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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谈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向往，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发展成果转化为人人可感可及、普遍受益的社会认同，成都市决定在“十四五”时期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其中第一大工程，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到“十四五”末期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这一部署和决策，抓住了收入是民生之源、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居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基础这一根本。
十大工程之首定位的特殊意蕴
收入是民生之源。把“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摆在十大工程之首，這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之首是完全一致的。在成都市提出的《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共同书写“劳有厚酬、闲有雅乐，学有优教、病有良医，幼有善育、老有颐养”美好篇章，“劳有厚酬”也是置于首位的。这说明，成都市在制定“十大工程”时充分认识到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意义。
提高收入水平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新向往的基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各种需求加快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高，从实物消费为主转向更多的服务消费，从模仿性、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化消费。要更好的满足人民对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就必须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提高收入水平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重要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使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标志着我国反贫困斗争的重点从反绝对贫困为主转向反相对贫困为主，从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转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相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更为复杂艰难，将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为此，必须更新反贫困的理念思路，构建反相对贫困的政策、制度和长效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的明确目标
在成都市提出的《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到“十四五”末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7.5%、力争突破700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8.6%、力争突破40000元，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这是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
从纵向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2019年成都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503元，2020年突破4万元大关。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33202元增加到至2019年的45878元，年均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17000元增加到2019年的24357元，年均增长9.4%。按现价计算，2019年成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0年的2.5倍。按可比价计算，2011～2019年成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102.7%，提前一年实现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
但是，横向比，无论是从总体居民收入看，还是分城乡居民收入看，同国内高收入地区和城市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从总体居民收入看，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达到69441.6元，北京达到67755.9元，浙江达到49898.8元，天津达到42404.1元，江苏达到41399.7元;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最高的北京达到73848.6元，上海达到73615.3元，浙江达到60182.3元，江苏达到51056.1元，广东达到48117.6元，天津达到46118.9元，福建达到45620.5元;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上海、广东、北京、天津分别达到33195.2元、29876.8元、28928.4元和24804.1元。当然，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直辖市，同成都不具有可比性。但是，成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同不少省会城市以及许多其他大城市的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
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期末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必须牢牢抓住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个“牛鼻子”，坚定不移地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促进四类收入均衡和全面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收入统计的类别，我国居民收入来源大体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以前，我国居民收入的来源很单一，城镇居民除了工资性收入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农村居民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工资性收入;不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没有多少财产，财产性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保障水平低，转移性收入更是少得可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来源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按收入来源分，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7186元，增长8.6%，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5.9%;人均经营净收入5247元，增长8.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1%;人均财产净收入2619元，增长10.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5%;人均转移净收入5680元，增长9.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8.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加，收入构成的四大类都得到了全面增长，收入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超过50%，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转移性收入得到快速增长，成为仅次于工资性收入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经营收入、财产收入也得到了持续较快的增长。 成都市在《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十四五”期间，将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向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前沿延伸，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完善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劳动者贡献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实现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7%和9%;通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扶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发展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年均增幅均达到7%;通过完善投资入股、产权交易等制度建设，规范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依法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鼓励推广员工持股制，实现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到9%和7%;通过合理提高社保待遇水平，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到7%和9%。
2019年，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8∶1，低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成都市确定的上述这一系列目标导向的约束性指标中，除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幅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持平外，其他二类收入的增幅都是倒过来，即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幅都高于城镇居民。实现这一指标，一方面，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成都市居民的四类收入全面增长，收入构成将进一步合理化。
构建让人民钱袋子鼓起来的长效机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因应国家发展总体战略部署和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及市情民意，成都坚持人民至上，提出了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构建让人民钱袋子鼓起来的长效机制。
首先，必须坚持发展改革富民增收导向，推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提高同步。只有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市民。也只有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提高同步，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把“蛋糕”做得更大。这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劳动者贡献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促进工资合理增长。
其次，必须加快构建引导创新、鼓励创业的政策服务体系，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扶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完善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体系，广泛布局创新孵化载体，健全创新激励机制，探索金融服务模式，形成多层次青年创新支持生态。另一方面，要发展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三，必须完善投资入股、产权交易等制度建设，有效保护股权、债权、物权和知识产权等财产权益。规范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等形式获得相应投资收益。鼓励推广员工持股制。要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依法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最后，必须综合运用好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特别重视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合理提高社保待遇水平。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更好的发挥第三次分配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独特作用，推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向往，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发展成果转化为人人可感可及、普遍受益的社会认同，成都市决定在“十四五”时期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其中第一大工程，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到“十四五”末期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这一部署和决策，抓住了收入是民生之源、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居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基础这一根本。
