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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兼有英－爱双重身份的诗人叶芝，其作品因规模宏大且时间跨度广而备受争议。该文着重从后殖民角度出发，结合叶芝文化创作的心路历程，对其作品三个主要时期进行梳理，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叶芝诗歌中的矛盾性；更全面地建构叶芝的爱尔兰文化身份观；同时展示了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爱尔兰文化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叶芝；后殖民理论；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7-0-02
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与作者及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也是对作家价值观取向及背景知识的综合反映。而对于后殖民文学中的一些移民作家，其作品和作家的文化身份观往往受到争议。该文着重从后殖民角度出发，对爱尔兰裔英语诗人叶芝进行研究，从其规模宏大的创作作品中，结合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对叶芝的文化身份观进行梳理。
后殖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一种西方当代文化思潮，研究原先殖民地或称“后殖民地”写作的批评话语，旨在揭露殖民地宗主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向主流话语进行挑战的策略。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理论是解构主义，其消解中心、解构权威的策略，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十分吻合。作为兼具英爱两种文化的诗人叶芝，其身份的矛盾性和文化的民族性在爱尔兰文学的历史上颇受热议。被称为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之一的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这样阐释，对于只能居住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中的殖民地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协商着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同时“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深陷于不被认同的文化转换过程中，但正是通过这种文化转换，为这些“移民”赢得了宝贵的后殖民视角，将他们置于一种“阈限的”空间，为他们开辟出一片批评的新天地。[1]而叶芝正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观进行定位，同时展示了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爱尔兰文化的独特魅力及价值。提升了其作品矛盾性背后深层的文化意义。
一、凯尔特文化的行吟者
叶芝，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籍伟大的英语诗人，早年曾随父亲移居伦敦，思想上所受的全是英国传统的教育，童年的叶芝在学校经常被称为“外国人”、“爱尔兰疯子”。而对叶芝影响最大且真正使其改变创作方向的是“芬尼亚运动”的领袖人之一约翰.欧李尔瑞。通过前辈诗人塞缪尔.佛哥森,叶芝对爱尔兰古代传说发生了兴趣，并把它视为民族传统和精神真理的储藏库。并以创造这种新的民族文学为己任。1887年，叶芝致信凯瑟琳.梯南：“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爱尔兰诗歌流派—建立在爱尔兰神话和历史之上—一个新浪漫主义运动。”[2]在《伦敦的凯尔特人》（1889）一文中，他重申：“爱尔兰是爱尔兰人的真正题材。……没有文学就没有伟大的民族，没有民族就没有伟大的文学。”[3]他力主“文学民族化”。而只有以爱尔兰为题材，才能用英语写出与英国文学不同的民族文学来。1889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是叶芝创作题材转变的一大转折点，该诗以中古爱尔兰神话传说为据，讲述了凯尔特武士兼诗人乌辛被仙女尼娅芙引诱到三座岛屿的故事。在该诗中，叶芝初次使用了象征手法，借古讽今，被魔鬼囚禁的少女，象征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而乌辛对少女的解救，暗含了作者欲充当解救爱尔兰及其历史的先驱者。除题材选取自爱尔兰外，该诗的背景也是源于爱尔兰。在完成《乌辛漫游记》之后，叶芝在自传中称，“由于对其中的黄色和暗绿色不满，我便有意重塑我的风格……我抛弃传统比喻，放松节奏；认识到我所知的一切人生评论都是外国和英国的，因而变得尽量有感情……”[4]对传统的背离以及英国浪漫主义遗风对他作品的影响，使得作者自觉意识到并开始寻求新的风格。早期诗集《十字路口》（1889）和《玫瑰》（1893）题材的选取大部分都是古老爱尔兰，带有浓重的凯尔特色彩，其中一首《致未来时代的爱尔兰》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叶芝爱尔兰文化身份的立场。