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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利用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将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研究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降低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公车改革在释放政策红利的同时也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亟需政府加强监督和管理，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应，推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 公车改革政策;三公经费;消费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0）02-0079-11
[作者] 石华平 博士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GDP增长率由2008年9.6%降至2018年6.6%，经济增速明显减缓，整体经济形势已从高速增长期过渡到中高速增长期，表明我国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设节约型政府，三公经费只减不增’’。面对“降支出，促增长”的两难局面，政府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势在必行。2014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我国公车改革政策正式启动。公车改革政策有利于缩减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提高公务出行效率，是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举措。公车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在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和提高公务出行效率等方面效果显著，但负面报道也屡见不鲜。一方面，公车补贴按行政级别确定标准，且以工资形式发放，等同于增加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因公车取消而屡屡出现公职人员大幅减少基层调研和因公出差，长此以往，势必会降低政府效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公车改革政策的目的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释放政策红利的同时又要避免降低政府效能，这又让政府进退两难。
公车改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政府三公经费预算和三公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详见图1），但经济仍保持稳定增长，究竟是公车改革释放的政策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存在其他原因？从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一方面，以现金补贴代替实物养车，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效用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消费性财政支出的节余可用于政府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直以来，公车历来被社会各界所诟病，不仅运行费用高，财政负担重，而且运行效率低，浪费严重。实施公车改革政策，既可减轻财政负担，又能提高公车利用效率。贾康（2014）以中央国家机关本级5000余辆公车上一年实际运营经费支出及相关人员经费支出总额为基数，以今后仅需于年度内开支的所有公职人员的交通补贴发放数来对冲，算出相对应的实际支出总规模将从基数水平下降约7%。[1]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试图探讨公车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对缩减三公经费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共存的经济现象寻找合理解释，利用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①研究消费性财政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政策效应，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本文构建的逻辑思路是：通过公车改革政策传导机制，一方面，公车补贴提高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降低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可用于政府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二、研究综述
关于财政支出對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丰硕，也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再度回热，主要是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2]但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关系至今悬而未决。新古典经济学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较具代表性的是Devarajan，Swaroop and Zou （199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推导出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稳态增长率的条件，[3]论证了在最优状态下，提高生产性支出比例能实现经济稳态增长，而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支出比例取决于二者对生产的贡献比。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逐渐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是Barro （1990）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引人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分析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增加政府支出，会降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影响经济稳态增长率。[4]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还有Lucas （1990）、Romer （1990）、Jones （1993）等。
其实，财政支出也可按照支出用途分为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经常性支出）。Barro （1990）研究认为投资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5]但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未形成一致结论。其一，Landau （1986）利用1960～1980年6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Grier（1989）对1951～1980年115个国家真实GDP增长与消费性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关系研究，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6]Aschauer （1989）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比例与GDP实际增长率呈负相关。[7]Barro （1990）分析了剔除教育和国防支出后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占实际GDP比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显著负相关。王春元（2009）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我国1978～2006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8]其二，Ar-row and Kurz （1970）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提高消费者效用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还发现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且出现负效应，而消费性支出却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Devarajan，1996; Ghosh and Gregori-ou，2006）。其三，庄腾飞（2006）、龚六堂（2009）研究指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明显的单调关系，还存在区域性差异。[9][10] 整体上讲，国外学者对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为研究我国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国内学者对政府三公经费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经验性分析上，缺少理论和实证研究，且基于公车改革政策背景下探讨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并解析公车改革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成果更不多见。我国三公经费作为政府财政预算中经常性支出的内容，属于政府公共消费支出。本文以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分析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模型及机制探讨
Barro （1990）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理论模型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1]Devarajan （1996）在Barro （1990）理论模型框架基础上，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与私人资本一起作为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探讨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2]本文借鉴Devarajan （1996）理论模型框架，采用Cobb- Douglas生产函数，考察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1.生产函数
假定生产函数由两部分组成：私人资本存量k，财政支出g，设g=gl+g2，其中，9i为投资性财政支出，g2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替代弹性。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其中，α>0，β>0，γ>O，α+β+γ=1，y是剔除了资本折旧的产出量，A为技术进步率，k为私人资本存量，α为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β和γ分别为投资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
上式中，生产要素均满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性质，即：fk>0，fg1>0，fg2>0，fkkg1g2
2.家庭
假设整个经济体是由连续同质，且具有无限寿命的家庭组成，家庭通过选择消费c、资本k来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
将效用函数u （c）定义为：， 则家庭贴现效用最大化可表示为：
其中，σ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ρ为时间偏好率或折现率，ρ>0。
