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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Sea Power）强调的是力量，而与主权共生的中国海权，应该更多强调海洋权益（Sea Right and Benefit）。更现实的是，东方“利维坦”如何能从觉醒到强大
飞机轰鸣声从云端传来。海上钻井平台上的中国工人们抬头仰望时，几架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航空大队的P－3C反潜巡逻机正飞过头顶，距离近得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飞行员的眉毛和表情。
这些监视中国油田的飞机是从日本鹿屋航空基地起飞的，约两个小时就能飞抵这里。每天日本人对这一油田设施的监视，中国的工人早已习惯。
位于中日东海中间线靠近中国一侧的东海油田是中国在1998年开始建设的。它位于北纬28度10分至40分、东经124度50分至20分间，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属于东海西湖凹陷区域，是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在这块海域内，分布着中国的春晓、残雪、断桥、天外天四个油气田。春晓油田是第一个投入开发的项目，据报道预计将于2005年10月投产，并通过海底的输油管和输气管输送到350公里外的中国华东地区。
中国在东海油气资源开采上的主动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却引起日本的关注和焦急。
7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式宣布授予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天然气田的试开采权，并给这些气田起了日本名称。中日东海油气之争开始升级。随后，中国的强烈态度引起了世界注意。“中国沉睡的海洋意识正在觉醒。”外刊这样评价。
引起外国媒体关注的还不仅仅是中日东海油气之争。7月11日，中国官方隆重纪念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参加了当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大会，在此前后，中国各地开展了各类纪念活动。7月11日这一天也被中国定为“航海日”。
中国的分析家们认为，中国航海日，是中国国家战略从陆上走向海洋、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转折点。它提示国人要有海洋意识，国土的概念里同样包涵300万平方公里蓝色的土地。
政府启动海洋意识
中国对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一次纪念活动，之所以引起外界关注，在于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郑和当年航行的路线，从马六甲经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再从伊朗到东非。这条路线正是今天中国的海上运输命脉。而美国鹰派学者，则开始怀疑中国正试图重新振兴“郑和之路”。
远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两年变得格外热闹和忙碌。在这个靠近波斯湾入口的昔日渔村，中巴两国合作的一个特大项目瓜达尔港正在建设之中。2002年以来，中国在扩建该深水港以及通往卡拉奇港的公路项目上已投资4亿美元。
今年7月，到访的巴基斯坦商务部长胡马雍·阿卡塔·汉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2002年3月瓜达尔港第一期工程开工，目前一期项目已接近尾声。瓜达尔港项目的目标就是从陆路直通中国，目前已有从瓜达尔到卡拉奇的快速公路，从卡拉奇通过巴国内的公路网，再由喀喇昆仑公路就可以直接从陆路到达中国的新疆，把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西部开发地区连成一片。他还透露，瓜达尔港只是瓜达尔工程的一部分，按计划是要通过铁路和公路网经巴基斯坦将中国与中东、中亚产油国家连接起来。
美国人一直给予这一项目以“热情”的关注。他们认为，通过瓜达尔港，中国能够控制从伊朗以及苏丹等国的石油进口路线。在中国自己由18艘超级油轮组成的大型船队投入使用后，这一港口就变得更加至关重要。
美国人担心，中国正在郑和当年航行的线路上逐步加强战略据点的建设，华盛顿把其称为“珠链战略”，指的是北京通过发展援助、贸易往来以及投资建造公路和港口，试图在沿线国家立足。美国媒体认为，珠链上的珠子已经安置在缅甸，泰国和南中国海。而瓜达尔港无疑是中国在巴基斯坦布下的一个重要“珠子”。
美国的担心当然是害怕其全球利益受到影响，但在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后，海洋意识的觉醒正成为业内的共识和政府的战略考虑。
“海洋开发和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写进了十六大报告，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杨金森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他已经注意到，中国高层在海洋建设问题上，正发生着一些可喜的变化。
6月30日，国家海洋局牵头召开的一个会议引起了业内的广泛注意。当天，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涉海部门和单位的近25位专家和领导参加了这个名为第一次《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大纲（讨论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并明确了规划编写分工。该规划的规划期为2006—2010年，部分领域展望至2020年。
被访专家认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这是继1998年中国发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和2003年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后又一次带有标志性的工作。
据介绍，此次《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这是我国首次将海洋事业发展列入国家专项规划。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志辉介绍说，该规划将最终确定我国未来5—15年海洋事业的发展与走向，“对我国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推进建设海洋强国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业内也早注意到，中国政府高层对海洋的关注在去年就有明显表现。2004年3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议上强调：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要加强海洋调查和规划，全面推进海域使用管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海洋开发和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专门做出指示：国家海洋局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规划、立法、管理上，按照“三定”方案，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认真履行海洋行政管理职责。
