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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师文化,就是在社会和学校语脉中生成的由某一个群体的教师所共享的基本假设、价值体系以及行为模式。当前,中国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体转型,置身于转型期急剧的改革之中,许多教师暴露出的问题是:缺乏必要的心理和经验准备,缺少时间和财力支持,缺乏融洽的人际关系和技术交流,缺乏能够表达自己实践经验的语言。而这些问题往往因为文化的内隐性而使我们忽视它的存在,具体表现为被动顺从的基本假设、趋于保守的价值体系和被动服从的活动方式。
一、被动顺从的基本假设
有学者曾专门对香港和大陆的教师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大陆与香港教师在文化的深层假设层面上存在着差异。这差异的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不同。笔者下面选取对知识能力的信心、社会意识形态、求同性和谁主命运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自信和匮乏感
若问到香港教师有关他们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很多,但基本上来说,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教育教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足够的。如果同一题目向大陆教师提问,答案一定会包括自身存在不足。这种匮乏的感觉,除了能在年轻和经验不足的教师中找到之外,甚至有经验的骨干教师都会同意他们还有很多东西不懂,仍要不断学习。
大陆教师有较明显的匮乏感,并不代表大陆教师水平偏低,匮乏感或自信只反映教师对自己业务水平和能力的看法。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大陆教师的学术和业务水平不断提升,一些发达城市对教师的资历要求已和香港相仿,但大陆教师普遍仍觉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这种匮乏感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解放初期,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导致教师的学历、能力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而使教师产生对自身的不自信,同时这种匮乏感也与中国崇尚谦虚传统有关。
2.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在1965年新编本《辞海》中,个人主义被定义为损人利己、唯利是图、自私狭隘、自由散漫等,这与共产主义所推崇的大公无私、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主义相左。现在虽然中国大陆正走向市场经济,个人利益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长期的集体主义思想薰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思想在人民中已经潜移默化为共识。受利他的集体主义影响,一般教师都认同和乐意与人分享,不独善其身。年资较长和经验较多的教师对经验和成果不会当作私产珍而藏之。对扶掖后进、培养接班人,更会有强烈的责任感。
3.独立性和求同性
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求同性。这种求同性,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会更为明显。对事物的标准和价值判断自然是基于由集体经过讨论等所达成的共识。当一个教师要制定教学策略时,多会考虑集体认可的模式,而较少按自己意见去做决定。就算是创新,也仍会向主流靠拢。未被集体或代表集体的权威所认可就去作一些全新的尝试,很容易被视作独断独行。求同性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家有强而有力的机制来促使既定政策、准则下达到每一个人。大陆文化存在这种求同性,并不等于没有变化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变化之大有目共睹,但这种改变是由上而下,并非源自基层,全国一致而非多式多样,一改而即而非缓慢渗透。凡此种种,都与这强烈的求同性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求同性,很能说明为何不同地域的大陆教师会同时在推行同样的教改、运用同样的新技能,甚至说一样的术语。
4.自控和他控
在中国社会传统中,人们常相信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命运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但经过具体分析不难发觉这个“人”并非个人而是指群众和集体。任何个人如果脱离群众和集体,便会变得无力。因此在中国大陆个人的前途和发展,很大程度仍是受集体和国家所影响,不是个人可自主的。事实上,国家和集体对人民的生老病死、教育、婚姻、工作等都会有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安排,有很多关乎个人的命运。由于长期习惯于此,人们对自己的“命运”由谁决定会较倾向“他控”模式。正因如此,大陆教师在工作上基本是接受由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教师评估、教育改革和教学范式等。
二、保守的价值取向
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被动顺从的潜在假设造成了教师服从外部权威、珍视传统的保守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个人的目前取向的教学文化;封闭的文化心态;集体取向的专业自主模式。
1.个人的目前取向的教学文化
由于学校被分割为孤立的和隔绝的课堂,把教师彼此分开,可以说,教师是以孤立的方式进行工作的。利伯曼(Lieberman,A.)认为,“在教学中,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和紧凑时间内完成如此一致的使命,但他却是在自我迫使和职业认同的孤立之中进行的,这可能是个最大的讽刺——同时也是教学的最大悲剧。”对教师来说,工作的孤立并不意味着教师之间不友好,虽然有些教师几乎天天见面、彼此交流,但是他们很少运用交流的机会来讨论教学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教师提出问题就可能被他人看作是寻求帮助。教师请求帮助就意味着公开承认自己教学水平低,甚至表明自己教学的失败。这种孤立的、个人主义风气由于期望教师显示高水平课堂教学能力的工作规章和竞争氛围而加强。它无助于教学探索与开拓,尤其对那些正处在建立专业自信过程中的新手教师来说,他们担心请求帮助会被解释为“专业能力的不足”,所以就在封闭中自己摸索,或者试图保持现状。这极不利于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2.封闭的文化心态