根据Barro （1990）的假定，政府财政收入全部来自于税收所得，①其中，τ为固定税率，因此：
g=gl+g2 =τy
（3）
假设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为θ（0<θ<1），即θ=g2/g，且θ和τ是给定的。
本文将公车补贴ω*作为家庭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且ω*=ηg2。其中，η为公车补贴占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比例。
因此，家庭总工资收入为： ，其中， 代表家庭一般工资收入。假定家庭的主要收入由资本收入和工资收入所组成。因此，家庭的预算约束可以表述为：
其中，r为资本收益率或利率，τ为固定税率。
3.政府预算约束
根据上述假设，政府收入全部来自税收，且满足预算收支平衡，则政府预算约束可以表述为：
4.均衡
家庭的动态最优化问题为：
其中，limk （t） e-R（t）=0为横截性条件。
用最优控制法求解上述动态优化问题。首先，建立一般的Hamiltonian函数：
其中，入为Hamiltonian乘子，由此得到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基于Ramsey模型的结论：
根据（1）和（4）式计算可得：
将（15）代入（14）求出稳态经济增长率为：
根据（1）（3）（4）简单变换可得：
假设稳态经济增长率为φ，技術进步率A和税率τ都固定不变。
将（17）式代入（16）式中，得到：
5.比较静态分析
为了分析公车改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即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利用（18）式对θ求导，整理得：
若 ，则表明降低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g2，能促进经济增长。即满足 时，降低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还取决于二者的弹性比例。因此，政府可通过调整投资性财政支出与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比例来实现经济增长。
四、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是检验消费性财政支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实证模型为消费性财政支出与地区特征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InYit=a+βlnXit+γZit+εit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Yit、Xit和Zit分别表示人均实际GDP、消费性财政支出和地区特征变量。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①地区经济增长以人均实际GDP来衡量，人均实际GDP由2013～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均GDP”和“人均GDP指数”计算得出。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采用政府三公经费支出来衡量，数据经作者收集与整理所得。本文最关键的系数是l3，当控制了地区特征变量Zi。后，如果回归结果为p显著为负，则表明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能显著提高人均实际GDP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特征变量Zit：（1）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与“CPI指数”计算得出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越高，地区经济越发达，越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为正。（2）劳动力增长率。以城镇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率衡量。一方面，劳动人口增长率与就业率同向变化，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滞后就业率，则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就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劳动人口增长率与就业率反向变化，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超过就业率，则降低劳动人口增长率才能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不定。（3）政府规模。以“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越大，消费支出越高，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为负。（4）地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特征。第二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其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同向变化，预期符号为正。（5）地区投资水平。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投资规模越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越好，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为正。 2.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各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本文分别以全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为样本分别逐一考察，使用Stata14进行分析，分别以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并通过F检验、Haus-man检验进行模型设定检验。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分析，该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详见表1。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从第1列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全国层面控制了其他一些因素后，以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降低三公经费支出水平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政府三公经费支出降低1个百分点，期望地区经济增长0.02个百分点，符合理论预期。
分区域研究结果显示，在东部、西部地区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依然提高了地区经济水平，在l%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消费性财政支出降低1个百分点，地区经济增长约0.0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对提高地区经济水平不显著，且影响程度较低。因此，中部地区相比东部、西部地区消费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上述现象，我们认为存在以下两种可能的解释：（1）假定政府财政支出不变，当消费性财政支出减少时，投资性财政支出就等量增加。本文控制了政府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率等因素，减少的消费性财政支出等量转化为投资性财政支出，投资性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正是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理论解释。（2）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中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在承接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大力投资和发展基础设施。在政府财政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惟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占比，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此，中部地区消费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是因为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
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能促进经济增长。投资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符合研究预期，表明政府通过资本积累可实现经济增长。从东部地区回归结果看，固定投资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可刺激经济增长约0.12个百分点，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显著，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存在的原因，其一，政府规模与消费性财政支出成正比，政府机构臃肿不利于经济增长;其二，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扭曲性，所以规模过大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3.重新拟合结果分析
根据表1回归结果显示，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不符合经济规律。因此，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对不同变量加以控制后，同样以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发现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真实关系。表2第1列报告了当控制消费性财政支出和地区产业结构时，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2第2列报告了当加入“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后，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表2第3列报告了当控制“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外的其他变量时，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显著为负。通过表2的四次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当剔除“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时，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否则，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地区产业结构的显著性同是否控制“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有关。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实行去产能、调结构，所以在调整产业结构的短期内，工业产值增速放缓，导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而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抵消了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不显著相关的经济学解释。
