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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水茫茫下江东，淘出几英雄，南北开战局，中原儿女说蒋公；万里长江销铁锁，血战水流红，胡儿出关去，辽阳风雨销离官。三千余年专制毒，一旦扫而空，收拾民国旧山河，还我中国中；二十世纪华盛顿，吾国喜再逢，汉家绘功臣，麟阁画君第一功!
这首《澧县欢迎翊武公乐歌》是当年澧县议会议长宋云涛在蒋翊武回乡省亲时写的，这首歌把蒋翊武比之为二十世纪的华盛顿。蒋翊武是被孙中山称为“开国元勋”的人物，他的名字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分不开。
1884年12月，蒋翊武生于湖南澧县一城市平民家庭，二十岁时加入革命团体华兴会，参加华兴会起义，由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11年1月，在湖北新军中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任社长，文学社迅速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1911年9月，与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组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经浴血奋战，首义成功，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随后，先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嗣继黄兴任总司令，直到南北停战议和。1913年回湘策动反袁，失败后在广西全州被捕，10月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享年不到二十九岁。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桂林看到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蒋翊武先生就义处”。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北伐，在桂林时专程到蒋翊武殉难处凭吊，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在该碑正面。据查，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惟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蒋翊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不仅仅因为他是辛亥革命时的风云人物、推翻满清专制的开国元勋，还因为他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具有高风亮节的革命家。
不争权。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相比之下，文学社比另一个革命团体、主要由湖北人组成的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早得多，对新军的影响要大得多，对武昌起义的贡献也要大得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万鸿阶对蒋翊武不谋求成为起义成功后革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督一职曾不理解。他回忆说：“我私将刘九穗、蒋翊武引到一旁问道：‘文学社人数最多，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何以不作都督。’蒋先答道：‘在湖北起义，自以湖北人为首领适宜。’……蒋郑重告我说：‘……不过革命党人素不争权夺利，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老弟以为如何?”作为武昌首义的总指挥，蒋翊武理所当然应该在军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在共进会的操纵和蒋翊武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军政府给蒋预留的位置却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孙武地位反在他总指挥之上，成了军务部部长，不少共进会的人，甚至非革命党人也担任了政府其他部的部长。蒋翊武却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争权夺利，而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于是，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汉口军政分府的建设、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中。当军政府对武昌防御忧心忡忡之时，蒋翊武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总司令，对武昌防御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南北议和、枪声刚停，某些政客不甘心他出人头地，马上策划以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取代了蒋的总司令的职务，使蒋大权再次旁落。蒋又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出任“北军招抚使”，积极策反北军，且卓有成效。如果不是他不争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就难以融合，武昌起义的历史也许要重新改写。
不拉山头。首义领导者中，以“三武”最有名，其中孙武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期，他到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张振武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过程中，曾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党人，但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却停留在比较狭隘的层面上，后来也是“民社”的发起人之一，许多言行明显倾向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当孙中山被迫下野，同盟会处于困难之际，唯独蒋翊武立场坚定，不改初衷，继续追随孙中山，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这是他有别于另外“二武”的一个根本方面。一向压抑文学社的共进会成员李作栋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还说：“刘公才干不如孙武，孙武品质不如翊武。”他的胸襟又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无私无畏，起义胜利后，党人、政客纷纷自立山头，出现了人人扩军、个个争地盘的局面，新的军阀比比皆是，而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一个兵和一寸土地。
不搞特殊化。当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曾打算对官长实行高薪，蒋翊武带头竭力反对。军政府中不少人也力主对官长实行高薪，原因很简单，军政府中不少高官并非革命党人，不久前还是满清官吏，例如担任军政府民政部长的汤化龙不久前还是湖北咨议局议长。由于蒋翊武等革命党人态度坚决，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二十元，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个规定表现了蒋和起义初期革命志士们积极向上、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要知道黎元洪当协统时的月薪比被迫出任都督后二十元的月薪要高数十倍。南北统一、袁世凯任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之后，黎月薪是一万元，是他都督月薪的五百倍。蒋翊武南北统一后被袁世凯任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每月薪俸也高达八百元。但对此等高官厚禄，蒋翊武毫不为之所动，当即予以拒绝。