“知道吧，我愿被视为/一个群体中的真兄弟/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大伙把谣曲民歌唱诵/而不愿比他们差毫分……只要还能够，我就为你抒写/我所体验的爱，我所知道的梦。……好让你，在渺茫的未来时代/会了解我的心是如何曾与它们/一道追随那红玫瑰镶边的长裙。”[5]在《自传》中，叶芝曾说“我们应该用尽量接近思维的语言，写出我们的思想，就好像给密友写信一般。……私人话语—在英国文学中已几近消亡—可以像戏剧一样精致，摆脱辩论和抽象。……从那时起，我尝试写出我的情感，一如在生活中所感受的那样，而不加任何改动，以使之更美。”这标志着叶芝诗歌开始打上了鲜明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民族解放运动中矛盾的歌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爱尔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而1879年帕内尔领导的抗英运动标志着爱尔兰进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而叶芝是新教贵族家庭出身，对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持两面态度，既反对激进的民主运动，又憎恨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在此期间叶芝曾写了大量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诗歌，其中有对民族英雄的赞扬；也有对起义者及其行为的肯定，并鼓励爱尔兰人民继承先志，继续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而斗争。“……什么也无法造就真正的玫瑰树，除了用我们自己鲜红的血。”这里玫瑰树暗指爱尔兰。在对民族解放运动完全肯定的同时，诗人更多地是表现出对于起义的复杂情感。“……是否为此那成群的大雁，在每次浪潮之上展开灰色翅膀；为此所有的鲜血都流干，为此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死亡，还有罗伯特.埃梅特和沃尔夫.托尼---勇敢者的一切疯狂行为？……”“……哇，什么时候才算个够？那是天命；我们的事/是低唤一个又一个名姓，像母亲呼唤她的孩子，……不，不是黑夜而是死；毕竟那死亡是否不值得？因为英国可能守信义，对于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身份的两面性导致叶芝矛盾的文化表征，同时体现在巴巴对身份的“选择”的表述上，当主体在协商其文化身份认同的任何地方，其身份都是关联于自身在矛盾地建构的，是一个你争我夺、痛苦的斗争过程。而斗争的结果也体现在作者对其作品的表述中，如在《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我知道我将要遭逢厄运/在头顶上的云间的某处；我对所抗击者并不仇恨，我对所保卫者也不爱慕；我的故乡是在基尔塔坦，那里的穷人是我的同胞，结局既不会使他们损减，也不会使他们过得更好……”其中“抗击者”指的是德国人，“保卫者”指的是英国人，而“基尔塔坦”则是位于库勒庄园附近，表达了作者在身份协商中鲜明的文化身份立场。正如作者所说：“……我回想一切，权衡一切，未来的岁月似毫无意义，毫无意义的是以往岁月，二者平衡在这生死之际。”除了这些诗作之外，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创立的爱尔兰大剧院，为推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凯瑟琳.尼.胡里汉》是1902年叶芝根据自己做的一个梦写成的，演出大获成功，大大煽动了民族情緒，而叶芝甚至被当成了民族英雄。这一效果是叶芝没有预想到的，这有悖于他一贯的艺术主张，他曾于1901年致信格雷戈里夫人：“我总是觉得，我在爱尔兰的使命是为趣味，而不是为任何特定的宣传服务。”“在爱尔兰，我们有太多事情要赞成和反对，所以我们容易忘记，创作美的感情才是文学的惟一目的。文学宣传和文学史之类的书籍只是为创造或理解这种感情做准备而已。”介于文学艺术与现实矛盾的不调和，且有悖于自己创作的初衷，叶芝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新的出路，正如他所说，渴望回到自己的艺术王国。
三、艺术王国神秘的反叛者
这一时期叶芝的代表作品《幻象》、《塔》、《旋梯》等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具有成熟哲思的代表作，是融象征、神秘哲理、玄思于一炉，具有高度艺术形式的跨越之作。是从早期带有凯尔特色彩到晚期形成系统性神话学的逻辑性发展。而对于这些作品的理解，往往被认为是作者逃避现实，不愿涉足政治的故弄玄虚之作，对于构建叶芝的爱尔兰文化身份无任何意义。在《被殖民者的代表：人类学对话者》赛义德曾作如下阐述，“‘对话者’的另一个意思来自几乎纯学术或理论的环境，其政治性极少，暗示了冷静与思维试验的客观和自控性质。在这种情境里，人们也许会发现对话者是站在一种学科或领域之外的台阶上面吵吵嚷嚷；他或她不体面地制造了骚乱以求被接纳入内去进一步争论，……”[6]而对叶芝来说，在目睹各党派勾心斗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互相仇恨等现象后，遭遇了对现实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政治无望的挫折，他开始选择从其它角度与殖民者的“对话”，即他一生都在尝试的神秘主义通灵论等隐秘哲学。而这也正是不被世俗所理解的与殖民者‘对话’的一种方式。诚如迪恩所言，叶芝执拗的神秘主义和不连贯性所表现的非但不是一种过时的民族主义，而且还体现出一种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诗人坚称‘爱尔兰保持清醒的形而上诘问，以此维护它的文化’。在一个思想和反省已被资本主义粗暴的拉力撕走的世界，一位诗人还能够奋起把永恒感和死亡感注入意识里，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反叛者，一个人物，他的殖民地弱势促使他用消极的态度来解构他的社会和‘文明化的’现代性。[7]