五、稳健性检验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如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国家政策、劳动力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都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现在我们将回归模型稍作修改，新增“对外开放程度”变量作为地区特征变量的解释变量，①回归结果详见表3。从表3的模型回归结果看，增加“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后，模型结果整体显著，而且消费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基本符合预期。从全国层面上看，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对外开放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地区经济增长约0.01个百分点，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综上，通过在模型中增加“对外开放程度”解释变量后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均不受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该模型稳健性较好。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效应，将政府三公经费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探讨实施公车改革政策背景下，消费性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及大小。研究发现，公车改革政策以现金补贴代替实物养车，降低了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且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较好，但存在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为：（1）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2）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能显著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3）固定资产投资通过资本积累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進作用，政府通过持续稳定的资本投入，有利于实现地区经济稳态增长;（4）政府规模与消费性财政支出正相关，适当精简政府规模，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2.政策建议
党中央全面推进公车改革，意在解决公车私用，合理有效配置公车资源，创新公务出行方式，降低行政成本，遏制“车轮上的腐败”，树立廉洁政府形象。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政府应缩减消费性财政支出，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政府应继续缩减消费性财政支出，持续加强三公经费支出管理，创建清廉型和服务型政府，实现地区经济稳态增长。（2）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本身也会提高后期的生产和服务能力。一方面可以弥补因折旧和技术淘汰的生产能力，即维持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还能增加后期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实现扩大再生产。[13]（3）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政府机构运行成本和三公经费支出，缩减消费性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贾康.公车改革，账该怎么算？[EB/OL]. （2014-10-20）. http： //www. gov. cn/xinwen/2014-10/20/content一2767598. htm.
[2]D.A.Aschauer，J.Greenwood.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J].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85， （01）.
[3][12]S.Devarajan，V.Swaroop，H.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02）.
[4][5][11]Robert J Barro.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05）.
[6]K.B.Grier，G.Tulloc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Economic Growth，1951-1980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02）.
[7]D.A. Aschauer.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 （02）。
[8]王春元.我國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06）.
[9]庄腾飞.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视角——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财经科学，2006， （11）.
（IO]严成糅，龚六堂.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 （06）.
（13]王国辉，张立波，庄琳欣.牡丹江市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分析与思考[J].统计与咨询，2012， （06）.
（责任编辑 肖华堂）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Shi Huap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2012 t0 2017， this paperstudi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taking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f threepublic funds as an alternative variable of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It is found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helps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while releasing the policy dividend， still has roomfor improvement. It is urg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strengthen supervisionand management so as to better exert the policy effect and management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growth of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official vehicles reform policy;expenditure on official overseas vis-its， official vehicles， and official hospitality;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econom-ic growth
[关键词] 公车改革政策;三公经费;消费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0）02-0079-11
[作者] 石华平 博士研究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GDP增长率由2008年9.6%降至2018年6.6%，经济增速明显减缓，整体经济形势已从高速增长期过渡到中高速增长期，表明我国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设节约型政府，三公经费只减不增’’。面对“降支出，促增长”的两难局面，政府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势在必行。2014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我国公车改革政策正式启动。公车改革政策有利于缩减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提高公务出行效率，是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举措。公车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在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和提高公务出行效率等方面效果显著，但负面报道也屡见不鲜。一方面，公车补贴按行政级别确定标准，且以工资形式发放，等同于增加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因公车取消而屡屡出现公职人员大幅减少基层调研和因公出差，长此以往，势必会降低政府效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公车改革政策的目的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释放政策红利的同时又要避免降低政府效能，这又让政府进退两难。
公车改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政府三公经费预算和三公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详见图1），但经济仍保持稳定增长，究竟是公车改革释放的政策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存在其他原因？从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一方面，以现金补贴代替实物养车，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效用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消费性财政支出的节余可用于政府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直以来，公车历来被社会各界所诟病，不仅运行费用高，财政负担重，而且运行效率低，浪费严重。实施公车改革政策，既可减轻财政负担，又能提高公车利用效率。贾康（2014）以中央国家机关本级5000余辆公车上一年实际运营经费支出及相关人员经费支出总额为基数，以今后仅需于年度内开支的所有公职人员的交通补贴发放数来对冲，算出相对应的实际支出总规模将从基数水平下降约7%。[1]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试图探讨公车改革政策实施以来，对缩减三公经费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共存的经济现象寻找合理解释，利用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①研究消费性财政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政策效应，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本文构建的逻辑思路是：通过公车改革政策传导机制，一方面，公车补贴提高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降低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可用于政府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二、研究综述
