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011年，中国社会学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核心问题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通过对一些关键词的梳理来回眸过去一年中，我国社会学界的主要学术观点。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
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是2011年中国社会学界的核心议题，诸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郑杭生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社会管理科学化的社会学解读》等文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建立能够保障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分配的社会体制，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是使社会管理更加符合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并把一些好的理念转化为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他提出创新社会管理，要做到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李培林在《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人民日报》2011年2月18日)一文中指出，要在深入探讨社会管理规律的基础上，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社会管理的资源保障方面，则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大力培育发展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孙立平在《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一文中提出了消极的社会管理和积极的社会管理两种理念，认为中国社会管理应该走出消极社会管理的误区，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所谓消极的社会管理是指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误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所谓积极的社会管理是以主动的建设和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更好的社会为目标。
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一个论题是社会建设。陆学艺在《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等一系列文章中强调，社会建设核心人物是要调整社会结构，特别是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尚处在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水平，由此导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出现不平衡、不协调，这是造成目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主因。他还指出社会建设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第二阶段，加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会关系，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三阶段，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动、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现代化。王思斌强调社会政策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所谓“社会政策时代”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改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和广大民众的生活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普遍形成，并且作为～种制度被有效实施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政策时代”具有如下特征：社会公正的理念被普遍接受；有较多社会福利政策出台：社会政策被制度化地有效实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表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大大增强，中国政府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提高国民社会福利。
福利社会与社会福利
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总论卷、养老保险卷、医疗保险卷、求助与福利卷)从理论层面上对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原则、框架、步骤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了中国社会保障今后四五十年的发展方向，即建立以缴费型保险为主、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本世纪中叶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其核心观点是设计一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该体系的构建要秉持“公平、正义、共享”的理念，坚持“六大原则”(普遍性、统一性、互助共济性、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与弱者优先、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分“三步走”(第一步从2008年至2012年初步建立搭建“两免除一解除”的基本保障制度支架；第二步从2013年至2020年使社会保障体系朝着全面定性的方向稳定发展；第三步2021年至本世纪中叶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全方位满足国民的社会保障需求)。
具体到实践层面，如何改善老百姓社会福利，各地都在进行实践探索。其中北京市“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关注。郑杭生组织课题组对其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系统研究，出版了《“大民政”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他认为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变过去补缺型社会福利的“小福利”现状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特征、是不可逆的，所以在提升的“度”上一定要谨慎决策，要有战略眼光，保证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特别要吸取“福利国家”的教训，谨防走福利国家普遍高福利、高债务的老路。而北京市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理念和实践，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重要尝试，既弥补了补缺型社会福利的缺陷，又避免了福利国家陷阱。
社会质量与生活质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一词开始浮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中，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张海东等对“社会质量”这一全新的社会发展研究范式进行了探析，认为这一新范式在理论诉求上将社会公正作为核心价值。这种诉求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在本体论上，社会质量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在四个条件性因素中，社会经济保障领域，社会质量强调普惠共享，这是社会公正首要的基本前提；在社会凝聚领域，社会质量突出了团结共存，这是社会公正的内在诉求；在社会包容领域，社会质量倡导平等融合，表达了社会公正的现实关怀；在社会赋权领域，社会质量强调增能赋权，这是社会公正根本的价值取向。在社会质量的社会发展研究范式中，社会公正的实现要以制度世界的保障为基础，最终实现个人发展与集体认同的统一。
周长城讨论了“生活质量评价”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表现在：首先，生活质量评价有助于培养人们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意识，尤其是主观生活质量评价研究可以从理论层面引导人们对生活质量进行系统深入的认知，从而促进人们有效地改善生活质量。其次，生活质量评价研究可为那些与人们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政策制订提供建议。生活质量评价研究是确保相关政策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途径。
