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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周有光先生是中国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如今虽已年过百岁,仍在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周先生在语文现代化、比较文字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被载入史册。本期刊发周先生在科技名词方面所作的一些思考,以飨读者。在本文的约稿和定稿过程中,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冯志伟研究员为本刊提供了种种帮助,一并在此致谢。
摘 要:发展科技术语是国家进行科技、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是选择术语民族化还是国际化,抑或二者兼容,是中文术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现代汉语语词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日本式的音译术语的道路。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是当前行之有效的选择。
关键词:术语,民族化,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N04;H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0)01-0008-03
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minology
ZHOU Youguang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erminology is the important work in development of nation. Nationalization 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both, is of impor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rminology.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words,the road of Japanes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term can not be taken in China. It is the best choice to base on both 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urrently.
Keywords:terminology, 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二次大战以后,新兴国家都对本国语文进行新的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科技术语。东方的文明古国如中国和日本,一百年来一直以发展科技术语作为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工作。
日本和中国的科技术语,遇到一个原则性问题:术语民族化,还是术语国际化,或者走中间道路,即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
任何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都必须同时吸收外来术语。日本在历史上曾经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术语。第一次是吸收中国儒家文化,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吸收儒家术语。第二次是从中国吸收佛教文化,学习中文翻译的印度佛经,吸收中国式的佛教术语。第三次是学习西洋文化,吸收西洋科学术语,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日本翻译西洋科技术语,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用汉字意译,这又分为创造新汉字和利用原有汉字。例如“腺”和“癌”是日本创造的新汉字。另外,日本利用原有汉字和中国原有用法,创造了如“社会学”“物理学”等许多术语,不久传到中国,代替了中国译名“群学”“格致学”等。
第二阶段,日本放弃意译术语,改用音译术语,利用“片假名”翻译西洋科技术语。这是日本术语的一大变化,从“术语民族化”改为“术语国际化”。高本汉讲过,日本术语的国际化是一件大事,值得中国好好学习。可是,在日本,今天还有人反对音译的国际化术语,理由是群众看不懂、记不住。一长串的音译名词,的确难读、难记。
1986年日本举行一次“汉字文化的历史和将来”学术演讲会,笔者是被邀参加演讲的人之一。在这次演讲会中,有的日本学者主张日本术语改用汉字意译,以便群众了解和学习。这个倡议虽然也有人附和,但是很难实行。因为日本在国际化的音译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再走回头路不太可能。而且,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一年产生的新术语不计其数,完全用意译是难以跟上国际步伐的。
中国吸收西洋术语,也经过了两个阶段:起初是创造新汉字的单音节术语,后来是创造意译的双音节术语,以及以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
中文元素名称大多数是创造新汉字来翻译的,例如“氢”“氧”等等。新元素“104(Rf)”定名为“钅卢”,“105(Ha)”定名为“钅罕”。可是,“106(Unh)”“107(Uns)”“108(Uno)”“109(Une)”,如何创造新汉字呢?不是造字遇到了困难,造字有的是部首和声旁,再造几百个也不难,问题发生在应当不应当再造新汉字?汉字本来是可以随时增加添造的。用汉字作为符号,形象鲜明,容易辨认,也适合文言书面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特点。
但是,时代在前进,语言和汉文都产生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文体从文言改为白话,语词从以单音节词为主改变为以双音节词为主。有人提出“现代汉字”要有定量,要停止新造汉字,计算机用字要求标准化等问题。术语不仅要写出来看得懂,还要念出来听得懂,以适应传声技术的时代要求。念出来听不懂的术语,以及有同音混淆的术语,不再是理想的术语。在这些新要求面前,也不得不再度思考中国的术语问题了。
日本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词,大都用现成汉字,不造新汉字,采取两个汉字翻译一个名词,用汉语读起来都是双音节词。这些条件使日本社会科学术语能够大量传到中国。中国无法借用日本用片假名音译的科技术语,于是自己用已有汉字按照原文意思“意译”科技术语,取得丰硕的成果。例如:laser原来音译“莱塞”(台湾音译“镭射”),后来改为意译,译成“激光”,受到社会欢迎,现在已经通行了。意译创造的双音节术语,以及以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意义明白,容易理解,说来上口,听来好懂。但是,意译定名,速度太慢。从音译“莱塞”到意译“激光”,经过十年以上。“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如何等得及呢?而且,意译名词在各部门间和各地区间(例如大陆和台湾)难于统一,也不利于国际科技交流。音译和意译的利弊,需要重新加以衡量。这个曾让日本人头痛的问题,也来到了中国。