关于财政支出對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丰硕，也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再度回热，主要是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2]但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关系至今悬而未决。新古典经济学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较具代表性的是Devarajan，Swaroop and Zou （1996）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推导出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稳态增长率的条件，[3]论证了在最优状态下，提高生产性支出比例能实现经济稳态增长，而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支出比例取决于二者对生产的贡献比。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逐渐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是Barro （1990）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引人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分析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增加政府支出，会降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影响经济稳态增长率。[4]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还有Lucas （1990）、Romer （1990）、Jones （1993）等。
其实，财政支出也可按照支出用途分为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经常性支出）。Barro （1990）研究认为投资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5]但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未形成一致结论。其一，Landau （1986）利用1960～1980年6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Grier（1989）对1951～1980年115个国家真实GDP增长与消费性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关系研究，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6]Aschauer （1989）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比例与GDP实际增长率呈负相关。[7]Barro （1990）分析了剔除教育和国防支出后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占实际GDP比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显著负相关。王春元（2009）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我国1978～2006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消费性财政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8]其二，Ar-row and Kurz （1970）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提高消费者效用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还发现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且出现负效应，而消费性支出却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Devarajan，1996; Ghosh and Gregori-ou，2006）。其三，庄腾飞（2006）、龚六堂（2009）研究指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明显的单调关系，还存在区域性差异。[9][10] 整体上讲，国外学者对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为研究我国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国内学者对政府三公经费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经验性分析上，缺少理论和实证研究，且基于公车改革政策背景下探讨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并解析公车改革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成果更不多见。我国三公经费作为政府财政预算中经常性支出的内容，属于政府公共消费支出。本文以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分析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模型及机制探讨
Barro （1990）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理论模型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1]Devarajan （1996）在Barro （1990）理论模型框架基础上，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与私人资本一起作为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探讨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2]本文借鉴Devarajan （1996）理论模型框架，采用Cobb- Douglas生产函数，考察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1.生产函数
假定生产函数由两部分组成：私人资本存量k，财政支出g，设g=gl+g2，其中，9i为投资性财政支出，g2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替代弹性。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其中，α>0，β>0，γ>O，α+β+γ=1，y是剔除了资本折旧的产出量，A为技术进步率，k为私人资本存量，α为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β和γ分别为投资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
上式中，生产要素均满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性质，即：fk>0，fg1>0，fg2>0，fkkg1g2
2.家庭
假设整个经济体是由连续同质，且具有无限寿命的家庭组成，家庭通过选择消费c、资本k来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
将效用函数u （c）定义为：， 则家庭贴现效用最大化可表示为：
其中，σ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ρ为时间偏好率或折现率，ρ>0。
根据Barro （1990）的假定，政府财政收入全部来自于税收所得，①其中，τ为固定税率，因此：
g=gl+g2 =τy
（3）
假设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为θ（0<θ<1），即θ=g2/g，且θ和τ是给定的。
本文将公车补贴ω*作为家庭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且ω*=ηg2。其中，η为公车补贴占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比例。
因此，家庭总工资收入为： ，其中， 代表家庭一般工资收入。假定家庭的主要收入由资本收入和工资收入所组成。因此，家庭的预算约束可以表述为：
其中，r为资本收益率或利率，τ为固定税率。
3.政府预算约束
根据上述假设，政府收入全部来自税收，且满足预算收支平衡，则政府预算约束可以表述为：
4.均衡
家庭的动态最优化问题为：
其中，limk （t） e-R（t）=0为横截性条件。
用最优控制法求解上述动态优化问题。首先，建立一般的Hamiltonian函数：
其中，入为Hamiltonian乘子，由此得到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基于Ramsey模型的结论：
根据（1）和（4）式计算可得：
将（15）代入（14）求出稳态经济增长率为：
根据（1）（3）（4）简单变换可得：
假设稳态经济增长率为φ，技術进步率A和税率τ都固定不变。
将（17）式代入（16）式中，得到：
5.比较静态分析
为了分析公车改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即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利用（18）式对θ求导，整理得：
若 ，则表明降低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g2，能促进经济增长。即满足 时，降低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还取决于二者的弹性比例。因此，政府可通过调整投资性财政支出与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比例来实现经济增长。
四、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是检验消费性财政支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实证模型为消费性财政支出与地区特征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InYit=a+βlnXit+γZit+εit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Yit、Xit和Zit分别表示人均实际GDP、消费性财政支出和地区特征变量。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①地区经济增长以人均实际GDP来衡量，人均实际GDP由2013～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均GDP”和“人均GDP指数”计算得出。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采用政府三公经费支出来衡量，数据经作者收集与整理所得。本文最关键的系数是l3，当控制了地区特征变量Zi。后，如果回归结果为p显著为负，则表明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能显著提高人均实际GDP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特征变量Zit：（1）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与“CPI指数”计算得出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越高，地区经济越发达，越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为正。（2）劳动力增长率。以城镇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率衡量。一方面，劳动人口增长率与就业率同向变化，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滞后就业率，则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就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劳动人口增长率与就业率反向变化，若劳动力人口增长率超过就业率，则降低劳动人口增长率才能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不定。（3）政府规模。以“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越大，消费支出越高，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为负。（4）地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特征。第二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其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同向变化，预期符号为正。（5）地区投资水平。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投资规模越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越好，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符号为正。 2.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各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本文分别以全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为样本分别逐一考察，使用Stata14进行分析，分别以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并通过F检验、Haus-man检验进行模型设定检验。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分析，该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详见表1。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从第1列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全国层面控制了其他一些因素后，以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降低三公经费支出水平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政府三公经费支出降低1个百分点，期望地区经济增长0.02个百分点，符合理论预期。