有限海权的困境
然而海洋的一切规划，都是须以权利边界和地理范围为基础的。
近年，中国海事系统不断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先后建造了一批吨位较大的海巡船舶。今年2月22日加入中国海事监督船舶序列的3000吨级“海巡31”船是一艘适航无限航区的船舶，也是我国第一艘装备了直升机起降平台、直升机库和飞行指挥塔等全套船载系统的民用船舶。
今年7月份，“海巡31”先后对南海、东海和黄海水域的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海域的国际航线、海上施工作业区、油气平台及海上过驳作业等进行了巡航监管。交通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表示，今后，中国海事将把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海域纳入正常监管范围，不断加大巡航监管力度。
业内人士对中国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必要态度。但他们也提醒，海上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安全的一大因素，而且目前，中国周边海上形势也并不乐观。
“从2004年来看，南海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平稳。”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法研究室主任贾宇有些忧虑。一年来周边国家不断强化海上管控，持续加大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袭击、抓扣、枪击我国渔民和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在我“断续国界线”内的钻井多达1000多口，每年开采油气5000万吨以上。
中国海洋大学长期研究海洋政治问题的刘中民教授告诉《商务周刊》，目前，南海诸岛大部分被外国占据，他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越南现在占着29个，菲律宾占着9个，马来西亚占着5个，台湾控制最大的太平岛，而中国内地只占有7个岛屿。
“近些年来，以我国曾母暗沙为中心，有近千座外国石油钻井平台在日夜忙碌着，而我国至今没有一口钻井。”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韩立民教授很痛心，他注意到，越南强国梦的一大支柱就是南海石油，越南从我国周边开采的石油达到每年1000万吨以上，结果从1986年开始，越南就从石油进口国成为了石油输出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国家在持续加强开采南海油气资源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加强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合作。”贾宇说，“利益多方化和争端的国际化，使南海问题的解决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
去年5月以来，日本借“春晓”油气田开采设施建设挑起事端，其主要媒体大肆渲染。同时，日本加快了对其外大陆架的全面调查，勘测的范围竟把中国领土钓鱼岛、中国的部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包括在内。继中日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之后，从去年开始，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夺成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三个不稳定因素。
一直比较平静的黄海在2004年也成了有关国家角逐的舞台。朝鲜、韩国不断强化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朝鲜在北黄海尚未划界海域单方面钻井10余口，韩国则在黄海大陆架进行地质地形调查。
在一份呈送有关方面的对策建议报告中，韩立民指出，目前，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权，但其中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和越南等国家存在划界争议，且矛盾时有激化。
从国际角度看，刘中民认为，中国成为海洋强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美国全球战略安排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对整个亚太太平洋地区的安排，就是从海上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美日联手控制西太平洋的态势在进一步加强。这些对中国的海洋的战略空间会形成很大的挤压。
二是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台关系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不得不发展有限的海权。“美国对台湾的问题的立场和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势，势必增加中国发展海权的成本。”刘中民说。
历史的反思
“今天，中国周边海上形势的复杂和划界难题，与我们在上世纪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程中的政策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周忠海教授说。
周忠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另一个职务是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曾参加过被称之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讨论起草工作。他告诉《商务周刊》，《公约》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大国霸权的产物，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参加联合国海洋会议上起草和缔结的第一个大的国际公约。
1945年，美国在得克萨斯沿海发现了石油，该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公告，即《杜鲁门公告》，又称《大陆架公告》，主张美国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公告发布后，曾引起了一场蓝色“圈地运动”。许多沿海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纷纷提出对大陆架的主张，导致了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产生。
