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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开镇作为江淮官话与吴语使用区的边界地带，到底是属于南通话还是启海话，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对新开周边地区方言研究概况的分析以便为新开方言语音与音系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开方言 语音 音系
新开镇是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镇。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东与竹行镇接壤，以长桥港为界；西与狼山旅游风景区相连，以裤子港为界；南部紧靠长江；北与小海镇及观音山镇相邻。全镇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1万人（2005年）。
新开镇地处交通要道，又是工业园区所在地，加上城镇规划，来往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语言接触也越来越频繁。同时，它作为江淮官话与吴语的边界地区，到底是属于南通话还是启海话，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对新开话的研究中，2002年出版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较早地提出了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属于启海话使用范围。该书在介绍南通方言分布时，在启海话小片中介绍了通州区南部的小海、张芝山、川港和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竹行以及南通农场，并没有提及作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镇的新开，这在方言研究点上还是一个小缺口。之后，王洪钟在2011年出版了《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一书，书中在叙述海门境内方言归属与分片时，明确指出海门话还通行于南通市东部沿江的新开、竹行、小海等地区。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新开话应该属于吴方言。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他在进行方言实际调查时，并没有直接选取新开镇发音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新开话音系特征究竟是何面貌，是否能确认为启海话的一种方言变体成为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以东面启海话为底层源流的新开话不断受到西边狼山镇南通话的冲击，造成新开话语音内部的不断变化发展。《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一书曾指出，“只有金沙话在语音上体现了它处于南通话和吴方言之间的过渡性”。在两种方言频繁接触的条件下，新开话是否产生吴语向江淮官话的过渡性特征，或者更偏向哪一种方言特征成为我们研究的又一目的。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确定新开话的音系，分析其作为启海话与南通话夹层的语音特征，进一步探讨汉语方言演变发展的规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新开话周边方言的研究概况。
对于南通话的研究在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其研究历经清末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是南通方言研究从无到有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侧重于词汇研究，对语音研究涉足较少，在南通方言研究前进的方向上开辟了道路，对后人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启蒙引导作用，代表著作有《直隶通州志·方言》（1875）、《南通方言疏证》（1913）、《通俗常言疏证》（1925）和《南通方言字母说明书》（1921）。《直隶通州志·方言》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出版的有关南通方言的专著，对南通方言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作用；然而其收词量较少，排序法也较不规范，对大多数词语发音并未注明，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之后出版的《南通方言疏证》弥补了上述缺陷，该书体例大致仿照《尔雅》，是一部全面研究南通方言词汇系统的重要著作，在南通方言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它的研究范围只限于词汇，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南通方言疏证》作者孙锦标的另一部作品是《通俗常言疏证》，该书收录了南通方言中的乡谚熟语和常用词，编排体例大致和前书相同，其主要目的在于探求所收录词语在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出处，而非注音释义。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南通方言的重要工具书。此外，易作霖《南通方言字母说明书》系统研究了南通方言语音，较之前作品在研究范畴上更进一步，然而这部作品因其发表较早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接下来的近五十年间，即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是南通方言研究的逐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由方言志构成，对南通方言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词汇研究，而是逐步走向对语音的系统研究。总体上说，这些研究主要对南通方言语音研究起着过渡性作用，其代表性著作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南通方言俚语汇编》（1983）、《南通语音和音系》（1993）、《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江苏省方言总汇》（1998）、《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和《南通市志·方言》（2000）。《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是由江苏省与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集体编写的，它描述了江苏省和上海市这样一个大范围内的语言环境，为南通方言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有助于理清南通方言与周边相关方言的亲缘关系；该书不足之处在于对南通方言特有的词汇涉及太少。《南通方言俚语汇编》是继《南通方言疏证》之后对20世纪中叶南通方言词汇进行的研究，它对南通方言发展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书中大多数词条都没有注音和释义，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敖小平的《南通语音和音系》是有关南通方言语音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可以说是首次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南通方言语音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该论文通过区别性特征、特征几何学、莫拉论、格律论等理论模型分析了南通方言的语音系统和语流音变，解释了南通方言声韵调配合规律、语流音变规则等。