在中东部山系的几条主干，灵寝植有松树。孔明设疑冢有先例，为玄德立冢就效法于此，它们可能安葬过梓棺，陪葬物品，但真墓在永安镇，迄今未遭盗掘。七个寺庙给寂寥的圹野平添风采，布局同京郊昌平的明十三陵很类似，以祖陵──孝宗朱祐樘泰陵为中心，长、永、昭、定、德、思六陵分列两旁，方位恰与惠陵的七庙拟合。廖均卿、刘基精通风水之学，是周易的继衣钵者，为明帝确定墓址就同孔明如出一辙。蜀茔域未见神道、石碑、石像、汉阙或牌坊，墓茔处无罗城、明楼。佛寺将孝道思想和神权祭祀融为一体，勉励群众常怀虔诚敬畏之心，恪守嫡亲家族的伦理，构建社会秩序。
致谢：
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提供查阅书刊资料的便利条件。承蒙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心惠赠地质图。
参考文献
[1]吴汝康，贾兰坡.周口店新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J].古生物学报古生物学报，1954（3）：3-24 84-90.
[2]韩康信，陆庆伍，张振标.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J].考古学报，1974，（2）：125-141.
[3]Baber E C. Travel and Research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R]. Le Journal of Asiatipple， 1916，2：281.
[4]金毓黻.辽金旧墓记[A].东北丛刊第七期[C].沈阳：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1930.
[5]Graham D C. Ancient White Wen’s Graves in Szechwan [A].Chengdu：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C].1932，5：75.
[6]Cheng Te-kun. 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A].Cambridg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1946，9（2）：63-80. [7]沈仲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东汉砖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5，（3）：35-49.
[8]姚孝遂.“人牲”和“人殉”[J].史学月刊，1960，（9）：33-37.
[9]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5）：59-68.
[10]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J].四川文物，1986，（1）：60-66.
[11]翁文灏.中国山脉考[A].见：科学第九卷第十期[C].上海：中国科学社，1925.
[1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 赵希涛，耿秀山，张景文.中国东部20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J].海洋学报，1979，1（2）：269-281.
[14]周廷儒，任森厚.中國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194-204.
[15]赵贵林.刘备墓今在何方？[J].红岩春秋，2008，（5）：93-96.
[16]曲永新，赵希涛，汪集旸.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保存的地质条件[J].地质科学，1976，11（1）：88-96.
[17]后德俊.试论西汉古尸的保存原因[J].江汉考古，1981，（S1）：110-115.
[18]谭良啸.刘备墓及真伪考辨[J].四川文物，1987，（1）：54-57.
[19]四川省地质局.四川水文地质专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45-151.
[20]唐作藩，蒋绍愚，张万起，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1]（北宋）李昉，宋白，徐铉，等.文苑英华（第五、六册）[C].北京：中华书局，1966.
[22]（南宋）任渊.重修先主庙记[A].见：（南宋）扈仲荣，杨汝明，费士威，等.成都文类（下册）[C].丰台：中华书局，2011：644.
[23]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1）：1-27，101-104.
[24]钟大全.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J].文物，1982，（3）：15-20.
[2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一、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五册）[Z].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27]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4-17.
[28]郭沫若，尹达.中国史稿地图集[Z].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
[29]商承祚.四川新津等地汉崖墓砖墓考略[A].金陵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C].成都：私立金陵大学，1940：1-18.
[30]邓伯清.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J].考古，1959，（8）：419-429.
[31]刘淑珍，沈镇兴.四川省县级农业地貌区划及耕地分布规律研究[M].龙泉驿：成都地图出版社，1990：12-15.
[32]刘宝珺，曾允孚.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M]. 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98-105.
[33]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J].考古，1973，（2）：92-107.
[34]周昆叔.北京环境考古[J].第四纪研究，1989，9（1）：84-94.
[35]刘兴诗.四川盆地的第四系[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36]任美锷，杨纫章，包浩生.中国自然地理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7]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J].历史研究，1957，（1）：47-57.
[38]谢寿昌，臧励龢，殷惟龢，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895.
[39]王利器.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J].社会科学战线，1983，（1）：286-289.
[40]姚苑真.满城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1981，（6）：561-562.