意识形态与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整合的关键因素。刘少杰系统研究了意识形态功能、形式、层次、历史变迁、传播方式等。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同社会结构的其他构成因素一起发生了深刻转型，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追求目标、实践功能和整合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转变；在一系列重大价值信念上也作出了明确调整；以此为前提，民间社会 意识形态呈现了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新状态：影视媒体、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影像化或感性化，极大地拓宽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深度与辐射广度，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进入了空前活跃、繁荣和健康发展的时期。他梳理了西方社会学中意识形态研究的演变，指出西方社会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把意识形态作为其重要研究主题，中国社会学应当明确认识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历史演化和当代课题，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他还指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既有概念化、逻辑化的理论形式，也有表象化、象征化的感性形式，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此外，他还认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互联网、影视媒体和手机通信的快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当代文化视觉化，而且也提升了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效力与地位。在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中，大众的或民间的信息权力迅速增强，并且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更加有效的展开形式与运行空间，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认同为主题的研究依然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亮点，其讨论的范围涵盖了社会阶层认同、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
就阶层认同而言，陆益龙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社会分层的主观建构问题，即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及阶级分化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形成怎样的影响。在研究中，陆益龙提出了“分层态度”概念，关注人们基于对社会分层现实的认识而形成的主观反应。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对宏观阶层结构的认识和态度方面，较多的人认为当前阶层结构属于“金字塔型”，而期望的则是“菱型”的阶层结构。而且有较多的人认为在贫富阶层、上层与底层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矛盾。这种态度可能代表了人们对发展有更高的要求或期望，特别是对中间阶层的发展有更高的期望。从个人的阶层认同情况来看，当前的阶层结构则属于“宝塔型”，也就是中层及以下阶层为主的认同，这一结果显示人们的阶层认同已经发生变迁，从“偏低层”的认同转向中层及以下阶层为主的认同。冯仕政具体探析了中产阶级的认同现状和趋势。他认为，在考察阶级认同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政治阶级认同的形成与户籍制度及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认同的“主观中产阶级”与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近年来，“底层认同”在不断扩大，“中层认同”在不断流失；改革前的“阶级政治”观念阻碍了中产阶级认同的形成和发展。
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中，管健等人的研究发现，城市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认同根基与认同应对策略选择都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并且体现了代际之间从自在阶段到自卫阶段的过渡。具体而言，第一代城市移民普遍认同命运观和宿命论，第二代城市移民缺乏最终的认同归属，在社会心态上更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第一代城市移民在认同策略的选择上，通常以“转换参照群体策略”和“转换比较维度策略”的方式作为补偿机制，以此维系原有的认同，保护个人的自尊。第二代城市移民偏好积极进取型认同策略，如“社会竞争策略”、“强调一体感策略”、“自我流动策略”和“隐瞒掩饰策略”等。
王宁等人对广州打工妹的身体消费进行了质性研究，认为打工妹的两栖消费策略促成了她们的两栖身份认同。所谓两栖消费是指，打工妹在具有“可视性”或“显示度”的消费领域，通过身体消费来与“土里土气”的“乡下妹”形象决裂，从而以城里人的形象出现；但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她们在不太具有“可视性”或“显示度”的消费领域，继续遵循农村社会中节俭习惯。这种通过挤压一部分消费来满足身体形象消费欲望的方式(两栖消费策略)折射出了打工妹的身份困境，即她们是既非农民、也非市民的工作移民。
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
郑杭生呼吁中国社会学必须增强理论自觉意识，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概括和提炼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而不能总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他主编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一书就是这方面的尝试。在《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一文中，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学术话语权”概念，并分析了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关系。他分析指出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其中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包括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价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这些话语类型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学的初创阶段，严复、章太炎等人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在1919年后的本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学的四大学派对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费孝通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费孝通在自发的“文化自觉”阶段提出了具有话语意义的“小城镇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在自觉的“文化自觉”阶段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以及“新型文化文明观”。这些都表明中国社会学在推进学术本土化、把握学术话语权方面是可以作为的。中国社会学要想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就必须更好地掌握学术话语权，并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到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究其缘由，学术话语权具有诸多实际作用，如对社会发展的引领、对社会学的解释、对社会实践的构建以及制定判断标准和设置学术规则，等等。
诸多学者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对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进行了反思和建构。杨敏在《“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一文中系统反思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家一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另一种图景。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还是其他学者的“士绅社会”、“家国同构”等论述，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从实现维度来看，应该致力于构建“政府一企业一社会”的合作三维这样一种新型“国家一社会”关系。苏国勋在《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一文中系统反思了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指出韦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些误解，如判定道教是“纯粹的非理性”，进而把包括儒释道三家学说在内的东方宗教界定为“神秘主义”类型，并与西方的“禁欲主义”宗教一文化类型对列成犄角之势。应星尝试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概念来解释农民的抗争行为，在《“气”与抗争政治》一书中，他以“气”为研究视角，解释中国农民抗争行为的特殊逻辑，克服了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袁剑)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