有人主张,干脆放弃“术语民族化”,坚决走向“术语国际化”。理由是:民族化来自国际化,两套术语并为一套,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便于学习新科技,追赶世界新水平。这是日本的成功道路,也必然是中国的成功道路。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实际问题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文化有层次性,科技教育有层次性。大众科技教育和专业科技教育不同。大众需要术语民族化,以便理解和学习。术语国际化主要适用于具备较高专业水平的科技工作者。从已经规模庞大的民族化术语,改为国际化术语,是一件十分巨大的工程。变更太大,难于得到科技界的赞同和人民大众的拥护,实行是不可能的。
日语是多音节语,便于接受外来的多音节词,而且,日文中间有专门表音的片假名。日本有大量借用外来词的历史传统。现代汉语虽然已经从单音节语变成多音节语,但是以双音节化为主,基本上是一种“双音节语”。中文中间不能像日文那样夹进表音符号,没有吸收超过两个音节的外来词的习惯。“德谟克拉西”终于让位于“民主”,就是证明。术语走国际化的道路,必然要吸收大量多音节词,用汉字音译书写,比日本的片假名术语,还要难写、难读、难懂。这跟今天的汉语习惯是格格不入的。
难道中国的术语就不能国际化了吗?也并非如此。术语国际化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而且是长期的教育步骤。首先,可以利用一种国际共同语,作为专业科技教育的辅助媒介。由于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可以学习那些以英语为第一外国语的国家和地区,在专业科技教育中,采用英语课本和英语资料,跟民族化的课本和资料并用。同时,在汉字课本和资料中,以及在各种商品说明中,民族化术语后面,用括弧注明国际化的术语,便于读者进一步阅读外文资料。某些学校和单位已经这样做了,应当加以推广。在信息化时代,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必须接受双语言教育:本国语和国际共同语。本国课本和资料,多半是外文的翻译和改编,这比原文在时间上要晚几年到十几年。时间的差距是最大的敌人,缩短时间的差距是变落后为先进的秘诀。为了及时地吸收先进科技知识,利用以英语资料为主的国际资料是必不可少的。
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逐步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这样做,阻力较小,而收效可能更大。在“科技双术语”教育行之有效以后,再进一步考虑长期的术语决策,就游刃有余了。
应用链接
气候峰会术语大集合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成为近期最火的话题。“《京都议定书》”“碳排放交易”等许多专有名词,你看懂了吗?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因地球温度上升明显,1992年154个国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峰会”,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进一步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候减排文件,被称为《京都议定书》。不过,《京都议定书》迟至2005年2月才生效,美国至今还未批准该文件。
碳排放量(carbon emissions):因应《京都议定书》实施,为方便各国计算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IPCC)设计,以化学当量概念,将燃料中的碳元素含量及燃烧后加入的氧元素含量汇总,计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成为计算人类各种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标准。
碳信用(carbon credit):在经过联合国或联合国认可的减排组织认证的条件下,国家或企业以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或减少开发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因此得到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的碳排放计量单位,又可称为“碳权”。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京都议定书》允许的减少碳排放工具之一,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或技术协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可共同分配因此获得的碳权。
碳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发达国家及一些企业通过自行减排或CDM机制取得碳权,超过《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应减额度时,可将多出的碳权拿到碳排放市场交易。碳排放减少不足的国家或企业,则可到市场购买碳权补足差额(即碳中和)。
碳捕捉与封存(CCS):以科学方法捕捉如火力发电厂、钢铁厂等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并送往安全的地底层或海底封存,如已枯竭的油田、天然气或天然形成的地底贮存库。相关技术仍未进入商业化阶段,且有研究发现,碳捕捉会降低发电效率。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个人、团体或国家的日常活动或产品制造过程中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个人碳排放量的多寡,与日常生活的选择息息相关,如进口食品的碳足迹(食物里程)在加计航运时产生的碳排放量,一定比本地食品高。
(来源:参考消息)
摘 要:发展科技术语是国家进行科技、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是选择术语民族化还是国际化,抑或二者兼容,是中文术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现代汉语语词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日本式的音译术语的道路。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是当前行之有效的选择。
关键词:术语,民族化,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N04;H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0)01-0008-03
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minology
ZHOU Youguang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erminology is the important work in development of nation. Nationalization 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both, is of impor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rminology.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words,the road of Japanes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term can not be taken in China. It is the best choice to base on both 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urrently.