但智利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没有大陆架，沿海不到100米就是3000米深的深海，所以，为保护其沿海的自然资源，维护自身的安全，1947年，智利、秘鲁率先宣布它们的领海宽度为200海里。此后，200海里领海权成了整个拉美国家斗争的焦点。这个斗争还广泛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1973年，第10届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宣布沿海国家有权在其领海以外划定专属经济区，范围可达200海里。同年9月，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支持沿海国家的要求。到1970年代前半期，在110多个沿海国家中，已有80多个国家同意上述主张。
但在起草《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时，围绕200海里海权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周忠海认为，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当时在政策上很“左”。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谈判前，中央给了三个方针，第一是反霸，第二是支持第三世界，第三才是维护国家利益。1970年中国还发表了一个支持发展中国家200海里海洋权斗争的公告。
“我们甚至连自己在海上的利益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去参加会议。”杨金森说，所以我们基本是站在77国集团的角度，他们说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所长薛桂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的文章都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国家政策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没有认识到对国家海洋权益造成的影响”。
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会议召开。《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在领海外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权利。
“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统海，只要有一个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岛屿，就可以拥有12海里的领海和围绕其划200海里的专属区。” 薛桂芳说，随后，沿海国家纷纷宣布自己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实际上，自1973年到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期间的9年里，沿海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家门口的“无主”岛，以便最大限度地将专属区推向深海。东南亚国家在1970年代后都陆续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和国家声明，来确定它们的海洋权益。南海诸岛被他们实际控制正是在此期间。
“与这些渴望借机攫取最大国家利益的邻国相比，我们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薛桂芳指出，直到公约正式生效两年后的1996年，我国才对大陆架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发表了声明，并着手南海的海权确定工作。“从倡议到签约再到正式生效，我们在专属经济区方面落后了20年。”
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有不足400海里邻国间的重叠海域划界问题。中日东海间距离不足360海里，如何划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界，而日本主张按照中间线的原则划界。
1973年，在联合国召开的会议上，中日双方就划界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也没有结果。周忠海告诉《商务周刊》，当时大会主席是新加坡的总检察长许通美，他在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条款上只写了一句话：当事方通过友好协商按照国际法（国际海洋公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原则求得公平解决。
“由于很长时间不清楚和没有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造成了今天我们与很多国家的划界难题。”刘中民说，而在此之前，当时东海划界遵循的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那时候形势对中国很有利，中国渔船可以贴着日本海域去捕捞。
在今天看来，虽然美国一直反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签字，但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突然发现，世界上原来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少数面临两个大洋的国家，而且不需要跟任何人平分什么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旦公布，美国才是最大得益者，因此美国立即宣布自己东西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战略缺失与大国崛起
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了各界共同诉求，但中国真正开始系统地进行海洋战略研究和专属经济区的勘查工作，是从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教授在采访中说，由于起步晚，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和黄海部分海域甚至还没有确定基线。
令周忠海痛苦的是，目前在国内，研究《海洋法》的专家很少。薛桂芳慨叹，自己回国后逐渐脱离了海洋法研究最前沿的圈子，在国内连能一起讨论的人都难找。韩立民也批评道，中国对海洋法公约研究从1990年中期才开始有人做，从学科设置上还一直只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
在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和薛桂芳的专业都没有本科和硕士博士点，韩立民的海洋经济比二者幸运，有博士点，但也是以农林经济的名义申请的。“没有学生，学科怎么发展？再过几年我们的黄金年龄就结束了。”薛桂芳说。
刘中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政治，这个学科目前是国际海洋界最盛行的学科。比如澳大利亚，虽然涉海纠纷并不多，但研究海洋政治的专家学者却非常多，最著名的是澳大利亚的卧龙岗大学，有一个海洋政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的很多海军将军退役后都来到这里，与涉海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直接为海军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而现在我们中国是政府找不到专家，专家也找不到政府。”韩立民说，“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的智库。”