关键词：龙脉；牧马山；熊坡背斜；武侯祠；广汉层粘土；龙饰物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08-0009-07
国内的古人类学体系，大都针对无文字可考的史前时代，主要为骨骸、石器、种族、体质形态等方面，罕有历史时期的稽古[1，2]。近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殡葬制度的研究集中在丧礼、祭礼、构筑、内部规制与随葬器具等，而很少涉及陵园的地理方位、布局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3-10]。在封建社会的治世，坟茔的位置便于口耳相传、见诸史料；而在乱世，贤达名流的最终归宿不明，因谶纬观念盛行，虚言耸听，以致不少谬误伪说长期无法纠正。谶纬的反映，有的在人名、地址、时间上空穴来风、破绽百出，有的在年号、事物的关系上穿凿附会、无中生有，有的在程度上浮夸其辞，有的思维方法凭空肊断、形而上学，所以必需在上述方面进行全面的辨析与取舍。
1 山列堪舆学说
最早的地理记叙《尚书·禹贡》阐发九州山脉，此说经后世加以发展，至1925年总其成[11]。以乌鞘岭、青藏高原东缘为起点，把群山走向归纳为5列。北列自六盘山、贺兰山、阴山，至大兴安岭。余下4列即如《禹贡》，中列北支自鸟鼠山、岍山（吴岳）、歧山至崤山、碣石山；中列中支自西倾山至外方山、桐柏山，中列南支自幡冢山至陪尾山、大洪山、大别山；南列从邛崃山、乌蒙山、衡山、南岭到敷浅原。山川相隔，江河穿越各列山脉之间。《禹贡》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12]，九江指鄱阳湖。上古华东的海岸线约在泗洪、丹徒、常熟、嘉定、青浦、萧山一线，一马平川，长江、芒稻河、扁担河于毗陵（常州）入海[13，14]。笔者认为敷浅原是武夷山、雁荡山等浙闽的中山。历代帝王墓均座落于号称“龙脉”的山，且距其都城或行都不远。已探究的，辽代皇陵在赤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七老图山、医巫闾山，金帝陵、清西陵倚靠太行山，明帝陵、清东陵倚靠燕山山脉的军都山，属于北干龙。夏、东周、东汉、西晋、五代、北宋的座落于河南熊耳山–嵩山北麓，秦、西汉陵、隋杨坚泰陵位于陕西秦岭北麓，西周、唐陵背倚渭河北山，为中干龙。三国孙坚孙策的鄢陵、孙权蒋陵、东晋与南朝陵、明孝陵位于江苏宁镇山脉，南宋陵在会稽山，为南干龙。王墓居中，背倚山峦或丘陵，面对郊原、河流，一般座北朝南。祀庙昭居左、穆居右。左青龙，右白虎，两山分列东西；前朱雀，后玄武，南向有旷野。据《周礼·春官宗伯》冢人一节注疏的礼制，以墓主的官阶身份决定墓葬的等级，王公葬于天然的高山、丘阜，而诸侯在人工堆聚的垒土。天子墓高三仞、树以松，诸臣半之、树以柏。官职越尊贵，则墓丘越高、植树越多[12]。
2 陵址传闻的考论
刘备，汉昭烈帝，章武三年（223）四月于白帝（永安）鬼城驾崩，对孔明托孤，操持丧葬事务。他生逢群雄割据，其墓史称惠陵，出于防盗等原因，史籍从未记载墓址。当今主要有3种猜测的观点，一说在亡故地奉节，一说在成都武侯祠，一说在彭山牧马乡莲花村[15]。
2.1第一种论点