Keywords:terminology, 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二次大战以后,新兴国家都对本国语文进行新的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科技术语。东方的文明古国如中国和日本,一百年来一直以发展科技术语作为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工作。
日本和中国的科技术语,遇到一个原则性问题:术语民族化,还是术语国际化,或者走中间道路,即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
任何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都必须同时吸收外来术语。日本在历史上曾经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术语。第一次是吸收中国儒家文化,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吸收儒家术语。第二次是从中国吸收佛教文化,学习中文翻译的印度佛经,吸收中国式的佛教术语。第三次是学习西洋文化,吸收西洋科学术语,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日本翻译西洋科技术语,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用汉字意译,这又分为创造新汉字和利用原有汉字。例如“腺”和“癌”是日本创造的新汉字。另外,日本利用原有汉字和中国原有用法,创造了如“社会学”“物理学”等许多术语,不久传到中国,代替了中国译名“群学”“格致学”等。
第二阶段,日本放弃意译术语,改用音译术语,利用“片假名”翻译西洋科技术语。这是日本术语的一大变化,从“术语民族化”改为“术语国际化”。高本汉讲过,日本术语的国际化是一件大事,值得中国好好学习。可是,在日本,今天还有人反对音译的国际化术语,理由是群众看不懂、记不住。一长串的音译名词,的确难读、难记。
1986年日本举行一次“汉字文化的历史和将来”学术演讲会,笔者是被邀参加演讲的人之一。在这次演讲会中,有的日本学者主张日本术语改用汉字意译,以便群众了解和学习。这个倡议虽然也有人附和,但是很难实行。因为日本在国际化的音译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再走回头路不太可能。而且,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一年产生的新术语不计其数,完全用意译是难以跟上国际步伐的。
中国吸收西洋术语,也经过了两个阶段:起初是创造新汉字的单音节术语,后来是创造意译的双音节术语,以及以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
中文元素名称大多数是创造新汉字来翻译的,例如“氢”“氧”等等。新元素“104(Rf)”定名为“钅卢”,“105(Ha)”定名为“钅罕”。可是,“106(Unh)”“107(Uns)”“108(Uno)”“109(Une)”,如何创造新汉字呢?不是造字遇到了困难,造字有的是部首和声旁,再造几百个也不难,问题发生在应当不应当再造新汉字?汉字本来是可以随时增加添造的。用汉字作为符号,形象鲜明,容易辨认,也适合文言书面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特点。
但是,时代在前进,语言和汉文都产生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文体从文言改为白话,语词从以单音节词为主改变为以双音节词为主。有人提出“现代汉字”要有定量,要停止新造汉字,计算机用字要求标准化等问题。术语不仅要写出来看得懂,还要念出来听得懂,以适应传声技术的时代要求。念出来听不懂的术语,以及有同音混淆的术语,不再是理想的术语。在这些新要求面前,也不得不再度思考中国的术语问题了。
日本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词,大都用现成汉字,不造新汉字,采取两个汉字翻译一个名词,用汉语读起来都是双音节词。这些条件使日本社会科学术语能够大量传到中国。中国无法借用日本用片假名音译的科技术语,于是自己用已有汉字按照原文意思“意译”科技术语,取得丰硕的成果。例如:laser原来音译“莱塞”(台湾音译“镭射”),后来改为意译,译成“激光”,受到社会欢迎,现在已经通行了。意译创造的双音节术语,以及以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意义明白,容易理解,说来上口,听来好懂。但是,意译定名,速度太慢。从音译“莱塞”到意译“激光”,经过十年以上。“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如何等得及呢?而且,意译名词在各部门间和各地区间(例如大陆和台湾)难于统一,也不利于国际科技交流。音译和意译的利弊,需要重新加以衡量。这个曾让日本人头痛的问题,也来到了中国。
有人主张,干脆放弃“术语民族化”,坚决走向“术语国际化”。理由是:民族化来自国际化,两套术语并为一套,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便于学习新科技,追赶世界新水平。这是日本的成功道路,也必然是中国的成功道路。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实际问题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文化有层次性,科技教育有层次性。大众科技教育和专业科技教育不同。大众需要术语民族化,以便理解和学习。术语国际化主要适用于具备较高专业水平的科技工作者。从已经规模庞大的民族化术语,改为国际化术语,是一件十分巨大的工程。变更太大,难于得到科技界的赞同和人民大众的拥护,实行是不可能的。
