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江西抚州爆炸案震惊全国，其惨烈程度和对公共安全危害之大，为同类事件所罕见。痛定思痛，对于引发此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和公共安全的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回顾这一惨痛事件的发生，看起来并不复杂。嫌犯钱明奇原有一宅，于2002年5月抚州市临川区修建京福高速公路时被拆。因征用补偿过低，诉诸当地法院。钱担心法院庇护当地政府，要求临川区法院回避审理，被抚州中院终审驳回。
　　钱不服终审判决，开始上访之路。近十年间，钱买电脑，学上网，习法律，通过各种渠道发声，但始终未获倾听和重视。2011年5月26日，钱使用炸弹袭击了抚州市检察院、临川区行政中心两处建筑，造成三死六伤的连环爆炸惨案，自己身亡，同时令多人死伤。
　　毫无疑问，爆炸案是对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巨大危害。在谴责如此极端的方式、悲悼无辜的死难者之余，必须直面的是：这惨剧原本是否可以避免?何以在过去十年钱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和倾听?何以在法院终审判决后，钱依然不服继续上访?何以法律没有成为最后的挡箭牌，挡住进一步的暴力惨案?
　　由此可以总结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执政、执法者应该更多地倾听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声。况且有些声音从来没有沉默，只是未被认真倾听，这在各地层出不穷的征地拆迁纠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纵观近年来的各种纠纷或典型事件，由征地拆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补偿不公是其根源所在。某些地方政府的与民争利行为，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容回避的一个制度性问题是，长期以来，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多以增长指标为刻度，加之公共服务供给的地方压力，例如教育、医疗和养老，地方需要分担的比例也不轻松。一方面有激励追求晋升以适应考核，另一方面有压力多取其财以提供服务，经济增长遂成地方首要目标。地方必然费尽心思以图增长，而征地开发用作商业化正是其中的重要手段。
　　为图谋征地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必然会压低征地成本，降低补偿由此事出有因。与此同时，由于补偿不公引发的纠纷争议乃至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维稳成本却不是全然由地方承担，而是由中央划拨，地方进行其他资源的配套。
　　近年来，中央层级的公共安全支出逐年增加。根据财政部2011年在全国“两会”的报告，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费预算。
　　征地收入归地方，而纠纷成本中央担，这种格局必然造成地方“征地越来越狠，补偿越压越低，纠纷日益四起”的怪圈。但如果法律能阻断政府之越权行为，约束公权力，享有公信力，征地拆迁补偿引出的纠纷应能止于法院终审。
　　那么法院终审何以不被信服，法律公信何以不彰?思其缘由，不外乎有特权视法律于无物，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等于是公然违背《宪法》第五条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让人担忧的是，这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其表现时至今日并无不同。例如最近食品安全问题令人瞩目，但国家机关自设食品蔬菜特供基地，彰显不同，特权思想，显露无遗。一些国家机关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如此。
　　事实证明，此类特权若不受约束，必然会不断膨胀，导致一些人目无法纪，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忽视并践踏公民的权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特权人士往往自外于此约束。而特权影响下的社会不公，恰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重要缘由。
　　过往维护公共安全，着重关注的对象是因不满补偿不公而不安于室的“钱明奇”们，但纠纷之起源头却在特权者一边。特权者以私心私利，绑架全社会公信公益，克扣补偿中饱私囊，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当有媒体涉入报道时，特权者往往掩盖信息、扭曲事实，以便达到有利自身利益的目的，而不惜损害法律的威严和公信，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以，特权者们才应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点关注对象。
　　抚州爆炸案仅是个案，公众对中国未来依旧充满期待，有公民挺身而出竞选人大代表，便是明证。若人大代表对当地百姓负责，以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政府行为，并维护司法独立性以让纠纷止于法院终审，那么塑司法公信，保地方稳定，并非遥不可期。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公共安全，需取消特权，限制公权，依法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和谐所系，更是公共安全长治久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