信史《三国志·先主传》载，梓宫已运回成都。安史之乱时杜甫游历巴蜀，离开川西，辗转流寓川东，作《诸葛庙》诗，“游巴子国，日斜虚寝”，可见白帝城的是虚圹、假墓。据《礼记·王制》，“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12]。战时被迫缩短停柩期，先主卒后四个月下葬。文化大革命后期相继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辛追女尸、湖北江陵纪南城男尸不朽[16，17]。即使气候炎热，古人用棺液密闭的办法处理尸体防腐、消毒，就目前所知，至迟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已掌握先进技术。人主刘备能享用此待遇，安稳返抵蜀都。况且三国、晋的气候比西汉冷得多，遗体易于存留，则可排除白帝说。
2.2第二种论点
目前许多人持这种观点，有一定历史真实性[18]。秦武王六年（前301），丞相张仪、蜀相陈壮主持建蜀郡治所。从城北羊子山取的Q3层土质黏软，此垣屡筑屡颓，不得不按巴蜀开明氏鳖令的规矩，修“龟化城”，斯乃成都筑城之始。市区府南河水系是前277年张若、李冰父子为排涝而疏浚开挖的人工河渠。在祠北的上池正街–倒桑树街，以秦国规制筑墙垣。从地下水看，包气带薄至1-3m，水位高于河水位。其下的饱水带赋存于冲积、洪积而成的Q3和Q4，两层总厚度达33m，孔隙水非常富足，单井出水量1000-3000吨/日[19]。包气带厚度不足以容纳大型陵墓，而饱水带含水过多，两者均不适于营陵。古代技术无法凿穿到下方的白垩系基岩，因而武侯祠丘冢下现不存墓圹。
列国中的大成为镇压流民，玉衡十八年（328）李雄在益州少城外替武乡侯孔明立专祠，是为蜀都最早的武侯祠。祠、庙不在一处，故祠在老南门之西半里，今南河南岸、通祠路北口卧龙园，东晋尚在此河以北。昭烈庙始于建元二年（480），齐高帝萧道成诏刺史傅覃修立。不久，益州知州蒋堂伐昭烈庙的乔木。由夔州知州王十朋主事，将祠迁至故址以西185步（一里余），即今位置重筑，与先主庙合祀。祠庙具南朝宋齐风格。其时锦江濒临槽营坝，便于水路漕运。
唐以后众多骚人墨客对祠内玄德陵的吟诵诗篇，笔者从中发现疑点和线索。《礼记·檀弓上》曰“古也墓而不坟”。墓平而坟高[20]，真墓藏于自然形成的丘坂，而非人为堆砌的封土。祠內之茔高耸，是封土之坟。元和四年（809）裴度撰文、柳公绰书丹的“三绝碑”，《蜀丞相诸葛亮祠堂碑》末尾“锦江清波，王垒峻岑”[21]，可证刘先主葬于山岭。原字“王垒”，后人讹传为“玉垒”。玉垒山在都江堰宝瓶口，方圆仅30余hm2，中新世（N1）隆起，山顶系云梦期（云门山期）夷平面，高仅40m。岑意为小而高的山[20]，此山难称峻岭。锦江是成都南河，而玉垒山为蜀国边缘的城郭，二句难以骈俪对仗。南宋抗金、蒙元时，成都知府必兼任四川制置使，实为全川军政首脑。绍兴年末修缮宫宇。阁僚任渊去古未远，犹知实情，明确驳斥该陵的真相，三十年（1160）论述道“成都之南三里许，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剑所藏之地”焉[22]。叶文馥、余永宁等编《嘉庆华阳县志》卷39中，辑录明人张时彻《诸葛武侯祠堂碑记》，赞同此说。裴、彻碑刻石现立于祠门庭两侧。道光十年（1830）专书《昭烈忠武陵庙志》卷六清初进士张含辉附和任的观点。1934年《华阳县志》卷30复述任的论点。衣冠冢为绍兴年间维修时营造。究其缘故，大概因与女真、契丹鼎峙，面临异族的威胁，宋臣民掩盖事实而造疑冢，避免畜养部族透彻了解汉族的传统历史，以维护封建礼教与名教。 定都于蜀中的刘蜀、成汉、前后蜀四朝，除了成汉，已发见三处，其中王建梓宫安厝在地面上[23，24]。另外，明藩王陵位于北郊、东郊。表1的土冢数据，对照政权的领土面积。三国的行政按州郡县制，基本沿袭两汉，蜀辖雍梁益三州、22郡及南中地区的庲降都督。五代区划因袭唐的道州县制，前蜀鼎兴时占据5道54州，而后蜀强盛时占有5道52州[25]。然而三国的郡领地比十国的州大，不具可比性。郡（州）治的沿革变动大，不作依据。刘蜀平均每郡5.2万km2，占全国郡数的15%。