十大工程之首定位的特殊意蕴
收入是民生之源。把“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摆在十大工程之首，這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之首是完全一致的。在成都市提出的《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共同书写“劳有厚酬、闲有雅乐，学有优教、病有良医，幼有善育、老有颐养”美好篇章，“劳有厚酬”也是置于首位的。这说明，成都市在制定“十大工程”时充分认识到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意义。
提高收入水平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新向往的基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各种需求加快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高，从实物消费为主转向更多的服务消费，从模仿性、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化消费。要更好的满足人民对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就必须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提高收入水平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重要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使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标志着我国反贫困斗争的重点从反绝对贫困为主转向反相对贫困为主，从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转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相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更为复杂艰难，将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为此，必须更新反贫困的理念思路，构建反相对贫困的政策、制度和长效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的明确目标
在成都市提出的《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到“十四五”末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7.5%、力争突破700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8.6%、力争突破40000元，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这是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
从纵向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2019年成都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503元，2020年突破4万元大关。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33202元增加到至2019年的45878元，年均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17000元增加到2019年的24357元，年均增长9.4%。按现价计算，2019年成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0年的2.5倍。按可比价计算，2011～2019年成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102.7%，提前一年实现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
但是，横向比，无论是从总体居民收入看，还是分城乡居民收入看，同国内高收入地区和城市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从总体居民收入看，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达到69441.6元，北京达到67755.9元，浙江达到49898.8元，天津达到42404.1元，江苏达到41399.7元;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最高的北京达到73848.6元，上海达到73615.3元，浙江达到60182.3元，江苏达到51056.1元，广东达到48117.6元，天津达到46118.9元，福建达到45620.5元;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上海、广东、北京、天津分别达到33195.2元、29876.8元、28928.4元和24804.1元。当然，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直辖市，同成都不具有可比性。但是，成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同不少省会城市以及许多其他大城市的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
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期末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必须牢牢抓住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个“牛鼻子”，坚定不移地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促进四类收入均衡和全面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收入统计的类别，我国居民收入来源大体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以前，我国居民收入的来源很单一，城镇居民除了工资性收入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农村居民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工资性收入;不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没有多少财产，财产性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保障水平低，转移性收入更是少得可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来源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按收入来源分，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7186元，增长8.6%，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5.9%;人均经营净收入5247元，增长8.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1%;人均财产净收入2619元，增长10.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5%;人均转移净收入5680元，增长9.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8.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加，收入构成的四大类都得到了全面增长，收入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超过50%，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转移性收入得到快速增长，成为仅次于工资性收入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经营收入、财产收入也得到了持续较快的增长。 成都市在《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十四五”期间，将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向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前沿延伸，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完善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劳动者贡献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实现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7%和9%;通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扶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发展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年均增幅均达到7%;通过完善投资入股、产权交易等制度建设，规范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依法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鼓励推广员工持股制，实现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到9%和7%;通过合理提高社保待遇水平，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年均增幅分别达到7%和9%。
2019年，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8∶1，低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成都市确定的上述这一系列目标导向的约束性指标中，除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幅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持平外，其他二类收入的增幅都是倒过来，即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幅都高于城镇居民。实现这一指标，一方面，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成都市居民的四类收入全面增长，收入构成将进一步合理化。
构建让人民钱袋子鼓起来的长效机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因应国家发展总体战略部署和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及市情民意，成都坚持人民至上，提出了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行列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构建让人民钱袋子鼓起来的长效机制。
首先，必须坚持发展改革富民增收导向，推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提高同步。只有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市民。也只有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报酬提高同步，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把“蛋糕”做得更大。这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劳动者贡献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促进工资合理增长。
其次，必须加快构建引导创新、鼓励创业的政策服务体系，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扶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完善青年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体系，广泛布局创新孵化载体，健全创新激励机制，探索金融服务模式，形成多层次青年创新支持生态。另一方面，要发展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三，必须完善投资入股、产权交易等制度建设，有效保护股权、债权、物权和知识产权等财产权益。规范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等形式获得相应投资收益。鼓励推广员工持股制。要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依法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最后，必须综合运用好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特别重视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合理提高社保待遇水平。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更好的发挥第三次分配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独特作用，推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