不图虚名。1912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日时，袁世凯授予在武昌起义和各地反正中有功之士以军衔，并在10月12日、13日的《申报》上予以公布。蒋翊武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并授予文虎章一枚，勋二位。他推辞没有接受。1912年，蒋翊武回家乡省亲。自1909年秋天离开家乡，蒋翊武已有三年没有回去过。时隔三载，蒋由一个普通平常的小青年，已变成一个组织武昌起义、颠覆千年专制、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物。他在武汉组织文学社和筹划武昌起义的英雄事迹，更是早已在他的家乡广为流传。当他即将荣回故里的消息传来，澧州(此时的澧洲由直隶州改为澧州行政厅)各界予以热烈的期盼和隆重欢迎，在他将要经过的地方，张灯结彩，澧州行政厅还将县城的“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然而，蒋并不希掣惊动各方，也不希望自己的到来给地方增添麻烦和耗费金钱。他从长沙乘船到津市，然后弃舟步行二十里，绕道小南门进城，于黄昏时不露声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蒋家原住丁公桥，辛亥光复后，其父亲蒋定照以一百多串钱在老二府街西头二十五号买了一幢旧屋，略加整修，全家搬人。蒋翊武这次回澧州， 就下榻这里。次日，澧州行政厅要员纷纷来家拜访蒋翊武，他对乡人申明，自已“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希望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桥梁、街道、门楼恢复过来。
不怕死。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时蒋翊武正在澧县，他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蒋翊武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率湘鄂联军第三军、湖南讨袁军第一军驻岳阳，发布讨袁檄文。讨袁失败后，蒋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时，被巡防统领秦步衢逮捕械送桂林。袁世凯电令广西方面将他就地枪决。蒋看了电报，索纸要笔，为遗腹子取名，留下了给父母亲等的三封遗书，同时，写下《绝命涛》网首。表达了他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及对后人的期待：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
广西督军陈炳焜谋救无效，第二天，他被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载：“惜夫!公成仁，督军陈炳焜先生设筵饯公，全军士官一争进洒，酒酣，公从容告陈及诸将士曰：‘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闻者皆痛呼民国万岁!其成仁取义之精神，即后日民国再造的因素。”行刑时，蒋翊武身穿白色丝绸服装，从容走出监狱，怒骂黎元洪、袁世凯“谋杀元勋，弁鬓约法，拔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他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宣讲革命，听众动容，围观者无数，有些为之痛哭。行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有变，突然从背后向蒋开枪，时为1913年9月9日。
为什么蒋翊武能不争权，不拉山头，不搞特殊化，不图虚名，特别是能不怕死?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几千年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已植根于他的脑海，他总是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之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国实具天职”。正因为他把爱国看做“天职”，才敢于舍生忘死，揭竿而起，果断发动武昌起义，埋葬几千年封建专制；才能够做到每当新的共和国遇到危险时，他总是单枪匹马冲在第一线，袁世凯的高官厚禄也动摇不了他反对专制、捍卫共和的信念；才能够从不言败，从不气馁，为共和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蒋两位夫人刘玉珍、刘玉琴均已身怀有孕，为了全心全意地开展革命运动，为了不让刘氏姊妹和尚未出生的子女受到惊吓，他将刘氏姊妹安排到相对比较安全的上海暂居，然后迅速返回武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袁武装起义的准备之中，直至英勇就义。南社著名诗人成本璞对蒋翊武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英雄本色钦佩感念不已，特题一绝：
马革沙场君莫嗟，匈奴未灭岂为家。
桂林亦有青青柳，愁绝当年姊妹花。
这首《澧县欢迎翊武公乐歌》是当年澧县议会议长宋云涛在蒋翊武回乡省亲时写的，这首歌把蒋翊武比之为二十世纪的华盛顿。蒋翊武是被孙中山称为“开国元勋”的人物，他的名字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分不开。
1884年12月，蒋翊武生于湖南澧县一城市平民家庭，二十岁时加入革命团体华兴会，参加华兴会起义，由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11年1月，在湖北新军中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任社长，文学社迅速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1911年9月，与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组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经浴血奋战，首义成功，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随后，先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嗣继黄兴任总司令，直到南北停战议和。1913年回湘策动反袁，失败后在广西全州被捕，10月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享年不到二十九岁。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桂林看到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蒋翊武先生就义处”。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北伐，在桂林时专程到蒋翊武殉难处凭吊，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在该碑正面。据查，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惟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蒋翊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不仅仅因为他是辛亥革命时的风云人物、推翻满清专制的开国元勋，还因为他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具有高风亮节的革命家。
不争权。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相比之下，文学社比另一个革命团体、主要由湖北人组成的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早得多，对新军的影响要大得多，对武昌起义的贡献也要大得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万鸿阶对蒋翊武不谋求成为起义成功后革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督一职曾不理解。他回忆说：“我私将刘九穗、蒋翊武引到一旁问道：‘文学社人数最多，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何以不作都督。’蒋先答道：‘在湖北起义，自以湖北人为首领适宜。’……蒋郑重告我说：‘……不过革命党人素不争权夺利，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老弟以为如何?”作为武昌首义的总指挥，蒋翊武理所当然应该在军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在共进会的操纵和蒋翊武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军政府给蒋预留的位置却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孙武地位反在他总指挥之上，成了军务部部长，不少共进会的人，甚至非革命党人也担任了政府其他部的部长。蒋翊武却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争权夺利，而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于是，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汉口军政分府的建设、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中。当军政府对武昌防御忧心忡忡之时，蒋翊武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总司令，对武昌防御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南北议和、枪声刚停，某些政客不甘心他出人头地，马上策划以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取代了蒋的总司令的职务，使蒋大权再次旁落。蒋又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出任“北军招抚使”，积极策反北军，且卓有成效。如果不是他不争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就难以融合，武昌起义的历史也许要重新改写。