这里以县比照，统计的县数不一定准确，但反映了总体变化趋势，根据《汉书·地理志》等政区建制资料计算[26，27]。在五代，州县多存虚名或寄管它地，《旧五代史·郡县志》记录王、孟蜀均只存25州，县数明显少于蜀。笔者用方格法粗略估量图上面积[28]，蜀汉是前蜀的2.8倍、后蜀的3倍。君主墓一般有同其疆域匹配的规模，刘冢围墙周长180m。作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蜀国，刘冢高度反而小于永陵，若棺座存于地表冢内，不符逻辑，可进一步辨明其伪，反驳第二种观点。
2.3第三种论点
双流苏码头（正兴镇）以南农村多“皇坟”命名的，如石路村。民间一直传言有皇陵，虽没发现实物，但此间山环水抱，的确为风水宝地[29，30]。牧马山位于该县西南，末梢在新津、彭山间，北西–南东向展布，长约17km，横向有数个平行的条列，宽约11km。相对高度<200m，顶部地势起伏和缓，属于台地[31]。它是蜀军秣马厉兵的场所，由此得名牧马。江河外观为辫状，心滩、江心洲很发育[32]。莲花村的皇坟坝，实乃河相的边滩或河漫滩，呈现菱形的纵向砂坝。河水枯后，出露Q3广汉层，含孔隙水多。但顶部耸立距地面高15m，直径不过35m，小于武侯祠之冢，体积太小，且表面树木稀疏，不符合树以松的标准，不应是刘陵所在地。这样就驳斥彭山说。
诸葛亮为人机敏多谋，治蜀法纪严明，持志匡扶汉室。诸葛瑾身为吴臣，假节出使驻蜀，卧龙先生受兄和名士徐庶、虞仲翔濡染，熟知八卦，选墓时必然体现鲜明。军师庞统，道号凤雏，逝于雒县（四川罗江）城南鹿头山，庞墓同样有一真一假二冢，山北落凤坡上的为真，山顶白马关内的乃假。若干处皇墓是为防止敌国盗掘破坏，以假乱真设立的疑冢。
3 牧马山惠陵的山文与布局
熊坡背斜在新津、彭山隆起形成长秋山（总岗山），大部出露侏罗系砂岩、泥岩红层。余脉向北东延伸，在岷江以东缩小，直至牧马山北端尖灭。两岸阶地为河蚀岗垄，每一纵列呈微弯的弧形，主体略显帚状。古岷江的主泓为升仙水（沙河）–府河，中新世熊坡背斜开始隆起，截断了河道西岸的支流，迫使主泓改在金马河。改道过程中，依次产生各条带台地，高程相近，自东向西出露的年代渐次变晚。府河东岸沉积有从泥盆系到第四系（D～Q）的完整岩层，第三系（R）缺失，证明喜马拉雅运动时河东地层稳定，既无强烈隆升，也无强烈沉降。该山处于龙脉从岷山至乌蒙山的连接线上，沿岷江伸展，满足陵址条件。先主称帝前的符谶，“黄龙见赤水”，发生在赤水河（鹿溪河），在附近建陵具备特殊涵义。黄龙溪周围山体的水土流失，使河水混浊呈褐色，形似褐龙。两河流经山南，在黄龙溪镇注入府河。鼎足之势形成，蜀汉沉龙鼎于河中，象征藏有真龙，该镇因龙冠名。镇上街坊、房舍属明清时代，保存完好。
环境考古的时空尺度聚焦于文化层位的兴衰演替的进程[33，34]，强调场景、成因、范围、形式、影响的认知。对川内第四系的研究，康彦仁等[19]侧重于地下水，刘兴诗[35]偏重地貌、岩土。龙泉山是川西平原区、川中方山丘陵区之间的分隔体[36]，此界线的南端延展到彭山仙女山，向西至总岗山。以南的区域为丹（棱）眉（山）垄岗台地，整体表现侏罗系砾岩、砂砾岩，仙女山山顶平台为山原期（剑山期）夷平面。四川盆地内第四纪未出现冰川，无所谓冰碛，泥砾层并非因冰水堆积，而是河流冲积所致。常见的层序总结于表2。雅安期阶地，标准的地层包括下部Q2层，基本不含水，单位涌水量<0.22升/秒·米；中部冲积、洪积的Q3层，厚10-20m，含水甚丰沛，涌水量1.2-11.6升/秒·米[19]；顶部Q4层，粘土源于西北、华北黄土区，由风力携带堆积，掩覆在各级阶地上。因上部被剥蚀，Q3层的水经常出露。惠陵台面十分平坦，富含植物腐殖质，属于第四级松林坡期阶地，高15m。