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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内编外同工不同酬、行业间收入差距大、垄断行业天价薪酬……”老百姓关于收入的“抱怨”越来越多，人们期待收入分配改革能够真正还富于民，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在各大门户网站关于两会热点的评选中，收入分配都不约而同地名列前茅，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一直以来，收入都占据着国民财富积累来源的重要地位，而在现行的制度下，两个人收入的差距，有时候并非能力的差别，而是单位或岗位的不同，行业类别的不同，甚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也不在少数。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越发凸显出来，期盼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高薪门激起民议
国泰君安的“高薪门”事件曝光后着实令公众咋舌。一个3200多人的公司，去年的薪酬和福利费用竟高达32亿元，平均每人收入达到100万元。去年的股市一落千丈，投资者损失巨大，而作为券商的国泰君安员工薪酬待遇竟如此惊人，这深深地触动了公众本就十分敏感的神经。虽然国泰君安事后立即发表了回应，但却仍无法平息人们对“高薪门”事件的愤慨。
在我国，金融行业是垄断性行业，市场准入关把得很严，其效益不是靠纯能力和竞争力获得，而是由社会和政府授权获得，这是竞争性企业无法比拟的。而无论是去年3月平安高管马明哲被爆年薪6600万，还是这次国泰君安“高薪门”事件，金融类企业天价年薪已让公众忍无可忍：“应该加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缩小金融系统领导和员工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地区差异过大”……如此呼声不断。
日前，财政部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图加强对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管控工作。意见稿规定，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最高为70万元人民币，最低为5万元。金融企业负责人总薪酬不应大于其对应的基本年薪的四倍，其最高为280万元人民币。
据推算，280万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地区职工年薪70到80倍，比令人倾慕的公务员也高了60到70倍。如此高的标准再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有专家认为，限薪并不是监管高管的最佳办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效益不是纯能力、竞争力问题，而是由社会政府授权获得，国家应该严格限制股东分红，特别是要对国有控股类金融企业的高管薪酬严加管理。金融高管年薪应该限制在100万元以下，超过这个就太多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加重加深，面对金融机构员工长期以来严重背离社会平均工资的现状，面对不断爆出的个别金融企业当家人的天价高薪，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严格规范国资控股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薪酬标准。
百姓期待缩小收入差距
在《小康》的调查中，80%的受访者都对自己的工资待遇表示不满意，大部分人认为目前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加大过快，其中一些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更是“高得离谱”。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是不断加大。据相关统计，2008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创历史新高，超过了一万元，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贫富分化加剧。
众所周知，基尼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而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我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458，远超过0.4。
很多专家指出，我国贫富差距加大的原因和我国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配置结构相关，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中国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份额很小。
一组数字指出，在过去12年里面中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2%，城镇居民的纯收入增长速度为8%，而农民的纯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长，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够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原因。”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指出。
在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应该尽快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人民网相关调查显示，人们更多的是期待“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长效机制”。有网友提出，“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长效机制，应该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等问题。与此同时，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打破垄断经营。”
对此，不少专家指出，确有必要建立工资增长长效机制，而相关部门应该提出具体的措施。据调查，工人工资一般只占企业营业收入的8％左右，而企业的利润则常常高于这一比例。一些专家表示，政府应通过适时调整最低工资，再通过将工资增长比例、常见岗位工资收入等信息透明化，引导社会工资占GDP比重逐步提高。
收入分配改革应真正还富于民
如何改善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单单是百姓的期待，更应该成为政府工作改革的重点。2008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近来，一系列关于增加民众收入的政策纷纷试行和提出，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澳门、香港等地区效仿新加坡等国“全民分红”、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不久前建议中国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发放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成都、杭州等城市此前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台湾地区向每位居民发放3600元新台币等等做法，都彰显了各地政府为提升百姓收入、拉动消费的决心。
虽然 “充实老百姓的钱包”这种方式更为直接，但一些专家也指出，这只能收到暂时的效益，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社科院公共管理与政府政策所马光远博士认为应该充实国民在医疗、教育、养老领域的缺口,将资金划入社保、民营资本等领域，通过这样的方式,充实国民的权益账户, 夯实财富回归民生的制度基础。
而个税改革也同样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此前上调个税起征点的改革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个人所得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目标是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具体实施可能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和支出，综合计算纳税金额，甚至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等因素，实行基本生计扣除加专项扣除。
对此，专家认为深层次的改革有助于促进收入分配问题上的社会公平，并缓解因此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不平感。日前，包括吴敬琏等在内的五位著名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现在“调整个税可以有效地刺激消费，是个税调整的好时机”。
目前，公众比较热点的意见集中在四个方面：改变目前的财富分配机制，更多地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大规模减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必须指出，在分配机制上如何更多地向普通民众倾斜应该是重中之重，收入分配改革应该真正“还富于民”。