在1990年代，联合国就号召沿海国家改变部门分散管理方式，建立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参与的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杨金森告诉《商务周刊》，目前世界上海洋和海岸综合管理体制已形成多种模式，其中世界海洋和平大会推荐过四种模式：
荷兰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建立部长间委员会，总理任主席，负责协调工作和制定统一政策；
美国俄勒冈州模式，由分管副州长牵头建立一个海洋管理工作组，负责制定综合管理规划，由各界代表组成一个海洋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咨询工作；
美国夏威夷模式，建立一个海洋委员会，内阁级机构，为州长和立法机构提供咨询，负责制定海洋管理规划；
巴西模式，建立一个海洋资源部门间委员会，由海军部长领导，吸收11个沿海州参加，负责制定海岸带国家管理规划。
“为了实现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杨金森说。周忠海也建议，过于分散的管理权需要得到集中。
目前，中国虽然开始了《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但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海洋强国的过程中最缺少的是明晰的总体战略和海洋新思维。
在杨金森看来，中国连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工作都没有做好。“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写进国务院文件里，不能说中央没有重视和考虑，但是怎么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一个远期的战略目标，要有总体战略部署，但现在还缺乏这样一个模化工作。”最近，来自于国家海洋局的杨金森正在忙于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的模化工作。他认为，这个工程海洋局做不了，因为要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只有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可以牵头做。
“模化的工作很复杂，有很多基础的东西要做。”杨金森估计，顺利的话，模化工作至少也需要四五年时间。他透露，他们已经与中央政策研究部门进行了前期的接触。
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设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们并不清楚已经开始的《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与中国的现状相比，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的海洋强国美国已经走上了更快的车道。
美国现行的海洋政策制定于1969年。在2000年的全美海洋工作会议上，根据美国国会当年通过的《2000海洋法令》，成立了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重新审议和制定美国新的海洋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亲自指定16位专家组成的海洋政策委员会，自2001年9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美国海洋政策和法规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细致的调研，先后召开了9次地区性的会议，召集了有445位国内一流的海洋科学家、研究人员、环境组织、产业企业、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等参加的16次听证会，征集了大量的书面证词，沿美国海岸线和五大湖周围地区进行了18次实地考察，以掌握关于美国利用和管理海洋方面最紧迫的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形成了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
2004年4月20日，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美国海洋政策的长达514页的《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草案）》。随后5个月时间里，海洋政策委员会收到了37位州长、5位部落首领、5个海外领地、一个地区州长协会、社会各界800名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技术方面的专家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形成了1900页的证词。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草案）》进行了修改，并于2004年9月20日，正式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了名为《21世纪海洋蓝图》的国家海洋政策报告。
当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布行政命令，公布《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对落实美国《21世纪海洋蓝图》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从1999年开始，杨金森就撰文，建议国家把建设太平洋海洋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但6年过去了，很多决策程序方面的工作仍没有进行。
高之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呼吁国家要重视海洋工作。在今年年初他就注意到，美国已经完成海洋政策报告，并成为21世纪美国海洋发展的战略。韩国也制定了21世纪海洋开发战略。而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海洋开发战略和规划，只在具体的业务领域进行了一些战略研究。他建议国家尽快考虑和启动“海洋开发战略”制定工作。
制订中国自己的海洋战略，应该基于怎样的思路，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走美国的道路，美国就是挑战了英国的海洋霸权然后崛起的。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的国际问题专家张文木认为，“美国的海洋崛起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美国海洋强国的思维是在1890年海军战略专家马汉“海权论”基础上形成的，张文木在深入研究了马汉的海权思想和美国海洋扩张过程后认为，美国海权（Sea Power）思维更多的强调的是力量和武力；而中国的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应该更多强调的是中国的海洋权利（Sea Right），而不是海上霸权。
