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清光绪十年)的京通电报工程相当低调，尤其是当工程接近北京的时候。(需要说明一下，本文中的电报是有线电报的简称。)电报线在通州至东便门段是架空明线，进入东便门后下潜至护城河底——水下电缆，到达崇文门后，以“不似触目”的方式登陆——使用区别于标准规格的“极细铜线”和“特制红漆木杆”。此时，关于电报的争论仍在北京城内继续，工程的格外低调显然是为了照顾保守人士的神经。
　　这场电报之争始于此前的20多年。最早的关于建设电报的呼声来自洋人。1859年，法国钦差给恭亲王寄了一台电报机，被恭亲王“以为无用相却”。彼时，连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水底电缆已经开通，穿越大西洋的电缆也在酝酿中，电报在全球贸易网中担当重任。而中国的信息传递仍然处于“马上飞递”阶段。北京与广州之间的通信，按照普通驿传速度需要30—35天；以“五百里加急”需16～19天，至于有可能导致跑毙马匹的“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所谓的“廷寄”标准)，从广州驿传至北京的时限为32天(茅海建《天朝崩溃》，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在水路方面轮船参与了邮递。靠轮船传递的上海至京师的通信需要6～7天。 (光绪六年李鸿章奏折)
　　
　　争论了二十年
　　
　　一封发自巴黎的电报由雅加达转到北京，“它从巴黎到雅加达只用了两天时间，可是从雅加达到达我这里(北京)却花了整整14天。”“至今电报还不能直达北京，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赫德通信集》)
　　将中华帝国，尤其是帝国首都纳入全球电报网的要求变得“极为必需，而且重要”(美国国务卿给美驻华公使的训令)。1862年，俄国公使提出“照会”，要求架设从京师到天津的电报线，并在1865年的冬天，由来自俄国的技师在俄驻京使馆架线安机，请清朝大员们前来参观，并提出在北京与恰克图架电报线的要求。尽管参观过电报的官员普遍表示欣赏，但对“让电报登陆中国”却一致反对——担心外国人因承办电报而抢占通讯先机，或是以电报为媒介，散布对政府的不利言论，担心由于民间毁坏电杆电线而引发国际官司，担心电线对风水和王气产生负面影响。
　　让我们回到京通线建成的1884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北京真正成为了全球电报网的一端。此前，上海，天津曾先后代理过北京的电报业务。1881年，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谈判伊犁问题，他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先到上海，再由轮船或驿递传至北京。而1881年～1884年京通线投入使用前(此时正值中法战争)，由龙州(现广西南部)方面来的电报也是先到天津再驿传到北京(津沪电报线于1881年年底正式开放营业)。
　　
　　崇文门的“苏伊士”
　　
　　电报作为实体进入了北京。极细的铜线开始切割北京的天空，电杆上的红漆除了拥有所谓的“辟邪”力量之外，也提醒了市民，“勿动，此乃官产”，这些电杆和电线由九门提督派兵分段看守。按《北京志’电信志》的说法，最初，北京仅有几部手键一听抄的人工莫尔斯台式电报终端，可以随处安放，无需市电供电，普通房间里安装一两条外线即可通报。因此早期的电报局(所)多为腾挪或租赁的房舍。专收官电的官电局设在泡子河的吕公堂(现北京火车站一带)，收发商民电报兼收官报的商电局设在喜鹊胡同(现崇文门外喜悦胡同)，电报局仿照商店的形式设有柜台对外收发官商电报，商电局因为有发报业务因此比官电局多设一个柜台。
　　电报在中国的使用曾被认为是与苏伊士运河通航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之大事。对于政府和在京的商家来说，北京的电报局也成了连接京师与全国乃至世界的运河。尽管这条运河并不能做到时时畅通。发报是按照电报重要性排序，不重要的商报有时要排两天的队才能发出。
　　按照中国电报总局的规定电报局“每日早七点钟开至晚十点钟”，但电报局的员工可能由于战事而“日夜值班，刻无暇冕”(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折)。电报局的员工会因稽延、错报和漏报受到处分，官电局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尤为严厉。尽管如此，电报局的职位，尤其是报生及其以上的职位，由于能按年份升迁或加薪，对时人充满诱惑。进入民国后，邮电连同铁路、银行、海关被冠以“四只金饭碗”的美称。
　　至于收报，接到的电报经译电处理后，由专人步行投递到户(直到1929年才改用自行车代步)——当时的电报用户主要为官衙和大商号。很多大商户为了及时收到电报会派人到电报局等待领取。1907年，北京电报中心局在东长安街建成后，电报的投递范围是以北京东长安街报房为中心，方圆约5公里的区域，超过这个范围需要加收每公里银元2分的费用。
　　
　　电报和市民生活的距离
　　
　　按照1894年的收费标准，国内普通电报资费为同府每字银元0.05元，同省银元0.10元，省际每隔一省加收银元0.02元。而国际电报，根据中国官督商办电报总局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在1887年签订的三方合同，由中国发往欧美各国(俄国除外)的电报，每字5.5金法郎。而清末，民信局跨省送信的收费标准是20～200文。一文也就是一枚铜钱，而当时的1银元可以兑换1000多枚铜钱。用200文只能从北京向山东发一个半字的电报。
　　因此，电报并非普通市民的选择。对于政府来说。花费较电报低廉的驿传也仍有价值。驿传和一个全长4万多华里，远至朝鲜、恰可图(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迪化(现乌鲁木齐)，经人工转报可以通达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电报网并存了很长时间，对于不那么急的“照例寻常事件”，政府仍然用驿传来投递“以节靡费”。
　　新闻 度充当了电报和市民生活间媒介。《申报》从1882年开辟了“本报电音”专栏，刊登新闻电报。当年10月24日，顺天乡试发榜，《申报》驻京“访报人”连夜将江浙皖三省士子中榜名单送往天津，当时津沪电报线已经开通，榜单经电传至上海，于10月25日见报，从而引起轰动(《电报与近代报业》刘磊)。1890年后，电报局增设了半价新闻电报的业务。实际上是电报以及其后的通讯技术，让报纸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新闻性。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后，北京政府要求各地电报局不许拍发相关电报，也可以作为电报对新闻所作贡献的注脚，还有研究者喜欢提及的关于电报对文化的作用，按字收费的电报帮助清朝大员去掉了公文的冗词和赘句，一种区别于旧公文的新文体“电牍”出现了，在“电牍”中四六骈文和咬文嚼字的现象大大减少。
　　
　　(责任编辑　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