此外，论文还将语流音变和连读变调与韵律结构结合起来考量，并作出不同音变规则在不同韵律实施的模型，为理解这些音变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只是此书偏重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在当时，学界较难接受。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的文献是由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它对于官话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本书中，南通话被界定为一种官话并被选作93个调查点之一，因此对南通方言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该书收词量较大，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注音用字或词条也被收录。《江苏省方言总汇》收集了江苏境内包括南通地区的南通、金沙、吕四、如皋、如东、海安、海门和启东在内的各种小方言，资料丰富；该书不足之处在于除了方音字汇以外所有词条都没有注音，使用起来不方便。《江苏省志·方言志》是江苏省志的一部分，它在描写方言的系统特征上着墨较多，遗憾之处在于未明确介绍金沙话和通东话的区别和联系。《南通市志·方言》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描写南通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作品，对于此前出版的南通方言研究作品来说，该书提供的资料无疑更新更全面，但是它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因把握不到位还是有出错的地方。 21世纪初至今，南通方言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时期，《通泰方言音韵研究》（2001）、《南通地区方言研究》（2002）、《南通方言词典》（2008）这些方言著作对南通方言在语音、词汇及语法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推动着南通方言研究趋于成熟化，在南通方言研究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是由顾黔在其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它以通泰方言音韵系统及其历史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中的“通泰方言”部分内容做了补充与完善，是南通方言研究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由鲍明炜等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第一次对南通地区境内的方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该书对各个方言小片语言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同时也纠正了前任研究上存在的一些错误。全书的主要缺陷在于只对南通地区方言进行描写，对各方言小片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求。陶国良的《南通方言词典》是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南通方言词典，它开了南通方言词典的先河，在收词量和编排方式上较为可取，但是在选词、注音、释义以及用字、例句方面还存在较多缺陷，不过从总体上来讲对研究南通方言词汇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南通方言的研究从草创时期历经繁荣发展时期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今后南通方言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有的南通方言研究还是存在不足，大部分南通方言的研究都是从描写阐释各个方言本身出发，较少有方言之间的对比研究，特别是相邻方言区的方言研究。因此，南通地区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到底如何还不甚明晰，其中是否存在过渡性的方言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探索。
在简陈南通方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下面介绍一下吴方言（主要是启海话）研究的基本情况。20世纪20年代末以前，吴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言志上。之后，学者们对于吴方言的研究越来越多。1927年，赵元任对吴语进行了大范围调查，在1928年出版了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山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该书奠定了对整个吴语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良好的开端之后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截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能够看到的有关吴语研究的后继成果仍然不多。新中国建立后不久，随着全国推广普通话政策的施行和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开展，吴方言研究也萌发了新的生机。1960年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对吴方言有了初步的介绍，为接下来吴方言研究提供了参考。1992年，钱乃荣通过对吴语的研究调查，著成《当代吴语研究》一书。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语的全貌：既有对语音系统及其变迁的详细描写，又有常用字的同音字汇、常用方言词、语法例句的介绍，而且还对各种类型的连读变调用新理论作了详尽的描述。书中对吴语语音的历史演变和方言语法特点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这在以往以共时描写为主的方言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时期，还有汪平、刘丹青、石汝杰、李小凡等这样一批学者在吴语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成绩。