“中国非常需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但这种军事力量也是围绕着维护中国自己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张文木说。
飞机轰鸣声从云端传来。海上钻井平台上的中国工人们抬头仰望时，几架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航空大队的P－3C反潜巡逻机正飞过头顶，距离近得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飞行员的眉毛和表情。
这些监视中国油田的飞机是从日本鹿屋航空基地起飞的，约两个小时就能飞抵这里。每天日本人对这一油田设施的监视，中国的工人早已习惯。
位于中日东海中间线靠近中国一侧的东海油田是中国在1998年开始建设的。它位于北纬28度10分至40分、东经124度50分至20分间，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属于东海西湖凹陷区域，是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在这块海域内，分布着中国的春晓、残雪、断桥、天外天四个油气田。春晓油田是第一个投入开发的项目，据报道预计将于2005年10月投产，并通过海底的输油管和输气管输送到350公里外的中国华东地区。
中国在东海油气资源开采上的主动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却引起日本的关注和焦急。
7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式宣布授予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天然气田的试开采权，并给这些气田起了日本名称。中日东海油气之争开始升级。随后，中国的强烈态度引起了世界注意。“中国沉睡的海洋意识正在觉醒。”外刊这样评价。
引起外国媒体关注的还不仅仅是中日东海油气之争。7月11日，中国官方隆重纪念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参加了当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大会，在此前后，中国各地开展了各类纪念活动。7月11日这一天也被中国定为“航海日”。
中国的分析家们认为，中国航海日，是中国国家战略从陆上走向海洋、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转折点。它提示国人要有海洋意识，国土的概念里同样包涵300万平方公里蓝色的土地。
政府启动海洋意识
中国对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一次纪念活动，之所以引起外界关注，在于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郑和当年航行的路线，从马六甲经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再从伊朗到东非。这条路线正是今天中国的海上运输命脉。而美国鹰派学者，则开始怀疑中国正试图重新振兴“郑和之路”。
远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两年变得格外热闹和忙碌。在这个靠近波斯湾入口的昔日渔村，中巴两国合作的一个特大项目瓜达尔港正在建设之中。2002年以来，中国在扩建该深水港以及通往卡拉奇港的公路项目上已投资4亿美元。
今年7月，到访的巴基斯坦商务部长胡马雍·阿卡塔·汉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2002年3月瓜达尔港第一期工程开工，目前一期项目已接近尾声。瓜达尔港项目的目标就是从陆路直通中国，目前已有从瓜达尔到卡拉奇的快速公路，从卡拉奇通过巴国内的公路网，再由喀喇昆仑公路就可以直接从陆路到达中国的新疆，把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西部开发地区连成一片。他还透露，瓜达尔港只是瓜达尔工程的一部分，按计划是要通过铁路和公路网经巴基斯坦将中国与中东、中亚产油国家连接起来。
美国人一直给予这一项目以“热情”的关注。他们认为，通过瓜达尔港，中国能够控制从伊朗以及苏丹等国的石油进口路线。在中国自己由18艘超级油轮组成的大型船队投入使用后，这一港口就变得更加至关重要。
美国人担心，中国正在郑和当年航行的线路上逐步加强战略据点的建设，华盛顿把其称为“珠链战略”，指的是北京通过发展援助、贸易往来以及投资建造公路和港口，试图在沿线国家立足。美国媒体认为，珠链上的珠子已经安置在缅甸，泰国和南中国海。而瓜达尔港无疑是中国在巴基斯坦布下的一个重要“珠子”。
美国的担心当然是害怕其全球利益受到影响，但在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后，海洋意识的觉醒正成为业内的共识和政府的战略考虑。
“海洋开发和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写进了十六大报告，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杨金森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他已经注意到，中国高层在海洋建设问题上，正发生着一些可喜的变化。
6月30日，国家海洋局牵头召开的一个会议引起了业内的广泛注意。当天，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涉海部门和单位的近25位专家和领导参加了这个名为第一次《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大纲（讨论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并明确了规划编写分工。该规划的规划期为2006—2010年，部分领域展望至2020年。
被访专家认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这是继1998年中国发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和2003年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后又一次带有标志性的工作。
据介绍，此次《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这是我国首次将海洋事业发展列入国家专项规划。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志辉介绍说，该规划将最终确定我国未来5—15年海洋事业的发展与走向，“对我国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推进建设海洋强国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业内也早注意到，中国政府高层对海洋的关注在去年就有明显表现。2004年3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议上强调：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要加强海洋调查和规划，全面推进海域使用管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海洋开发和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专门做出指示：国家海洋局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规划、立法、管理上，按照“三定”方案，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认真履行海洋行政管理职责。
有限海权的困境
然而海洋的一切规划，都是须以权利边界和地理范围为基础的。