日语是多音节语,便于接受外来的多音节词,而且,日文中间有专门表音的片假名。日本有大量借用外来词的历史传统。现代汉语虽然已经从单音节语变成多音节语,但是以双音节化为主,基本上是一种“双音节语”。中文中间不能像日文那样夹进表音符号,没有吸收超过两个音节的外来词的习惯。“德谟克拉西”终于让位于“民主”,就是证明。术语走国际化的道路,必然要吸收大量多音节词,用汉字音译书写,比日本的片假名术语,还要难写、难读、难懂。这跟今天的汉语习惯是格格不入的。
难道中国的术语就不能国际化了吗?也并非如此。术语国际化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而且是长期的教育步骤。首先,可以利用一种国际共同语,作为专业科技教育的辅助媒介。由于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可以学习那些以英语为第一外国语的国家和地区,在专业科技教育中,采用英语课本和英语资料,跟民族化的课本和资料并用。同时,在汉字课本和资料中,以及在各种商品说明中,民族化术语后面,用括弧注明国际化的术语,便于读者进一步阅读外文资料。某些学校和单位已经这样做了,应当加以推广。在信息化时代,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必须接受双语言教育:本国语和国际共同语。本国课本和资料,多半是外文的翻译和改编,这比原文在时间上要晚几年到十几年。时间的差距是最大的敌人,缩短时间的差距是变落后为先进的秘诀。为了及时地吸收先进科技知识,利用以英语资料为主的国际资料是必不可少的。
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逐步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这样做,阻力较小,而收效可能更大。在“科技双术语”教育行之有效以后,再进一步考虑长期的术语决策,就游刃有余了。
应用链接
气候峰会术语大集合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成为近期最火的话题。“《京都议定书》”“碳排放交易”等许多专有名词,你看懂了吗?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因地球温度上升明显,1992年154个国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峰会”,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进一步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候减排文件,被称为《京都议定书》。不过,《京都议定书》迟至2005年2月才生效,美国至今还未批准该文件。
碳排放量(carbon emissions):因应《京都议定书》实施,为方便各国计算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IPCC)设计,以化学当量概念,将燃料中的碳元素含量及燃烧后加入的氧元素含量汇总,计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成为计算人类各种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标准。
碳信用(carbon credit):在经过联合国或联合国认可的减排组织认证的条件下,国家或企业以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或减少开发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因此得到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的碳排放计量单位,又可称为“碳权”。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京都议定书》允许的减少碳排放工具之一,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或技术协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可共同分配因此获得的碳权。
碳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发达国家及一些企业通过自行减排或CDM机制取得碳权,超过《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应减额度时,可将多出的碳权拿到碳排放市场交易。碳排放减少不足的国家或企业,则可到市场购买碳权补足差额(即碳中和)。
碳捕捉与封存(CCS):以科学方法捕捉如火力发电厂、钢铁厂等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并送往安全的地底层或海底封存,如已枯竭的油田、天然气或天然形成的地底贮存库。相关技术仍未进入商业化阶段,且有研究发现,碳捕捉会降低发电效率。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个人、团体或国家的日常活动或产品制造过程中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个人碳排放量的多寡,与日常生活的选择息息相关,如进口食品的碳足迹(食物里程)在加计航运时产生的碳排放量,一定比本地食品高。
(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