在吴语研究的整体上，学者们对启海话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由许宝华主编的《海门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在1959年出版，该书对海门方言的声、韵、调进行了描写，但其目的在于推广普通话，因此方言材料的搜集受到一定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启海话的研究不断深入。1979年张惠英的《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首次公开发表了对崇明方言的研究，文章阐述了崇明方言的声、韵、调格局，以广用式、专用式区分二字组，利用传统的听辨记音的方法得出了崇明话二字组的初步连读变调规律。次年，《方言》杂志发表了该论文的续篇《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进一步探究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1993年，张惠英编纂的《崇明方言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崇明方言在北部吴语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本书崇明方言词汇资料丰富，为崇明、启海话进一步的语音、语法、词汇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1994年颜逸明的《吴语概论》一书中描述了启东、海门境内沙里话和江北话的分布，比较了两种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差异。随后，袁劲的《海门方言志》于1997年出版，第一次对海门话的声韵调、词汇、语法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海启话研究的开端。由于海门话与隔江对岸的崇明话在语音语调上比较接近，所以这也作为崇明话研究的重要参考。1998年《江苏省志·方言志》对启海话的描写更为精细，特点更为全面。进入新世纪，学者们对启海话的研究更为全面，与之前研究相比方法更成熟。2002年鲍明炜等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将启海话放在南通地区方言的大背景中考察，为研究启海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为南通地区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先河。2008年王洪钟的博士论文《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选取了海门方言中较有特色的语法项目作为专题研究，同时注意与邻近吴语进行比较，收获颇丰。在此基础上，他的《海门方言研究》于2011年出版。该书以更为广阔的视角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海门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为启海话的当代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如今吴语研究的步伐走进了新时代，吴语研究的文章也层出不穷，这里选取一些代表性的论文：施晓《海门话的音变现象》（苏州大学，2002），施晓《海门话的鼻音、边音、零声母的清浊问题》（苏州大学，2003），黄燕华《海门话的连读变调》（华东师范大学，2007），曹晓燕《无锡方言研究》（苏州大学，2003），陈娟文《上海普通话和普通话韵律特征对比研究》（浙江大学，2004），车玉茜《昆山方言研究》（苏州大学，2005），吴林娟《昆山方言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6），曹智峰《嘉兴方言声调及连读变调的语音和音系分析》（南开大学，2007），胡智丹《无锡方言语音的共时差异与历时演变》（苏州大学，2007），邢静《如东沙地方言研究》（上海大学，2008），许珍《吴江方言声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9）。
尽管吴语研究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但在一些研究领域仍然存在不足。对于方言小片启海话的研究还是比较稀少，大部分的吴方言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苏州、上海等地，因此方言研究的整体性不强。而且这样的趋势对研究吴方言的内部演变发展规律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对本土方言展开研究，为方言语音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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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春风 江苏南通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01）
关键词：新开方言 语音 音系
新开镇是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镇。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东与竹行镇接壤，以长桥港为界；西与狼山旅游风景区相连，以裤子港为界；南部紧靠长江；北与小海镇及观音山镇相邻。全镇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1万人（2005年）。
新开镇地处交通要道，又是工业园区所在地，加上城镇规划，来往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语言接触也越来越频繁。同时，它作为江淮官话与吴语的边界地区，到底是属于南通话还是启海话，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对新开话的研究中，2002年出版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较早地提出了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属于启海话使用范围。该书在介绍南通方言分布时，在启海话小片中介绍了通州区南部的小海、张芝山、川港和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竹行以及南通农场，并没有提及作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镇的新开，这在方言研究点上还是一个小缺口。之后，王洪钟在2011年出版了《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一书，书中在叙述海门境内方言归属与分片时，明确指出海门话还通行于南通市东部沿江的新开、竹行、小海等地区。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新开话应该属于吴方言。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他在进行方言实际调查时，并没有直接选取新开镇发音人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新开话音系特征究竟是何面貌，是否能确认为启海话的一种方言变体成为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以东面启海话为底层源流的新开话不断受到西边狼山镇南通话的冲击，造成新开话语音内部的不断变化发展。《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一书曾指出，“只有金沙话在语音上体现了它处于南通话和吴方言之间的过渡性”。在两种方言频繁接触的条件下，新开话是否产生吴语向江淮官话的过渡性特征，或者更偏向哪一种方言特征成为我们研究的又一目的。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确定新开话的音系，分析其作为启海话与南通话夹层的语音特征，进一步探讨汉语方言演变发展的规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新开话周边方言的研究概况。