从剖面观察，自下而上过渡为Q2～Q3，Q4覆盖表面。全新统风成的粘土层仅厚0.3m，棕褐色。而上更新统上部的河相层厚约15-20m，浅黄色粘土，疏松多孔，未胶结；下部过渡为粉砂。中更新统砂土层，下更新统砾石层。台顶生有很多行列整齐的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其北布满灌丛，西北缘有几株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栎林约在13世纪长成，喜温润，枝叶繁茂。台地南在塘旁与资阳期阶地以缓坡相接，而东、西侧沿的坡面很陡，见2012年拍摄的图1。Q2层隔水，承压水埋藏在其上，Q3层潜水出露，潭水可供浇灌。
4 古籍佐证
从官私善本中找出多首相关士大夫的诗句，胪列如下。这些描述虽然隐晦，可判断双流陵区曾经祠庙共存，但后已无祠：徐颿《昭烈帝庙》“汉家抔土藏弓剑”。杜甫作吟咏玄德身故的律诗，《咏怀古迹》之四“腊走村翁”。晚唐李商隐《武侯庙古柏》提及“成外江畔”，外江即沙黑总河沟通岷江的水系墓靠近岷江。《文苑英华》卷八一四吕温《诸葛武侯庙记》，曰“因山分力，张为龙形”[21]，是河、山、村环境的写照。
十国徐太妃游览，题述景詩《游丈人观谒先帝御容》“还同在禁闱”，亦《题金华宫》“雨涤前山净”。陆文杰《谒惠陵》载“谁藏弓剑边”。黄庭坚贬谪到黔州，足迹踏至巴蜀。鲁直在青神答谢友人史铸（应之），作《谢应之》“席上龙语”，巧妙隐喻墓主当年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惊雷失箸的典故。范成大帅蜀，陆游被揽入范幕中，留下有关的诗。如《故山》“僧趁寺楼”。看来范、陆踏青同游，到访陵庙，互相呼应酬答。方象瑛《谒昭烈惠陵》“殿森封剑”。查龠《登卧龙山次韵》七言诗“山巅祠貌俨丹青，……诗成试语庙中僧”。王十朋《登卧龙山》“我辈逢山眼即青，卧龙顶上喜同登”。1914年铅印《全蜀艺文志》，卷37上收录十朋《移建武侯祠记》，乾道年迁祠告成，末赋描写格局“江之湄，龙兮龙兮，隔清瀼”。湄即河岸，暗示祠在府河东岸，同刘墓隔涧遥遥相望。由于弯曲河床径流的侧蚀作用，凹岸侵蚀、凸岸堆积，此处的河道向东移动了几里。从以上陈述推断，唐代人们仍知晓真墓的确切地点，行腊祭之礼。后祠庙被胥吏封禁为衙署重地，仅向官宦雅士开放。将茔域的人口迁移当作社会治安管理，具体陵址自南宋起逐渐失传。 本区在明清之交的兵燹中又遭受劫难，张献忠屠川，实际上充当官军的刽子手[37]。他与杨展战于彭山江口。据说张将军骑马过茔村西的将军桥，故名将军村。村南有个填尸的大凼“万人坑”。清廷实行湖广填四川，移民不情愿地被双手绑缚、押解而行，风俗流传到现代，有人依旧背手走路。部分村民从麻城迁来。1847年太平军活动，造成户口锐减，经历这场屠戮、迁徙，陵山在百姓中鲜为人知。惟有陆象拱《谒昭烈陵》“原庙衣冠闭”。吴省钦《武侯祠》“犹有衣冠熊虎墓”。潘时彤（紫垣）诗《培修昭烈帝惠陵纪事》“城南三里余，岿然峙丘阜，云是昭烈陵”。徐念高《惠陵》“只今熊虎衣冠墓”。民国《地名大辞典》曰惠陵在华阳县西南[38]。
《三国演义》最初蕴涵尊魏抑蜀的格调，为汉末陶谦、应劭所撰。截至第57回“耒阳县凤雏理事”，到建安十二年（208）冬十二月、赤壁战前，即西晋谯周、叶逢春刊本。第53至56回把孙吴润州写为南徐（州），是东晋、南朝侨置镇江的称谓，相对于北徐州而言。说明该书因袭《汉晋春秋》，作者徐道覆、高则成（晦叔）。据《晋书·宗室列传》校勘记，永嘉元年（307）汲桑为成都王司马穎安葬，而此时刘备棺椁由武侯祠移放至永安镇。曹操高陵亦迁址下葬。南方卢循、孙恩起义，干扰了他们的著述。确庵（田汝成）、耐庵署为《靖康稗史》作者，却非同代人。此书序言“藏临安顾氏已三世，……绝笔于梓宫南返”时，三世指玄德崩薨至移陵的84年。丁卯岁（367年）确庵拿到演义稿本。而施耐庵、罗贯中本尊刘抑曹[39]，奉蜀为正统，元末在蓉城安定的环境下编撰。它虽属历史小说，但内容并非全然子虚乌有。