近年，中国海事系统不断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先后建造了一批吨位较大的海巡船舶。今年2月22日加入中国海事监督船舶序列的3000吨级“海巡31”船是一艘适航无限航区的船舶，也是我国第一艘装备了直升机起降平台、直升机库和飞行指挥塔等全套船载系统的民用船舶。
今年7月份，“海巡31”先后对南海、东海和黄海水域的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海域的国际航线、海上施工作业区、油气平台及海上过驳作业等进行了巡航监管。交通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表示，今后，中国海事将把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海域纳入正常监管范围，不断加大巡航监管力度。
业内人士对中国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必要态度。但他们也提醒，海上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安全的一大因素，而且目前，中国周边海上形势也并不乐观。
“从2004年来看，南海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平稳。”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法研究室主任贾宇有些忧虑。一年来周边国家不断强化海上管控，持续加大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袭击、抓扣、枪击我国渔民和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在我“断续国界线”内的钻井多达1000多口，每年开采油气5000万吨以上。
中国海洋大学长期研究海洋政治问题的刘中民教授告诉《商务周刊》，目前，南海诸岛大部分被外国占据，他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越南现在占着29个，菲律宾占着9个，马来西亚占着5个，台湾控制最大的太平岛，而中国内地只占有7个岛屿。
“近些年来，以我国曾母暗沙为中心，有近千座外国石油钻井平台在日夜忙碌着，而我国至今没有一口钻井。”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韩立民教授很痛心，他注意到，越南强国梦的一大支柱就是南海石油，越南从我国周边开采的石油达到每年1000万吨以上，结果从1986年开始，越南就从石油进口国成为了石油输出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国家在持续加强开采南海油气资源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加强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合作。”贾宇说，“利益多方化和争端的国际化，使南海问题的解决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
去年5月以来，日本借“春晓”油气田开采设施建设挑起事端，其主要媒体大肆渲染。同时，日本加快了对其外大陆架的全面调查，勘测的范围竟把中国领土钓鱼岛、中国的部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包括在内。继中日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之后，从去年开始，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夺成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三个不稳定因素。
一直比较平静的黄海在2004年也成了有关国家角逐的舞台。朝鲜、韩国不断强化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朝鲜在北黄海尚未划界海域单方面钻井10余口，韩国则在黄海大陆架进行地质地形调查。
在一份呈送有关方面的对策建议报告中，韩立民指出，目前，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权，但其中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和越南等国家存在划界争议，且矛盾时有激化。
从国际角度看，刘中民认为，中国成为海洋强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美国全球战略安排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对整个亚太太平洋地区的安排，就是从海上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美日联手控制西太平洋的态势在进一步加强。这些对中国的海洋的战略空间会形成很大的挤压。
二是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台关系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不得不发展有限的海权。“美国对台湾的问题的立场和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势，势必增加中国发展海权的成本。”刘中民说。
历史的反思
“今天，中国周边海上形势的复杂和划界难题，与我们在上世纪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程中的政策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周忠海教授说。
周忠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另一个职务是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曾参加过被称之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讨论起草工作。他告诉《商务周刊》，《公约》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大国霸权的产物，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参加联合国海洋会议上起草和缔结的第一个大的国际公约。
1945年，美国在得克萨斯沿海发现了石油，该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公告，即《杜鲁门公告》，又称《大陆架公告》，主张美国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公告发布后，曾引起了一场蓝色“圈地运动”。许多沿海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纷纷提出对大陆架的主张，导致了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产生。
但智利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没有大陆架，沿海不到100米就是3000米深的深海，所以，为保护其沿海的自然资源，维护自身的安全，1947年，智利、秘鲁率先宣布它们的领海宽度为200海里。此后，200海里领海权成了整个拉美国家斗争的焦点。这个斗争还广泛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1973年，第10届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宣布沿海国家有权在其领海以外划定专属经济区，范围可达200海里。同年9月，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支持沿海国家的要求。到1970年代前半期，在110多个沿海国家中，已有80多个国家同意上述主张。