对于南通话的研究在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其研究历经清末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是南通方言研究从无到有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侧重于词汇研究，对语音研究涉足较少，在南通方言研究前进的方向上开辟了道路，对后人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启蒙引导作用，代表著作有《直隶通州志·方言》（1875）、《南通方言疏证》（1913）、《通俗常言疏证》（1925）和《南通方言字母说明书》（1921）。《直隶通州志·方言》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出版的有关南通方言的专著，对南通方言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作用；然而其收词量较少，排序法也较不规范，对大多数词语发音并未注明，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之后出版的《南通方言疏证》弥补了上述缺陷，该书体例大致仿照《尔雅》，是一部全面研究南通方言词汇系统的重要著作，在南通方言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它的研究范围只限于词汇，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南通方言疏证》作者孙锦标的另一部作品是《通俗常言疏证》，该书收录了南通方言中的乡谚熟语和常用词，编排体例大致和前书相同，其主要目的在于探求所收录词语在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出处，而非注音释义。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南通方言的重要工具书。此外，易作霖《南通方言字母说明书》系统研究了南通方言语音，较之前作品在研究范畴上更进一步，然而这部作品因其发表较早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接下来的近五十年间，即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是南通方言研究的逐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由方言志构成，对南通方言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词汇研究，而是逐步走向对语音的系统研究。总体上说，这些研究主要对南通方言语音研究起着过渡性作用，其代表性著作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南通方言俚语汇编》（1983）、《南通语音和音系》（1993）、《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江苏省方言总汇》（1998）、《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和《南通市志·方言》（2000）。《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是由江苏省与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集体编写的，它描述了江苏省和上海市这样一个大范围内的语言环境，为南通方言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有助于理清南通方言与周边相关方言的亲缘关系；该书不足之处在于对南通方言特有的词汇涉及太少。《南通方言俚语汇编》是继《南通方言疏证》之后对20世纪中叶南通方言词汇进行的研究，它对南通方言发展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书中大多数词条都没有注音和释义，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敖小平的《南通语音和音系》是有关南通方言语音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可以说是首次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南通方言语音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该论文通过区别性特征、特征几何学、莫拉论、格律论等理论模型分析了南通方言的语音系统和语流音变，解释了南通方言声韵调配合规律、语流音变规则等。此外，论文还将语流音变和连读变调与韵律结构结合起来考量，并作出不同音变规则在不同韵律实施的模型，为理解这些音变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只是此书偏重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在当时，学界较难接受。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的文献是由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它对于官话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本书中，南通话被界定为一种官话并被选作93个调查点之一，因此对南通方言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该书收词量较大，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注音用字或词条也被收录。《江苏省方言总汇》收集了江苏境内包括南通地区的南通、金沙、吕四、如皋、如东、海安、海门和启东在内的各种小方言，资料丰富；该书不足之处在于除了方音字汇以外所有词条都没有注音，使用起来不方便。《江苏省志·方言志》是江苏省志的一部分，它在描写方言的系统特征上着墨较多，遗憾之处在于未明确介绍金沙话和通东话的区别和联系。《南通市志·方言》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描写南通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作品，对于此前出版的南通方言研究作品来说，该书提供的资料无疑更新更全面，但是它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因把握不到位还是有出错的地方。 21世纪初至今，南通方言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时期，《通泰方言音韵研究》（2001）、《南通地区方言研究》（2002）、《南通方言词典》（2008）这些方言著作对南通方言在语音、词汇及语法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推动着南通方言研究趋于成熟化，在南通方言研究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是由顾黔在其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它以通泰方言音韵系统及其历史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中的“通泰方言”部分内容做了补充与完善，是南通方言研究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由鲍明炜等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第一次对南通地区境内的方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该书对各个方言小片语言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同时也纠正了前任研究上存在的一些错误。全书的主要缺陷在于只对南通地区方言进行描写，对各方言小片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求。陶国良的《南通方言词典》是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南通方言词典，它开了南通方言词典的先河，在收词量和编排方式上较为可取，但是在选词、注音、释义以及用字、例句方面还存在较多缺陷，不过从总体上来讲对研究南通方言词汇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南通方言的研究从草创时期历经繁荣发展时期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今后南通方言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有的南通方言研究还是存在不足，大部分南通方言的研究都是从描写阐释各个方言本身出发，较少有方言之间的对比研究，特别是相邻方言区的方言研究。因此，南通地区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到底如何还不甚明晰，其中是否存在过渡性的方言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探索。