四、结语
对叶芝来说，身份问题是从他文学创作伊始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从题材的选取上作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而为之，而从爱尔兰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所引发对凯尔特超自然主义、异教自然崇拜到后期近乎玄学的系统性诗歌的完成，体现了作家一生创作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对作家来说，他的文化身份观的构建是痛苦的，处于两种复杂的文化冲突之间“导致他试图在一个‘更高的’即非政治的层面上解决它。他在《幻象》中所创造的极其怪異和美学化的历史和后期那些近乎宗教的诗，正是把这种紧张提升至一个超乎世俗化的水平，仿佛爱尔兰已在一个高于地面的层面上被取而代之似的。”可以说，在叶芝一生的创作中，无论哪个时期的作品，都体现了作者对爱尔兰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无论是与殖民者的直接冲突还是采用与殖民者之间更为隐秘和更高层面的“对话”，都表达了弱势被殖民者对殖民权威的一种挑战、对中心的一种解构。对于宣扬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爱尔兰文化的独特魅力及价值，提升其作品背后深层的文化意义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也正是笔者对后殖民语境下叶芝文化身份观的梳理的一大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琳,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J].国外理论动态,2004,12.
[2]威.巴.叶芝.探索集[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约瑟夫.斯本斯(编)..威.巴.叶芝语录[M].伦敦:达克沃斯出版公司,1993.
[4]W.B.Yeats, Autobiographies,London, Macmillan & Co.Ltd., Repr.1956,pp.74,102-103.
[5]W.B.叶芝.叶芝诗集(上、中、下)[M].傅浩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6]爱德华.萨义德.被殖民者的代表：人类学对话者[J].李玮译，《国外文学》(季刊),1997,4.
[7]爱德华.萨义德.叶芝与非殖民化[J]，黄灿然译,《中国艺术批评》,2008.
关键词：叶芝；后殖民理论；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7-0-02
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与作者及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也是对作家价值观取向及背景知识的综合反映。而对于后殖民文学中的一些移民作家，其作品和作家的文化身份观往往受到争议。该文着重从后殖民角度出发，对爱尔兰裔英语诗人叶芝进行研究，从其规模宏大的创作作品中，结合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对叶芝的文化身份观进行梳理。
后殖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一种西方当代文化思潮，研究原先殖民地或称“后殖民地”写作的批评话语，旨在揭露殖民地宗主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向主流话语进行挑战的策略。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理论是解构主义，其消解中心、解构权威的策略，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十分吻合。作为兼具英爱两种文化的诗人叶芝，其身份的矛盾性和文化的民族性在爱尔兰文学的历史上颇受热议。被称为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之一的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这样阐释，对于只能居住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中的殖民地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协商着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同时“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深陷于不被认同的文化转换过程中，但正是通过这种文化转换，为这些“移民”赢得了宝贵的后殖民视角，将他们置于一种“阈限的”空间，为他们开辟出一片批评的新天地。[1]而叶芝正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观进行定位，同时展示了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爱尔兰文化的独特魅力及价值。提升了其作品矛盾性背后深层的文化意义。