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是2011年中国社会学界的核心议题，诸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郑杭生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社会管理科学化的社会学解读》等文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建立能够保障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分配的社会体制，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是使社会管理更加符合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并把一些好的理念转化为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他提出创新社会管理，要做到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李培林在《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人民日报》2011年2月18日)一文中指出，要在深入探讨社会管理规律的基础上，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社会管理的资源保障方面，则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大力培育发展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孙立平在《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一文中提出了消极的社会管理和积极的社会管理两种理念，认为中国社会管理应该走出消极社会管理的误区，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所谓消极的社会管理是指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误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所谓积极的社会管理是以主动的建设和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更好的社会为目标。
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一个论题是社会建设。陆学艺在《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等一系列文章中强调，社会建设核心人物是要调整社会结构，特别是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尚处在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水平，由此导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出现不平衡、不协调，这是造成目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主因。他还指出社会建设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第二阶段，加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会关系，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第三阶段，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动、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现代化。王思斌强调社会政策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所谓“社会政策时代”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改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和广大民众的生活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普遍形成，并且作为～种制度被有效实施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政策时代”具有如下特征：社会公正的理念被普遍接受；有较多社会福利政策出台：社会政策被制度化地有效实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表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大大增强，中国政府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提高国民社会福利。
福利社会与社会福利
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总论卷、养老保险卷、医疗保险卷、求助与福利卷)从理论层面上对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原则、框架、步骤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了中国社会保障今后四五十年的发展方向，即建立以缴费型保险为主、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本世纪中叶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其核心观点是设计一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该体系的构建要秉持“公平、正义、共享”的理念，坚持“六大原则”(普遍性、统一性、互助共济性、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与弱者优先、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分“三步走”(第一步从2008年至2012年初步建立搭建“两免除一解除”的基本保障制度支架；第二步从2013年至2020年使社会保障体系朝着全面定性的方向稳定发展；第三步2021年至本世纪中叶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全方位满足国民的社会保障需求)。
具体到实践层面，如何改善老百姓社会福利，各地都在进行实践探索。其中北京市“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关注。郑杭生组织课题组对其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系统研究，出版了《“大民政”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他认为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变过去补缺型社会福利的“小福利”现状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特征、是不可逆的，所以在提升的“度”上一定要谨慎决策，要有战略眼光，保证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特别要吸取“福利国家”的教训，谨防走福利国家普遍高福利、高债务的老路。而北京市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理念和实践，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重要尝试，既弥补了补缺型社会福利的缺陷，又避免了福利国家陷阱。
社会质量与生活质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一词开始浮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中，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张海东等对“社会质量”这一全新的社会发展研究范式进行了探析，认为这一新范式在理论诉求上将社会公正作为核心价值。这种诉求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在本体论上，社会质量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在四个条件性因素中，社会经济保障领域，社会质量强调普惠共享，这是社会公正首要的基本前提；在社会凝聚领域，社会质量突出了团结共存，这是社会公正的内在诉求；在社会包容领域，社会质量倡导平等融合，表达了社会公正的现实关怀；在社会赋权领域，社会质量强调增能赋权，这是社会公正根本的价值取向。在社会质量的社会发展研究范式中，社会公正的实现要以制度世界的保障为基础，最终实现个人发展与集体认同的统一。
周长城讨论了“生活质量评价”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表现在：首先，生活质量评价有助于培养人们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意识，尤其是主观生活质量评价研究可以从理论层面引导人们对生活质量进行系统深入的认知，从而促进人们有效地改善生活质量。其次，生活质量评价研究可为那些与人们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政策制订提供建议。生活质量评价研究是确保相关政策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途径。