5 结语
茔区的原始风貌遗留较好，乡村房屋、公路修于不可耕耘的土壤。东有鹿溪河、府河，西有杨柳河、岷江，在流水出入的水口──天门、地户浦溆均有山丘（护砂）阻隔，且绵长数十里。西北江安河谓之来水的天门；江口镇旁岷江、府河汇流处是去水的地户，彭祖山、仁寿玉屏山在东遮挡。元帝以前的皇陵兆域四周不设围栏，此地符合这一特征，外围不见垣迹。因三国战乱纷争，建筑都简易。推测刘备及二位夫人墓位于牧马山东起的第3条列、西起的第4条列，就山势，无封土，面对府河。隶属于双流永安镇将军村（三新村），距成都28km，见图2。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早逝，后主批准移柩同备合埋。穆皇后吴氏薨，又合葬于惠陵。墓穴应修筑于含水极少的Q2层，穴顶高程约505m。十陵镇的明蜀僖王朱友埙、昭王朱宾瀚二陵的地宫掘于该层，未受地下水腐蚀。河北满城的汉中山靖王墓凿于山峦中，三峰相连，左右两峰对峙[40]。备为刘胜皇胄苗裔，故陵山模仿胜墓状，但朝向不同。
笔者2004年春以来经过多次走访调查，得到印证。安息（阿富汗）太子安世高涅槃，天台宗由蜀–身毒道直接流入巴蜀。玄德生性仁慈怯懦，信奉佛教，东吴曾于京口北崮山（焦山）甘露寺招赘他，故其墓的宗庙属天台宗寺院。祖庙即蚕丛祠（白塔寺），在陈武帝、唐武宗废黜后不存，搬迁到射洪金华庵。康定二年（561）郫县知县赵可度于严遵墓旁重修平乐寺，殿脊、佛龛有金龙饰品。东侧三昭庙为金华庵、大悲院（观音寺）、大佛寺，属汉晋楼榭气概。西侧三穆庙为观音寺、龙门寺、法王寺（天皇寺），均在岷江以西。东汉承袭新莽的木德而尚火德，蜀汉以刘氏自居，亦尚火德，庙宇呈红色。金华庵为木架结构，内存刘关张三兄弟的塑像，金华庵门柱、大佛寺屋脊翼角有龙形雕塑。新津观音寺的殿柱、烛台、壁雕，彭山龙门寺殿柱、屋脊有龙状饰品。彭祖山，汉光武帝刘秀曾在此避祸，遇邑女得救，登基后敕封为仙女山。于山顶立慧光寺，屋脊、佛龛有龙形木雕。这些风物都表征王室所用。
坚持唯物史观，利用写实主义的典籍，结合实地踏看。从文献校核的角度，去伪存真，拨开迷雾，揭示规律。对人物、时期、事件的来龙去脉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按堪舆思想的精髓，帝后墓选址在中东部山系的几条主干，灵寝植有松树。孔明设疑冢有先例，为玄德立冢就效法于此，它们可能安葬过梓棺，陪葬物品，但真墓在永安镇，迄今未遭盗掘。七个寺庙给寂寥的圹野平添风采，布局同京郊昌平的明十三陵很类似，以祖陵──孝宗朱祐樘泰陵为中心，长、永、昭、定、德、思六陵分列两旁，方位恰与惠陵的七庙拟合。廖均卿、刘基精通风水之学，是周易的继衣钵者，为明帝确定墓址就同孔明如出一辙。蜀茔域未见神道、石碑、石像、汉阙或牌坊，墓茔处无罗城、明楼。佛寺将孝道思想和神权祭祀融为一体，勉励群众常怀虔诚敬畏之心，恪守嫡亲家族的伦理，构建社会秩序。
致谢：
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提供查阅书刊资料的便利条件。承蒙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心惠赠地质图。
参考文献
[1]吴汝康，贾兰坡.周口店新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J].古生物学报古生物学报，1954（3）：3-24 84-90.