在简陈南通方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下面介绍一下吴方言（主要是启海话）研究的基本情况。20世纪20年代末以前，吴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言志上。之后，学者们对于吴方言的研究越来越多。1927年，赵元任对吴语进行了大范围调查，在1928年出版了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山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该书奠定了对整个吴语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良好的开端之后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截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能够看到的有关吴语研究的后继成果仍然不多。新中国建立后不久，随着全国推广普通话政策的施行和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开展，吴方言研究也萌发了新的生机。1960年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对吴方言有了初步的介绍，为接下来吴方言研究提供了参考。1992年，钱乃荣通过对吴语的研究调查，著成《当代吴语研究》一书。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语的全貌：既有对语音系统及其变迁的详细描写，又有常用字的同音字汇、常用方言词、语法例句的介绍，而且还对各种类型的连读变调用新理论作了详尽的描述。书中对吴语语音的历史演变和方言语法特点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这在以往以共时描写为主的方言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时期，还有汪平、刘丹青、石汝杰、李小凡等这样一批学者在吴语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成绩。
在吴语研究的整体上，学者们对启海话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由许宝华主编的《海门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在1959年出版，该书对海门方言的声、韵、调进行了描写，但其目的在于推广普通话，因此方言材料的搜集受到一定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启海话的研究不断深入。1979年张惠英的《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首次公开发表了对崇明方言的研究，文章阐述了崇明方言的声、韵、调格局，以广用式、专用式区分二字组，利用传统的听辨记音的方法得出了崇明话二字组的初步连读变调规律。次年，《方言》杂志发表了该论文的续篇《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进一步探究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1993年，张惠英编纂的《崇明方言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崇明方言在北部吴语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本书崇明方言词汇资料丰富，为崇明、启海话进一步的语音、语法、词汇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1994年颜逸明的《吴语概论》一书中描述了启东、海门境内沙里话和江北话的分布，比较了两种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差异。随后，袁劲的《海门方言志》于1997年出版，第一次对海门话的声韵调、词汇、语法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海启话研究的开端。由于海门话与隔江对岸的崇明话在语音语调上比较接近，所以这也作为崇明话研究的重要参考。1998年《江苏省志·方言志》对启海话的描写更为精细，特点更为全面。进入新世纪，学者们对启海话的研究更为全面，与之前研究相比方法更成熟。2002年鲍明炜等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将启海话放在南通地区方言的大背景中考察，为研究启海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为南通地区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先河。2008年王洪钟的博士论文《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选取了海门方言中较有特色的语法项目作为专题研究，同时注意与邻近吴语进行比较，收获颇丰。在此基础上，他的《海门方言研究》于2011年出版。该书以更为广阔的视角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海门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为启海话的当代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如今吴语研究的步伐走进了新时代，吴语研究的文章也层出不穷，这里选取一些代表性的论文：施晓《海门话的音变现象》（苏州大学，2002），施晓《海门话的鼻音、边音、零声母的清浊问题》（苏州大学，2003），黄燕华《海门话的连读变调》（华东师范大学，2007），曹晓燕《无锡方言研究》（苏州大学，2003），陈娟文《上海普通话和普通话韵律特征对比研究》（浙江大学，2004），车玉茜《昆山方言研究》（苏州大学，2005），吴林娟《昆山方言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6），曹智峰《嘉兴方言声调及连读变调的语音和音系分析》（南开大学，2007），胡智丹《无锡方言语音的共时差异与历时演变》（苏州大学，2007），邢静《如东沙地方言研究》（上海大学，2008），许珍《吴江方言声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9）。
尽管吴语研究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但在一些研究领域仍然存在不足。对于方言小片启海话的研究还是比较稀少，大部分的吴方言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苏州、上海等地，因此方言研究的整体性不强。而且这样的趋势对研究吴方言的内部演变发展规律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对本土方言展开研究，为方言语音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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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春风 江苏南通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