但在起草《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时，围绕200海里海权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周忠海认为，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当时在政策上很“左”。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谈判前，中央给了三个方针，第一是反霸，第二是支持第三世界，第三才是维护国家利益。1970年中国还发表了一个支持发展中国家200海里海洋权斗争的公告。
“我们甚至连自己在海上的利益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去参加会议。”杨金森说，所以我们基本是站在77国集团的角度，他们说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所长薛桂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的文章都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国家政策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没有认识到对国家海洋权益造成的影响”。
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会议召开。《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在领海外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权利。
“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统海，只要有一个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岛屿，就可以拥有12海里的领海和围绕其划200海里的专属区。” 薛桂芳说，随后，沿海国家纷纷宣布自己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实际上，自1973年到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期间的9年里，沿海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家门口的“无主”岛，以便最大限度地将专属区推向深海。东南亚国家在1970年代后都陆续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和国家声明，来确定它们的海洋权益。南海诸岛被他们实际控制正是在此期间。
“与这些渴望借机攫取最大国家利益的邻国相比，我们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薛桂芳指出，直到公约正式生效两年后的1996年，我国才对大陆架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发表了声明，并着手南海的海权确定工作。“从倡议到签约再到正式生效，我们在专属经济区方面落后了20年。”
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有不足400海里邻国间的重叠海域划界问题。中日东海间距离不足360海里，如何划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界，而日本主张按照中间线的原则划界。
1973年，在联合国召开的会议上，中日双方就划界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也没有结果。周忠海告诉《商务周刊》，当时大会主席是新加坡的总检察长许通美，他在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条款上只写了一句话：当事方通过友好协商按照国际法（国际海洋公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原则求得公平解决。
“由于很长时间不清楚和没有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造成了今天我们与很多国家的划界难题。”刘中民说，而在此之前，当时东海划界遵循的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那时候形势对中国很有利，中国渔船可以贴着日本海域去捕捞。
在今天看来，虽然美国一直反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签字，但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突然发现，世界上原来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少数面临两个大洋的国家，而且不需要跟任何人平分什么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旦公布，美国才是最大得益者，因此美国立即宣布自己东西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战略缺失与大国崛起
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了各界共同诉求，但中国真正开始系统地进行海洋战略研究和专属经济区的勘查工作，是从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教授在采访中说，由于起步晚，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和黄海部分海域甚至还没有确定基线。
令周忠海痛苦的是，目前在国内，研究《海洋法》的专家很少。薛桂芳慨叹，自己回国后逐渐脱离了海洋法研究最前沿的圈子，在国内连能一起讨论的人都难找。韩立民也批评道，中国对海洋法公约研究从1990年中期才开始有人做，从学科设置上还一直只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
在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和薛桂芳的专业都没有本科和硕士博士点，韩立民的海洋经济比二者幸运，有博士点，但也是以农林经济的名义申请的。“没有学生，学科怎么发展？再过几年我们的黄金年龄就结束了。”薛桂芳说。
刘中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政治，这个学科目前是国际海洋界最盛行的学科。比如澳大利亚，虽然涉海纠纷并不多，但研究海洋政治的专家学者却非常多，最著名的是澳大利亚的卧龙岗大学，有一个海洋政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的很多海军将军退役后都来到这里，与涉海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直接为海军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而现在我们中国是政府找不到专家，专家也找不到政府。”韩立民说，“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的智库。”