[2]韩康信，陆庆伍，张振标.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J].考古学报，1974，（2）：125-141.
[3]Baber E C. Travel and Research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R]. Le Journal of Asiatipple， 1916，2：281.
[4]金毓黻.辽金旧墓记[A].东北丛刊第七期[C].沈阳：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1930.
[5]Graham D C. Ancient White Wen’s Graves in Szechwan [A].Chengdu：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C].1932，5：75.
[6]Cheng Te-kun. 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A].Cambridg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1946，9（2）：63-80. [7]沈仲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东汉砖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5，（3）：35-49.
[8]姚孝遂.“人牲”和“人殉”[J].史学月刊，1960，（9）：33-37.
[9]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5）：59-68.
[10]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J].四川文物，1986，（1）：60-66.
[11]翁文灏.中国山脉考[A].见：科学第九卷第十期[C].上海：中国科学社，1925.
[1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 赵希涛，耿秀山，张景文.中国东部20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J].海洋学报，1979，1（2）：269-281.
[14]周廷儒，任森厚.中國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194-204.
[15]赵贵林.刘备墓今在何方？[J].红岩春秋，2008，（5）：93-96.
[16]曲永新，赵希涛，汪集旸.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保存的地质条件[J].地质科学，1976，11（1）：88-96.
[17]后德俊.试论西汉古尸的保存原因[J].江汉考古，1981，（S1）：110-115.
[18]谭良啸.刘备墓及真伪考辨[J].四川文物，1987，（1）：54-57.
[19]四川省地质局.四川水文地质专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45-151.
[20]唐作藩，蒋绍愚，张万起，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1]（北宋）李昉，宋白，徐铉，等.文苑英华（第五、六册）[C].北京：中华书局，1966.
[22]（南宋）任渊.重修先主庙记[A].见：（南宋）扈仲荣，杨汝明，费士威，等.成都文类（下册）[C].丰台：中华书局，2011：644.
[23]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1）：1-27，101-104.
[24]钟大全.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J].文物，1982，（3）：15-20.
[2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一、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五册）[Z].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27]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4-17.
[28]郭沫若，尹达.中国史稿地图集[Z].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
[29]商承祚.四川新津等地汉崖墓砖墓考略[A].金陵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C].成都：私立金陵大学，1940：1-18.
[30]邓伯清.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J].考古，1959，（8）：419-429.
[31]刘淑珍，沈镇兴.四川省县级农业地貌区划及耕地分布规律研究[M].龙泉驿：成都地图出版社，1990：12-15.
[32]刘宝珺，曾允孚.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M]. 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98-105.
[33]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J].考古，1973，（2）：92-107.
[34]周昆叔.北京环境考古[J].第四纪研究，1989，9（1）：84-94.
[35]刘兴诗.四川盆地的第四系[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36]任美锷，杨纫章，包浩生.中国自然地理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7]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J].历史研究，1957，（1）：47-57.
[38]谢寿昌，臧励龢，殷惟龢，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895.
[39]王利器.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J].社会科学战线，1983，（1）：286-289.
[40]姚苑真.满城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1981，（6）：561-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