分区域研究结果显示，在东部、西部地区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依然提高了地区经济水平，在l%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消费性财政支出降低1个百分点，地区经济增长约0.0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对提高地区经济水平不显著，且影响程度较低。因此，中部地区相比东部、西部地区消费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上述现象，我们认为存在以下两种可能的解释：（1）假定政府财政支出不变，当消费性财政支出减少时，投资性财政支出就等量增加。本文控制了政府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率等因素，减少的消费性财政支出等量转化为投资性财政支出，投资性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正是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理论解释。（2）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中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在承接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大力投资和发展基础设施。在政府财政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惟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占比，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此，中部地区消费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是因为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
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能促进经济增长。投资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符合研究预期，表明政府通过资本积累可实现经济增长。从东部地区回归结果看，固定投资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可刺激经济增长约0.12个百分点，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显著，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存在的原因，其一，政府规模与消费性财政支出成正比，政府机构臃肿不利于经济增长;其二，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扭曲性，所以规模过大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3.重新拟合结果分析
根据表1回归结果显示，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不符合经济规律。因此，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对不同变量加以控制后，同样以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发现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真实关系。表2第1列报告了当控制消费性财政支出和地区产业结构时，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2第2列报告了当加入“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后，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表2第3列报告了当控制“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外的其他变量时，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显著为负。通过表2的四次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当剔除“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时，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否则，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地区产业结构的显著性同是否控制“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有关。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实行去产能、调结构，所以在调整产业结构的短期内，工业产值增速放缓，导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而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抵消了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不显著相关的经济学解释。
五、稳健性检验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如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国家政策、劳动力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都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现在我们将回归模型稍作修改，新增“对外开放程度”变量作为地区特征变量的解释变量，①回归结果详见表3。从表3的模型回归结果看，增加“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后，模型结果整体显著，而且消费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基本符合预期。从全国层面上看，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对外开放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地区经济增长约0.01个百分点，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综上，通过在模型中增加“对外开放程度”解释变量后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均不受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该模型稳健性较好。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消费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效应，将政府三公经费作为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替代变量，探讨实施公车改革政策背景下，消费性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及大小。研究发现，公车改革政策以现金补贴代替实物养车，降低了政府三公经费支出，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且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较好，但存在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为：（1）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2）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能显著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3）固定资产投资通过资本积累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進作用，政府通过持续稳定的资本投入，有利于实现地区经济稳态增长;（4）政府规模与消费性财政支出正相关，适当精简政府规模，降低消费性财政支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2.政策建议
党中央全面推进公车改革，意在解决公车私用，合理有效配置公车资源，创新公务出行方式，降低行政成本，遏制“车轮上的腐败”，树立廉洁政府形象。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政府应缩减消费性财政支出，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地方政府应继续缩减消费性财政支出，持续加强三公经费支出管理，创建清廉型和服务型政府，实现地区经济稳态增长。（2）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本身也会提高后期的生产和服务能力。一方面可以弥补因折旧和技术淘汰的生产能力，即维持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还能增加后期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实现扩大再生产。[13]（3）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政府机构运行成本和三公经费支出，缩减消费性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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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华堂）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Shi Huap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2012 t0 2017， this paperstudi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taking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f threepublic funds as an alternative variable of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It is found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helps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while releasing the policy dividend， still has roomfor improvement. It is urg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strengthen supervisionand management so as to better exert the policy effect and management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growth of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official vehicles reform policy;expenditure on official overseas vis-its， official vehicles， and official hospitality; consumption fiscal expenditure;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