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最终回到北京。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20年!”
　　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次日，决定发至全国。
　　28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再次复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气势更盛。到了1974年，在全国第四届人大召开前，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组阁”的野心。制造了“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轮之一，它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的产物。“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目的是为了实现其组阁阴谋。
　　早在1970年，周恩来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就决定在“四五”计划期间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船队，改变长期租用大批外国船舶的被动局面。此后李先念和余秋里亲自组织国家计委、交通部、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多次研究论证认为。从国际市场买船。花钱少见效快，比较合算。通过买船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船队，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后经周恩来批准，每年平均购置近100T载重吨的计划开始实施，进展顺利。
　　在这过程中，造船部门提出一个方案，用买船外汇贷款进口材料、设备，变国外买船为国内造船。关于买船与造船的关系，李先念于1974年3月8日曾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这是根本的，但不排除在有利条件下，从国外适当购买一些船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舶太不够了，每年花掉的运费就要3亿多美元。数目太大……；六机部建议购买设备及材料，在国内自己造船，……这个意见是对的；看来六机部和交通部可能还有些意见不一致，望计委召集会议统一思想……；广东、上海以油为原料的大化肥厂，一旦建成，就需要有较大的油船，如5万吨的或者更大一些的。建议早点筹办。另外我们也在进口矿石，装运矿石万吨级船不行，吨位还要大，也要考虑解决。这一批示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等的赞同。
　　“风庆轮”由江南造船厂于1973年建造完成。1974年5月4日它出使欧洲，后胜利归来。这本是一成功事例，是一件喜事。但因当时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派两名干部随船帮助工作。对该船存在的质量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并和某些人发生了争论。江青一伙抓住这件事，声言要制裁这两位干部，并捏造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口号，强加给交通部，批评交通部领导人是“洋奴哲学”。而后又在关于“风庆轮”报道上写批语，质问中央政治局：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部?称：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并把不同意批判交通部和国务院的“风庆轮”政治委员李国堂等人扣压批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
　　10月17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经过密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挑起事端。江青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和“卖国”的问题。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在会上，她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忍无可忍地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接着。江青便大叫大闹起来。邓小平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即离席走出了会场。李先念坚决支持了邓小平。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内紧急密谋，一直到午夜，决定抓住这一“事件”，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政治局其他人，也没有告诉总理。我们4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邓小平与江青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也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
　　买船和造船，买多少造多少，应该说都是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即使有不同意见、有争论，都是正常的。但是，把它同“洋奴哲学”、“买办阶级”、“蜗牛爬行”等扯到一起，那就是别有用心，结果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泽东听完后，对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期间，江青两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她的住处，谈“风庆轮事件”，想让他们代她在毛泽东面前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王海容、唐闻生觉得其中大有问题，认为应该先向周恩来汇报。10月19日，王、唐二人到医院，将情况全部报告了周恩来。为了了解情况，周恩来先后把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找来谈话，了解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问题。
　　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这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当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
　　“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李先念回答。
　　“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李先念说。
　　毛泽东和李先念谈了很多。他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3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4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会见完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前前后后一一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后，毛泽东非常生气。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并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十分振奋，开始加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0月27日、11月7日、8日，多次与李先念交谈，同意推荐邓小平同志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1975年初，邓小平代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李先念作为副总理，坚决支持邓小平抓整顿。他把国务院各主要部门的负责同志找来，要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帮助邓小平做召开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和邓小平一起，在周恩来病床前决定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人选。邓小平抓整顿铁路、钢铁的会议，就是李先念主持的。在这两次会上，李先念在邓小平讲话后，专门讲了反对派性、落实政策的问题，每次邓小平讲话之后，李先念都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李先念的配合下，邓小平抓整顿，很快就见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