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文化的这种惰性必然会制约教师文化,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固化着教师的思维方式,束缚着教师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教育因为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因此就肩负有儒家文化使命——以圣人为师法对象的道统系谱,教育家便常把“传道”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在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教师控制学生群体时表现出“统一”“求同”的思维方式,而教师个体对教师群体则表现出依附与归属的“中庸”的思维方式。教师作为文化的受动体,传统的思维方式使教师在恪守共同职业规范的同时,也形成了习惯于以“整体”作为“个体”掩体的随大流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了教师群体闭锁的文化心态。教师教改意识薄弱由此可另一例。教改意味着对长期例行的教学习惯的革新,对常规教学方式、教学活动的变革,意味着对“统一”的打破与挑战,自然会成为众目所向。
3.集体取向的专业自主模式
其实在中国并没有专业这个概念,与此相似的可能是需要经过严谨专门知识训练的行业。虽然在中国也有专家主导还是行政主导这个争论,但在教育系统里,很多领导都是从行内对业务熟识的佼佼者中提拔的。同时政府在制订政策时会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整体而言,教师对政府及学校领导作为政策和措施的制订者是原点接受的。面对不断推出的教育改革,中国教师主要问“怎样”改,而不是“为何”要改。教师不会追求西方强调独立自主的专业模式,相反,他们建立了另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集体专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怎样才最符合学生的利益这个专业判断并不是由教师体别决定的,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由教师和学者经过不断讨论和验证集体决定下来的。一旦确定,决定便成了专业的规范。例如:经过专家学者和政府集体审定,教科书和教学参考指出了学生应学的内容甚至包括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这些由上而下教学上的详细规定,教师不但不会视为束缚,还会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集体取向的专业模式,导致中国教师习惯将教科书当作课堂教学的蓝本和规范。
尽管近年来有关教师专业化的话题讨论者甚众,但要让中国教师认同并深信教师是作为一个教育专业工作者,可以从学生利益出发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学生的认识作出专业判断,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尚需时间。实际上,教师应有所选择地接受专业权威并自信教师自己才是最适合做出决定的人。
三、规范狭隘重复的活动形态
1.规范的生活
教师在中国历来被置于一个相当崇高的地位,但同时教师也承受着比其他职业更多的规范约束,这些约束不仅来自规章制度,更来自职业道德。孔子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自省中,为我国教师定下基本的德性要求;孟轲进而强调“教者必以正”;董仲舒提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韩愈则要求教师“以身立教”。在一代又一代的强化中,教师的精神规范逐渐升至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对教师的制度规范主要来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相应的各种制度、法规等等。现代制度的规范不仅统一规整了每个教师的职业志向和义务,而且对课程内容、教学组织形式、修业年限、教学方式和方法等也作了细致入微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日益严密,它已使教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各种外部制度的仆从。德性的期望和制度的逻辑使教师生活在各种形式的规范之中,而教师在教学生活中的个人情感在刚性的规范面前只能自动隐退。久陷于各种外部的规范中,也容易造成教师逐渐丧失自主的精神和创造的意识。
2.狭隘的生活
教师狭隘的生活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空间的相对狭小,还指教师精神生活的相对狭隘。教师的类生存方式已将教师的基本生存居所规定为学校和教室。另外,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对隔离,也造成了教师两点一线近乎单调的生活方式。
社会的期望以及自身的责任感,使许多教师埋头于教育教学。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成绩及应付各种学历要求,他们在已经很少的课余时间内参加各种速成的短期培训和学习,他们倾心于各种关乎自己生计并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用知识、技术和技巧。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课余众多此类方式的“充电”,使他们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伦理观念等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们的精神生活因此也就显得相对狭窄。
3.重复的生活
相同的教材、相近的教法、相似的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教师每天都在重复着“备课——讲课——批改作业”的工作轮回。重复而繁忙的生活节奏往往容易形成一种惯性,它不仅可能消融教学生活原本的生气和新鲜,而且可能消磨教师的生命感受,遮蔽教师的心灵,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为严重的是,在缺乏突破的繁复的日常生活中生活过久,教师就会对这样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自我满足,从而缺乏寻求新的更高的目的和意义的意愿和行动。