一、凯尔特文化的行吟者
叶芝，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籍伟大的英语诗人，早年曾随父亲移居伦敦，思想上所受的全是英国传统的教育，童年的叶芝在学校经常被称为“外国人”、“爱尔兰疯子”。而对叶芝影响最大且真正使其改变创作方向的是“芬尼亚运动”的领袖人之一约翰.欧李尔瑞。通过前辈诗人塞缪尔.佛哥森,叶芝对爱尔兰古代传说发生了兴趣，并把它视为民族传统和精神真理的储藏库。并以创造这种新的民族文学为己任。1887年，叶芝致信凯瑟琳.梯南：“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爱尔兰诗歌流派—建立在爱尔兰神话和历史之上—一个新浪漫主义运动。”[2]在《伦敦的凯尔特人》（1889）一文中，他重申：“爱尔兰是爱尔兰人的真正题材。……没有文学就没有伟大的民族，没有民族就没有伟大的文学。”[3]他力主“文学民族化”。而只有以爱尔兰为题材，才能用英语写出与英国文学不同的民族文学来。1889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是叶芝创作题材转变的一大转折点，该诗以中古爱尔兰神话传说为据，讲述了凯尔特武士兼诗人乌辛被仙女尼娅芙引诱到三座岛屿的故事。在该诗中，叶芝初次使用了象征手法，借古讽今，被魔鬼囚禁的少女，象征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而乌辛对少女的解救，暗含了作者欲充当解救爱尔兰及其历史的先驱者。除题材选取自爱尔兰外，该诗的背景也是源于爱尔兰。在完成《乌辛漫游记》之后，叶芝在自传中称，“由于对其中的黄色和暗绿色不满，我便有意重塑我的风格……我抛弃传统比喻，放松节奏；认识到我所知的一切人生评论都是外国和英国的，因而变得尽量有感情……”[4]对传统的背离以及英国浪漫主义遗风对他作品的影响，使得作者自觉意识到并开始寻求新的风格。早期诗集《十字路口》（1889）和《玫瑰》（1893）题材的选取大部分都是古老爱尔兰，带有浓重的凯尔特色彩，其中一首《致未来时代的爱尔兰》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叶芝爱尔兰文化身份的立场。“知道吧，我愿被视为/一个群体中的真兄弟/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大伙把谣曲民歌唱诵/而不愿比他们差毫分……只要还能够，我就为你抒写/我所体验的爱，我所知道的梦。……好让你，在渺茫的未来时代/会了解我的心是如何曾与它们/一道追随那红玫瑰镶边的长裙。”[5]在《自传》中，叶芝曾说“我们应该用尽量接近思维的语言，写出我们的思想，就好像给密友写信一般。……私人话语—在英国文学中已几近消亡—可以像戏剧一样精致，摆脱辩论和抽象。……从那时起，我尝试写出我的情感，一如在生活中所感受的那样，而不加任何改动，以使之更美。”这标志着叶芝诗歌开始打上了鲜明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民族解放运动中矛盾的歌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爱尔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而1879年帕内尔领导的抗英运动标志着爱尔兰进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而叶芝是新教贵族家庭出身，对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持两面态度，既反对激进的民主运动，又憎恨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在此期间叶芝曾写了大量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诗歌，其中有对民族英雄的赞扬；也有对起义者及其行为的肯定，并鼓励爱尔兰人民继承先志，继续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而斗争。“……什么也无法造就真正的玫瑰树，除了用我们自己鲜红的血。”这里玫瑰树暗指爱尔兰。在对民族解放运动完全肯定的同时，诗人更多地是表现出对于起义的复杂情感。“……是否为此那成群的大雁，在每次浪潮之上展开灰色翅膀；为此所有的鲜血都流干，为此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死亡，还有罗伯特.埃梅特和沃尔夫.托尼---勇敢者的一切疯狂行为？……”“……哇，什么时候才算个够？那是天命；我们的事/是低唤一个又一个名姓，像母亲呼唤她的孩子，……不，不是黑夜而是死；毕竟那死亡是否不值得？因为英国可能守信义，对于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身份的两面性导致叶芝矛盾的文化表征，同时体现在巴巴对身份的“选择”的表述上，当主体在协商其文化身份认同的任何地方，其身份都是关联于自身在矛盾地建构的，是一个你争我夺、痛苦的斗争过程。而斗争的结果也体现在作者对其作品的表述中，如在《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我知道我将要遭逢厄运/在头顶上的云间的某处；我对所抗击者并不仇恨，我对所保卫者也不爱慕；我的故乡是在基尔塔坦，那里的穷人是我的同胞，结局既不会使他们损减，也不会使他们过得更好……”其中“抗击者”指的是德国人，“保卫者”指的是英国人，而“基尔塔坦”则是位于库勒庄园附近，表达了作者在身份协商中鲜明的文化身份立场。