在1990年代，联合国就号召沿海国家改变部门分散管理方式，建立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参与的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杨金森告诉《商务周刊》，目前世界上海洋和海岸综合管理体制已形成多种模式，其中世界海洋和平大会推荐过四种模式：
荷兰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建立部长间委员会，总理任主席，负责协调工作和制定统一政策；
美国俄勒冈州模式，由分管副州长牵头建立一个海洋管理工作组，负责制定综合管理规划，由各界代表组成一个海洋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咨询工作；
美国夏威夷模式，建立一个海洋委员会，内阁级机构，为州长和立法机构提供咨询，负责制定海洋管理规划；
巴西模式，建立一个海洋资源部门间委员会，由海军部长领导，吸收11个沿海州参加，负责制定海岸带国家管理规划。
“为了实现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杨金森说。周忠海也建议，过于分散的管理权需要得到集中。
目前，中国虽然开始了《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但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海洋强国的过程中最缺少的是明晰的总体战略和海洋新思维。
在杨金森看来，中国连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工作都没有做好。“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写进国务院文件里，不能说中央没有重视和考虑，但是怎么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一个远期的战略目标，要有总体战略部署，但现在还缺乏这样一个模化工作。”最近，来自于国家海洋局的杨金森正在忙于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的模化工作。他认为，这个工程海洋局做不了，因为要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只有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可以牵头做。
“模化的工作很复杂，有很多基础的东西要做。”杨金森估计，顺利的话，模化工作至少也需要四五年时间。他透露，他们已经与中央政策研究部门进行了前期的接触。
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设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们并不清楚已经开始的《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与中国的现状相比，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的海洋强国美国已经走上了更快的车道。
美国现行的海洋政策制定于1969年。在2000年的全美海洋工作会议上，根据美国国会当年通过的《2000海洋法令》，成立了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重新审议和制定美国新的海洋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亲自指定16位专家组成的海洋政策委员会，自2001年9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美国海洋政策和法规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细致的调研，先后召开了9次地区性的会议，召集了有445位国内一流的海洋科学家、研究人员、环境组织、产业企业、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等参加的16次听证会，征集了大量的书面证词，沿美国海岸线和五大湖周围地区进行了18次实地考察，以掌握关于美国利用和管理海洋方面最紧迫的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形成了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
2004年4月20日，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美国海洋政策的长达514页的《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草案）》。随后5个月时间里，海洋政策委员会收到了37位州长、5位部落首领、5个海外领地、一个地区州长协会、社会各界800名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技术方面的专家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形成了1900页的证词。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草案）》进行了修改，并于2004年9月20日，正式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了名为《21世纪海洋蓝图》的国家海洋政策报告。
当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布行政命令，公布《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对落实美国《21世纪海洋蓝图》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从1999年开始，杨金森就撰文，建议国家把建设太平洋海洋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但6年过去了，很多决策程序方面的工作仍没有进行。
高之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呼吁国家要重视海洋工作。在今年年初他就注意到，美国已经完成海洋政策报告，并成为21世纪美国海洋发展的战略。韩国也制定了21世纪海洋开发战略。而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海洋开发战略和规划，只在具体的业务领域进行了一些战略研究。他建议国家尽快考虑和启动“海洋开发战略”制定工作。
制订中国自己的海洋战略，应该基于怎样的思路，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走美国的道路，美国就是挑战了英国的海洋霸权然后崛起的。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的国际问题专家张文木认为，“美国的海洋崛起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美国海洋强国的思维是在1890年海军战略专家马汉“海权论”基础上形成的，张文木在深入研究了马汉的海权思想和美国海洋扩张过程后认为，美国海权（Sea Power）思维更多的强调的是力量和武力；而中国的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应该更多强调的是中国的海洋权利（Sea Right），而不是海上霸权。
“中国非常需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但这种军事力量也是围绕着维护中国自己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张文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