透过上述对教师文化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握当代中国教师的生存状况,这是一种被动、服从、自在的生存方式。在教师生存方式的问题上,我们或许正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即大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我们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即小写的人。”
一、被动顺从的基本假设
有学者曾专门对香港和大陆的教师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大陆与香港教师在文化的深层假设层面上存在着差异。这差异的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不同。笔者下面选取对知识能力的信心、社会意识形态、求同性和谁主命运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自信和匮乏感
若问到香港教师有关他们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很多,但基本上来说,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教育教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足够的。如果同一题目向大陆教师提问,答案一定会包括自身存在不足。这种匮乏的感觉,除了能在年轻和经验不足的教师中找到之外,甚至有经验的骨干教师都会同意他们还有很多东西不懂,仍要不断学习。
大陆教师有较明显的匮乏感,并不代表大陆教师水平偏低,匮乏感或自信只反映教师对自己业务水平和能力的看法。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大陆教师的学术和业务水平不断提升,一些发达城市对教师的资历要求已和香港相仿,但大陆教师普遍仍觉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这种匮乏感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解放初期,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导致教师的学历、能力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而使教师产生对自身的不自信,同时这种匮乏感也与中国崇尚谦虚传统有关。
2.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在1965年新编本《辞海》中,个人主义被定义为损人利己、唯利是图、自私狭隘、自由散漫等,这与共产主义所推崇的大公无私、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主义相左。现在虽然中国大陆正走向市场经济,个人利益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长期的集体主义思想薰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思想在人民中已经潜移默化为共识。受利他的集体主义影响,一般教师都认同和乐意与人分享,不独善其身。年资较长和经验较多的教师对经验和成果不会当作私产珍而藏之。对扶掖后进、培养接班人,更会有强烈的责任感。
3.独立性和求同性
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求同性。这种求同性,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会更为明显。对事物的标准和价值判断自然是基于由集体经过讨论等所达成的共识。当一个教师要制定教学策略时,多会考虑集体认可的模式,而较少按自己意见去做决定。就算是创新,也仍会向主流靠拢。未被集体或代表集体的权威所认可就去作一些全新的尝试,很容易被视作独断独行。求同性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家有强而有力的机制来促使既定政策、准则下达到每一个人。大陆文化存在这种求同性,并不等于没有变化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变化之大有目共睹,但这种改变是由上而下,并非源自基层,全国一致而非多式多样,一改而即而非缓慢渗透。凡此种种,都与这强烈的求同性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求同性,很能说明为何不同地域的大陆教师会同时在推行同样的教改、运用同样的新技能,甚至说一样的术语。
4.自控和他控
在中国社会传统中,人们常相信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命运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但经过具体分析不难发觉这个“人”并非个人而是指群众和集体。任何个人如果脱离群众和集体,便会变得无力。因此在中国大陆个人的前途和发展,很大程度仍是受集体和国家所影响,不是个人可自主的。事实上,国家和集体对人民的生老病死、教育、婚姻、工作等都会有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安排,有很多关乎个人的命运。由于长期习惯于此,人们对自己的“命运”由谁决定会较倾向“他控”模式。正因如此,大陆教师在工作上基本是接受由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教师评估、教育改革和教学范式等。
二、保守的价值取向
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被动顺从的潜在假设造成了教师服从外部权威、珍视传统的保守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个人的目前取向的教学文化;封闭的文化心态;集体取向的专业自主模式。
1.个人的目前取向的教学文化
由于学校被分割为孤立的和隔绝的课堂,把教师彼此分开,可以说,教师是以孤立的方式进行工作的。利伯曼(Lieberman,A.)认为,“在教学中,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和紧凑时间内完成如此一致的使命,但他却是在自我迫使和职业认同的孤立之中进行的,这可能是个最大的讽刺——同时也是教学的最大悲剧。”对教师来说,工作的孤立并不意味着教师之间不友好,虽然有些教师几乎天天见面、彼此交流,但是他们很少运用交流的机会来讨论教学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教师提出问题就可能被他人看作是寻求帮助。教师请求帮助就意味着公开承认自己教学水平低,甚至表明自己教学的失败。这种孤立的、个人主义风气由于期望教师显示高水平课堂教学能力的工作规章和竞争氛围而加强。它无助于教学探索与开拓,尤其对那些正处在建立专业自信过程中的新手教师来说,他们担心请求帮助会被解释为“专业能力的不足”,所以就在封闭中自己摸索,或者试图保持现状。这极不利于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2.封闭的文化心态