在各大门户网站关于两会热点的评选中，收入分配都不约而同地名列前茅，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一直以来，收入都占据着国民财富积累来源的重要地位，而在现行的制度下，两个人收入的差距，有时候并非能力的差别，而是单位或岗位的不同，行业类别的不同，甚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也不在少数。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越发凸显出来，期盼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高薪门激起民议
国泰君安的“高薪门”事件曝光后着实令公众咋舌。一个3200多人的公司，去年的薪酬和福利费用竟高达32亿元，平均每人收入达到100万元。去年的股市一落千丈，投资者损失巨大，而作为券商的国泰君安员工薪酬待遇竟如此惊人，这深深地触动了公众本就十分敏感的神经。虽然国泰君安事后立即发表了回应，但却仍无法平息人们对“高薪门”事件的愤慨。
在我国，金融行业是垄断性行业，市场准入关把得很严，其效益不是靠纯能力和竞争力获得，而是由社会和政府授权获得，这是竞争性企业无法比拟的。而无论是去年3月平安高管马明哲被爆年薪6600万，还是这次国泰君安“高薪门”事件，金融类企业天价年薪已让公众忍无可忍：“应该加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缩小金融系统领导和员工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地区差异过大”……如此呼声不断。
日前，财政部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图加强对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管控工作。意见稿规定，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最高为70万元人民币，最低为5万元。金融企业负责人总薪酬不应大于其对应的基本年薪的四倍，其最高为280万元人民币。
据推算，280万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地区职工年薪70到80倍，比令人倾慕的公务员也高了60到70倍。如此高的标准再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有专家认为，限薪并不是监管高管的最佳办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效益不是纯能力、竞争力问题，而是由社会政府授权获得，国家应该严格限制股东分红，特别是要对国有控股类金融企业的高管薪酬严加管理。金融高管年薪应该限制在100万元以下，超过这个就太多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加重加深，面对金融机构员工长期以来严重背离社会平均工资的现状，面对不断爆出的个别金融企业当家人的天价高薪，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严格规范国资控股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薪酬标准。
百姓期待缩小收入差距
在《小康》的调查中，80%的受访者都对自己的工资待遇表示不满意，大部分人认为目前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加大过快，其中一些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更是“高得离谱”。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是不断加大。据相关统计，2008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创历史新高，超过了一万元，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贫富分化加剧。
众所周知，基尼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而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我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458，远超过0.4。
很多专家指出，我国贫富差距加大的原因和我国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配置结构相关，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中国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份额很小。
一组数字指出，在过去12年里面中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2%，城镇居民的纯收入增长速度为8%，而农民的纯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长，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够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原因。”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指出。
在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应该尽快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人民网相关调查显示，人们更多的是期待“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长效机制”。有网友提出，“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长效机制，应该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等问题。与此同时，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打破垄断经营。”
对此，不少专家指出，确有必要建立工资增长长效机制，而相关部门应该提出具体的措施。据调查，工人工资一般只占企业营业收入的8％左右，而企业的利润则常常高于这一比例。一些专家表示，政府应通过适时调整最低工资，再通过将工资增长比例、常见岗位工资收入等信息透明化，引导社会工资占GDP比重逐步提高。
收入分配改革应真正还富于民
如何改善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单单是百姓的期待，更应该成为政府工作改革的重点。2008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近来，一系列关于增加民众收入的政策纷纷试行和提出，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澳门、香港等地区效仿新加坡等国“全民分红”、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不久前建议中国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发放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成都、杭州等城市此前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台湾地区向每位居民发放3600元新台币等等做法，都彰显了各地政府为提升百姓收入、拉动消费的决心。
虽然 “充实老百姓的钱包”这种方式更为直接，但一些专家也指出，这只能收到暂时的效益，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社科院公共管理与政府政策所马光远博士认为应该充实国民在医疗、教育、养老领域的缺口,将资金划入社保、民营资本等领域，通过这样的方式,充实国民的权益账户, 夯实财富回归民生的制度基础。
而个税改革也同样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此前上调个税起征点的改革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个人所得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目标是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具体实施可能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和支出，综合计算纳税金额，甚至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等因素，实行基本生计扣除加专项扣除。
对此，专家认为深层次的改革有助于促进收入分配问题上的社会公平，并缓解因此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不平感。日前，包括吴敬琏等在内的五位著名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现在“调整个税可以有效地刺激消费，是个税调整的好时机”。
目前，公众比较热点的意见集中在四个方面：改变目前的财富分配机制，更多地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大规模减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必须指出，在分配机制上如何更多地向普通民众倾斜应该是重中之重，收入分配改革应该真正“还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