不拉山头。首义领导者中，以“三武”最有名，其中孙武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期，他到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张振武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过程中，曾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党人，但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却停留在比较狭隘的层面上，后来也是“民社”的发起人之一，许多言行明显倾向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当孙中山被迫下野，同盟会处于困难之际，唯独蒋翊武立场坚定，不改初衷，继续追随孙中山，将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这是他有别于另外“二武”的一个根本方面。一向压抑文学社的共进会成员李作栋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还说：“刘公才干不如孙武，孙武品质不如翊武。”他的胸襟又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无私无畏，起义胜利后，党人、政客纷纷自立山头，出现了人人扩军、个个争地盘的局面，新的军阀比比皆是，而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一个兵和一寸土地。
不搞特殊化。当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曾打算对官长实行高薪，蒋翊武带头竭力反对。军政府中不少人也力主对官长实行高薪，原因很简单，军政府中不少高官并非革命党人，不久前还是满清官吏，例如担任军政府民政部长的汤化龙不久前还是湖北咨议局议长。由于蒋翊武等革命党人态度坚决，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二十元，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个规定表现了蒋和起义初期革命志士们积极向上、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要知道黎元洪当协统时的月薪比被迫出任都督后二十元的月薪要高数十倍。南北统一、袁世凯任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之后，黎月薪是一万元，是他都督月薪的五百倍。蒋翊武南北统一后被袁世凯任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每月薪俸也高达八百元。但对此等高官厚禄，蒋翊武毫不为之所动，当即予以拒绝。
不图虚名。1912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日时，袁世凯授予在武昌起义和各地反正中有功之士以军衔，并在10月12日、13日的《申报》上予以公布。蒋翊武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并授予文虎章一枚，勋二位。他推辞没有接受。1912年，蒋翊武回家乡省亲。自1909年秋天离开家乡，蒋翊武已有三年没有回去过。时隔三载，蒋由一个普通平常的小青年，已变成一个组织武昌起义、颠覆千年专制、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物。他在武汉组织文学社和筹划武昌起义的英雄事迹，更是早已在他的家乡广为流传。当他即将荣回故里的消息传来，澧州(此时的澧洲由直隶州改为澧州行政厅)各界予以热烈的期盼和隆重欢迎，在他将要经过的地方，张灯结彩，澧州行政厅还将县城的“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然而，蒋并不希掣惊动各方，也不希望自己的到来给地方增添麻烦和耗费金钱。他从长沙乘船到津市，然后弃舟步行二十里，绕道小南门进城，于黄昏时不露声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蒋家原住丁公桥，辛亥光复后，其父亲蒋定照以一百多串钱在老二府街西头二十五号买了一幢旧屋，略加整修，全家搬人。蒋翊武这次回澧州， 就下榻这里。次日，澧州行政厅要员纷纷来家拜访蒋翊武，他对乡人申明，自已“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希望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桥梁、街道、门楼恢复过来。
不怕死。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时蒋翊武正在澧县，他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蒋翊武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率湘鄂联军第三军、湖南讨袁军第一军驻岳阳，发布讨袁檄文。讨袁失败后，蒋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时，被巡防统领秦步衢逮捕械送桂林。袁世凯电令广西方面将他就地枪决。蒋看了电报，索纸要笔，为遗腹子取名，留下了给父母亲等的三封遗书，同时，写下《绝命涛》网首。表达了他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及对后人的期待：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
广西督军陈炳焜谋救无效，第二天，他被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载：“惜夫!公成仁，督军陈炳焜先生设筵饯公，全军士官一争进洒，酒酣，公从容告陈及诸将士曰：‘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闻者皆痛呼民国万岁!其成仁取义之精神，即后日民国再造的因素。”行刑时，蒋翊武身穿白色丝绸服装，从容走出监狱，怒骂黎元洪、袁世凯“谋杀元勋，弁鬓约法，拔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他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宣讲革命，听众动容，围观者无数，有些为之痛哭。行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有变，突然从背后向蒋开枪，时为1913年9月9日。
为什么蒋翊武能不争权，不拉山头，不搞特殊化，不图虚名，特别是能不怕死?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几千年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已植根于他的脑海，他总是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之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国实具天职”。正因为他把爱国看做“天职”，才敢于舍生忘死，揭竿而起，果断发动武昌起义，埋葬几千年封建专制；才能够做到每当新的共和国遇到危险时，他总是单枪匹马冲在第一线，袁世凯的高官厚禄也动摇不了他反对专制、捍卫共和的信念；才能够从不言败，从不气馁，为共和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蒋两位夫人刘玉珍、刘玉琴均已身怀有孕，为了全心全意地开展革命运动，为了不让刘氏姊妹和尚未出生的子女受到惊吓，他将刘氏姊妹安排到相对比较安全的上海暂居，然后迅速返回武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袁武装起义的准备之中，直至英勇就义。南社著名诗人成本璞对蒋翊武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英雄本色钦佩感念不已，特题一绝：
马革沙场君莫嗟，匈奴未灭岂为家。
桂林亦有青青柳，愁绝当年姊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