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文化的这种惰性必然会制约教师文化,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固化着教师的思维方式,束缚着教师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教育因为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因此就肩负有儒家文化使命——以圣人为师法对象的道统系谱,教育家便常把“传道”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在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教师控制学生群体时表现出“统一”“求同”的思维方式,而教师个体对教师群体则表现出依附与归属的“中庸”的思维方式。教师作为文化的受动体,传统的思维方式使教师在恪守共同职业规范的同时,也形成了习惯于以“整体”作为“个体”掩体的随大流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了教师群体闭锁的文化心态。教师教改意识薄弱由此可另一例。教改意味着对长期例行的教学习惯的革新,对常规教学方式、教学活动的变革,意味着对“统一”的打破与挑战,自然会成为众目所向。
3.集体取向的专业自主模式
其实在中国并没有专业这个概念,与此相似的可能是需要经过严谨专门知识训练的行业。虽然在中国也有专家主导还是行政主导这个争论,但在教育系统里,很多领导都是从行内对业务熟识的佼佼者中提拔的。同时政府在制订政策时会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整体而言,教师对政府及学校领导作为政策和措施的制订者是原点接受的。面对不断推出的教育改革,中国教师主要问“怎样”改,而不是“为何”要改。教师不会追求西方强调独立自主的专业模式,相反,他们建立了另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集体专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怎样才最符合学生的利益这个专业判断并不是由教师体别决定的,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由教师和学者经过不断讨论和验证集体决定下来的。一旦确定,决定便成了专业的规范。例如:经过专家学者和政府集体审定,教科书和教学参考指出了学生应学的内容甚至包括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这些由上而下教学上的详细规定,教师不但不会视为束缚,还会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集体取向的专业模式,导致中国教师习惯将教科书当作课堂教学的蓝本和规范。
尽管近年来有关教师专业化的话题讨论者甚众,但要让中国教师认同并深信教师是作为一个教育专业工作者,可以从学生利益出发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学生的认识作出专业判断,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尚需时间。实际上,教师应有所选择地接受专业权威并自信教师自己才是最适合做出决定的人。
三、规范狭隘重复的活动形态
1.规范的生活
教师在中国历来被置于一个相当崇高的地位,但同时教师也承受着比其他职业更多的规范约束,这些约束不仅来自规章制度,更来自职业道德。孔子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自省中,为我国教师定下基本的德性要求;孟轲进而强调“教者必以正”;董仲舒提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韩愈则要求教师“以身立教”。在一代又一代的强化中,教师的精神规范逐渐升至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对教师的制度规范主要来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相应的各种制度、法规等等。现代制度的规范不仅统一规整了每个教师的职业志向和义务,而且对课程内容、教学组织形式、修业年限、教学方式和方法等也作了细致入微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日益严密,它已使教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各种外部制度的仆从。德性的期望和制度的逻辑使教师生活在各种形式的规范之中,而教师在教学生活中的个人情感在刚性的规范面前只能自动隐退。久陷于各种外部的规范中,也容易造成教师逐渐丧失自主的精神和创造的意识。
2.狭隘的生活
教师狭隘的生活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空间的相对狭小,还指教师精神生活的相对狭隘。教师的类生存方式已将教师的基本生存居所规定为学校和教室。另外,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对隔离,也造成了教师两点一线近乎单调的生活方式。
社会的期望以及自身的责任感,使许多教师埋头于教育教学。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成绩及应付各种学历要求,他们在已经很少的课余时间内参加各种速成的短期培训和学习,他们倾心于各种关乎自己生计并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用知识、技术和技巧。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课余众多此类方式的“充电”,使他们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伦理观念等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们的精神生活因此也就显得相对狭窄。
3.重复的生活
相同的教材、相近的教法、相似的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教师每天都在重复着“备课——讲课——批改作业”的工作轮回。重复而繁忙的生活节奏往往容易形成一种惯性,它不仅可能消融教学生活原本的生气和新鲜,而且可能消磨教师的生命感受,遮蔽教师的心灵,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为严重的是,在缺乏突破的繁复的日常生活中生活过久,教师就会对这样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自我满足,从而缺乏寻求新的更高的目的和意义的意愿和行动。
透过上述对教师文化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握当代中国教师的生存状况,这是一种被动、服从、自在的生存方式。在教师生存方式的问题上,我们或许正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即大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我们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即小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