正如作者所说：“……我回想一切，权衡一切，未来的岁月似毫无意义，毫无意义的是以往岁月，二者平衡在这生死之际。”除了这些诗作之外，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创立的爱尔兰大剧院，为推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凯瑟琳.尼.胡里汉》是1902年叶芝根据自己做的一个梦写成的，演出大获成功，大大煽动了民族情緒，而叶芝甚至被当成了民族英雄。这一效果是叶芝没有预想到的，这有悖于他一贯的艺术主张，他曾于1901年致信格雷戈里夫人：“我总是觉得，我在爱尔兰的使命是为趣味，而不是为任何特定的宣传服务。”“在爱尔兰，我们有太多事情要赞成和反对，所以我们容易忘记，创作美的感情才是文学的惟一目的。文学宣传和文学史之类的书籍只是为创造或理解这种感情做准备而已。”介于文学艺术与现实矛盾的不调和，且有悖于自己创作的初衷，叶芝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新的出路，正如他所说，渴望回到自己的艺术王国。
三、艺术王国神秘的反叛者
这一时期叶芝的代表作品《幻象》、《塔》、《旋梯》等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具有成熟哲思的代表作，是融象征、神秘哲理、玄思于一炉，具有高度艺术形式的跨越之作。是从早期带有凯尔特色彩到晚期形成系统性神话学的逻辑性发展。而对于这些作品的理解，往往被认为是作者逃避现实，不愿涉足政治的故弄玄虚之作，对于构建叶芝的爱尔兰文化身份无任何意义。在《被殖民者的代表：人类学对话者》赛义德曾作如下阐述，“‘对话者’的另一个意思来自几乎纯学术或理论的环境，其政治性极少，暗示了冷静与思维试验的客观和自控性质。在这种情境里，人们也许会发现对话者是站在一种学科或领域之外的台阶上面吵吵嚷嚷；他或她不体面地制造了骚乱以求被接纳入内去进一步争论，……”[6]而对叶芝来说，在目睹各党派勾心斗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互相仇恨等现象后，遭遇了对现实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政治无望的挫折，他开始选择从其它角度与殖民者的“对话”，即他一生都在尝试的神秘主义通灵论等隐秘哲学。而这也正是不被世俗所理解的与殖民者‘对话’的一种方式。诚如迪恩所言，叶芝执拗的神秘主义和不连贯性所表现的非但不是一种过时的民族主义，而且还体现出一种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诗人坚称‘爱尔兰保持清醒的形而上诘问，以此维护它的文化’。在一个思想和反省已被资本主义粗暴的拉力撕走的世界，一位诗人还能够奋起把永恒感和死亡感注入意识里，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反叛者，一个人物，他的殖民地弱势促使他用消极的态度来解构他的社会和‘文明化的’现代性。[7]
四、结语
对叶芝来说，身份问题是从他文学创作伊始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从题材的选取上作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而为之，而从爱尔兰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所引发对凯尔特超自然主义、异教自然崇拜到后期近乎玄学的系统性诗歌的完成，体现了作家一生创作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对作家来说，他的文化身份观的构建是痛苦的，处于两种复杂的文化冲突之间“导致他试图在一个‘更高的’即非政治的层面上解决它。他在《幻象》中所创造的极其怪異和美学化的历史和后期那些近乎宗教的诗，正是把这种紧张提升至一个超乎世俗化的水平，仿佛爱尔兰已在一个高于地面的层面上被取而代之似的。”可以说，在叶芝一生的创作中，无论哪个时期的作品，都体现了作者对爱尔兰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无论是与殖民者的直接冲突还是采用与殖民者之间更为隐秘和更高层面的“对话”，都表达了弱势被殖民者对殖民权威的一种挑战、对中心的一种解构。对于宣扬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爱尔兰文化的独特魅力及价值，提升其作品背后深层的文化意义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也正是笔者对后殖民语境下叶芝文化身份观的梳理的一大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琳,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J].国外理论动态,2004,12.
[2]威.巴.叶芝.探索集[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约瑟夫.斯本斯(编)..威.巴.叶芝语录[M].伦敦:达克沃斯出版公司,1993.
[4]W.B.Yeats, Autobiographies,London, Macmillan & Co.Ltd., Repr.1956,pp.74,102-103.
[5]W.B.叶芝.叶芝诗集(上、中、下)[M].傅浩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6]爱德华.萨义德.被殖民者的代表：人类学对话者[J].李玮译，《国外文学》(季刊),1997,4.
[7]爱德华.萨义德.叶芝与非殖民化[J]，黄灿然译,《中国艺术批评》,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