意识形态与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整合的关键因素。刘少杰系统研究了意识形态功能、形式、层次、历史变迁、传播方式等。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同社会结构的其他构成因素一起发生了深刻转型，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追求目标、实践功能和整合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转变；在一系列重大价值信念上也作出了明确调整；以此为前提，民间社会 意识形态呈现了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新状态：影视媒体、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影像化或感性化，极大地拓宽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深度与辐射广度，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进入了空前活跃、繁荣和健康发展的时期。他梳理了西方社会学中意识形态研究的演变，指出西方社会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把意识形态作为其重要研究主题，中国社会学应当明确认识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历史演化和当代课题，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他还指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既有概念化、逻辑化的理论形式，也有表象化、象征化的感性形式，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此外，他还认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互联网、影视媒体和手机通信的快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当代文化视觉化，而且也提升了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效力与地位。在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中，大众的或民间的信息权力迅速增强，并且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更加有效的展开形式与运行空间，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认同为主题的研究依然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亮点，其讨论的范围涵盖了社会阶层认同、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
就阶层认同而言，陆益龙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社会分层的主观建构问题，即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及阶级分化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形成怎样的影响。在研究中，陆益龙提出了“分层态度”概念，关注人们基于对社会分层现实的认识而形成的主观反应。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对宏观阶层结构的认识和态度方面，较多的人认为当前阶层结构属于“金字塔型”，而期望的则是“菱型”的阶层结构。而且有较多的人认为在贫富阶层、上层与底层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矛盾。这种态度可能代表了人们对发展有更高的要求或期望，特别是对中间阶层的发展有更高的期望。从个人的阶层认同情况来看，当前的阶层结构则属于“宝塔型”，也就是中层及以下阶层为主的认同，这一结果显示人们的阶层认同已经发生变迁，从“偏低层”的认同转向中层及以下阶层为主的认同。冯仕政具体探析了中产阶级的认同现状和趋势。他认为，在考察阶级认同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政治阶级认同的形成与户籍制度及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认同的“主观中产阶级”与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近年来，“底层认同”在不断扩大，“中层认同”在不断流失；改革前的“阶级政治”观念阻碍了中产阶级认同的形成和发展。
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中，管健等人的研究发现，城市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认同根基与认同应对策略选择都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并且体现了代际之间从自在阶段到自卫阶段的过渡。具体而言，第一代城市移民普遍认同命运观和宿命论，第二代城市移民缺乏最终的认同归属，在社会心态上更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第一代城市移民在认同策略的选择上，通常以“转换参照群体策略”和“转换比较维度策略”的方式作为补偿机制，以此维系原有的认同，保护个人的自尊。第二代城市移民偏好积极进取型认同策略，如“社会竞争策略”、“强调一体感策略”、“自我流动策略”和“隐瞒掩饰策略”等。
王宁等人对广州打工妹的身体消费进行了质性研究，认为打工妹的两栖消费策略促成了她们的两栖身份认同。所谓两栖消费是指，打工妹在具有“可视性”或“显示度”的消费领域，通过身体消费来与“土里土气”的“乡下妹”形象决裂，从而以城里人的形象出现；但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她们在不太具有“可视性”或“显示度”的消费领域，继续遵循农村社会中节俭习惯。这种通过挤压一部分消费来满足身体形象消费欲望的方式(两栖消费策略)折射出了打工妹的身份困境，即她们是既非农民、也非市民的工作移民。
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
郑杭生呼吁中国社会学必须增强理论自觉意识，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概括和提炼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而不能总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他主编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一书就是这方面的尝试。在《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一文中，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学术话语权”概念，并分析了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关系。他分析指出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其中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包括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价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这些话语类型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学的初创阶段，严复、章太炎等人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在1919年后的本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学的四大学派对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费孝通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费孝通在自发的“文化自觉”阶段提出了具有话语意义的“小城镇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在自觉的“文化自觉”阶段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以及“新型文化文明观”。这些都表明中国社会学在推进学术本土化、把握学术话语权方面是可以作为的。中国社会学要想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就必须更好地掌握学术话语权，并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到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究其缘由，学术话语权具有诸多实际作用，如对社会发展的引领、对社会学的解释、对社会实践的构建以及制定判断标准和设置学术规则，等等。
诸多学者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对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进行了反思和建构。杨敏在《“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一文中系统反思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家一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另一种图景。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还是其他学者的“士绅社会”、“家国同构”等论述，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从实现维度来看，应该致力于构建“政府一企业一社会”的合作三维这样一种新型“国家一社会”关系。苏国勋在《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一文中系统反思了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指出韦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些误解，如判定道教是“纯粹的非理性”，进而把包括儒释道三家学说在内的东方宗教界定为“神秘主义”类型，并与西方的“禁欲主义”宗教一文化类型对列成犄角之势。应星尝试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概念来解释农民的抗争行为，在《“气”与抗争政治》一书中，他以“气”为研究视角，解释中国农民抗争行为的特殊逻辑，克服了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