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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对《诗经》做出的评价“思无邪”，结合《诗经》具体论述，可以加深人们对《诗经》和孔子诗论的理解。“思无邪”的含义可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作者创作态度和动机的“真”，在《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诗经》的语言艺术以及真挚淳朴的精神追求三个方面有所体现；二是《诗经》中含有合于“仁”和“礼”的成分，能够使人的思想归于正诚，可以从《诗经》本身的思想观念和孔子对《诗经》的推崇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关键词】《诗经》 思无邪 真性情 正诚
《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思无邪”或许是所有《诗经》评价中最深入人心的。那么，《诗经》的“思无邪”是通过哪些方面来体现的呢？
要探究“思无邪”在《诗经》中的具体表现，我们首先要明确“思无邪”的含义。一种是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思想纯正”2，无有邪念；另一种解读源自李泽厚先生将“思无邪”解作“不虚假”，援引近代学者郑浩“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3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皆有可取之处，可相互借鉴。思想的纯正无邪，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因为《诗经》所记不虚。除了上述二说，还有一说将“思无邪”解释为诗要使人归于正，“无邪”即为“正”，符合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即"仁"和"礼"的要求。此观点化用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所言“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4。“仁”和“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看到了《诗经》能使人思想复归于“仁”和“礼”的一面，孔子于是发出了“思无邪”感慨。
据此，我把“思无邪”的含义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作者的创作态度和动机的“真”，作者在诗中流露出真性情，思想纯正无邪；二是《诗经》中含有合于“仁”和“礼”，使人的思想归于正诚。明确了“思无邪”的两种意蕴，我们便从这两方面出发，一探《诗经》“思无邪”。
一、《诗经》诗人的真性情
关于《诗经》的收集说法不同，可以肯定的是《诗经》并非出自一人一地，亦非一朝一代所写，这样我们所谈论的诗人也就不唯一。目前最流行的是“采诗”说：古有“采诗之官”专于民间采诗，献诸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既是采诗于民，那么人民就是最主要的诗人，而诗歌内容展现的也是人民对他们所处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虽然三百篇中亦有周朝乐官所作乐歌，在编订过程中也经过乐官的加工，甚至经过孔子的整理，但整体而言，《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所载为“风土之音”，可以较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并非伪饰和矫揉造作。在我看来，诗人的真性情主要体现在《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诗经》的语言艺术、真挚淳朴的精神追求三方面。
（一）社会历史背景
《诗经》产生的年代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该时期的中国尚处于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彼时人民终日为衣食烦忧，生活形式单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他们不变的生活规律。由此就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简单，人民的关注点往往也是周遭的日常生活，即柴米油盐酱醋茶。农事、婚嫁、政治、战争成为《诗经》中常见的主题。可以说，正是简单的生活形态造就了淳朴单纯的民风和诗风。“寻常言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辞。”诗人的真性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朴素的生活、这份单纯的心思。
（二）《诗经》语言艺术
广义的诗经语言艺术包括词汇、声韵、诗体等内容，在这里我主要分析赋、比、兴对“思无邪”的影响。
《毛诗序》言：“故《诗》有六艺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风、雅、颂是三类诗体，而赋、比、兴则是三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修辞艺术讲求“信、达、雅”三个原则5，换言之，赋、比、兴表现手法在《诗经》当中的运用亦讲求这三个原则。其中，“信”即真实，叙事、状物、通情、达意，力求以恰当、贴切的词句表达原貌、原意，做到朴素自然，“为情而造文，不为文而造情”。这样，就保证了《诗经》的内容既源于生活，同时又是人民内心的肺腑之言，体现出了创作动机上的真性情，顾言之“思无邪”。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诗经》之“思无邪”的影响，除了能得到理论上的证明，还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展现。
1.用赋法言情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6赋，意即平铺直叙，用铺陈情节、排比的方法来抒发感情，达到传情、言志的效果。《国风·豳风·七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铺叙的方式，诗歌以农夫的口吻将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和劳动状况徐徐道来。从夏历七月到来年的夏历十二月，农夫除了要修理农具、举趾耕地等，于天寒地冻之时还要忙着藏冰入窖、设食祭祖等。相比于地主的锦衣玉食，农夫过着“无衣无褐”的贫苦生活。农夫对处境的抱怨和对剥削的不满在文中并未直接言明，而是用赋刻画出农夫一年繁重的农业劳动，再通过每一章的最后一句诗隐讳地点出当权者对人民的压迫。我之所以说《诗经》是“为情而造文”就在于此，人民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巧妙地采用赋做成《七月》。通过赋诗人将心中的愁苦跨越时空传递给了我们，《诗经》之“思无邪”由于这份对现实生活的真情流露而得以实现。
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赋是最常见的一种，如果说《七月》用赋含蓄婉转，那么《国风·邶风·击鼓》则是用赋直抒胸臆的杰作。作为一首战争诗，《击鼓》不写战士英勇陷阵杀敌，也不描写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而是用赋直言远行的战士辗转征战却归家不得、家中守候的妻子心念丈夫，通过丈夫和妻子两个不同视角，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对战争的怨恨，表达出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其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更是千古绝唱，成为爱情誓言的源头。
浓浓真情，是借景抒情也好，是直抒胸臆也罢，都通过赋的表现手法向我们传递着最朴素的愿望。在赋的描摹低吟中，《诗经》诉说着最原始的感动，“思无邪”处处涌动。 2.用比法状貌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7比，通俗来讲就是类比。诗歌《国风·卫风·硕人》在描绘庄姜之美时就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用比描写美人之姿容的还有《国风·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相比而言，《国风·秦风·小戎》则是站在女子的视角诉说对男子的爱慕之情：“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除了部分用比，《诗经》中也有少数篇目全篇用比，比如《国风·魏风·硕鼠》通篇用“硕大的老鼠”比喻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直言对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痛恨。
在赞颂美好爱情的诗篇中，诗人用比诉说真挚美好的感情；在反对统治者剥削的抗争诗中，诗人用比尽情倾吐对剥削者切齿的痛恨。但痛恨之情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邪”，在我眼中，这些都是人民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对暴力、对阶级的抗争，更加体现出《诗经》“思无邪”。
3.用兴法开篇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8兴即托物起兴，“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或有意义上的联系，带有一定的比喻或比拟的意义；或有渲染、烘托气氛的作用，因此起兴与诗人当时的感情态度密切相关。《国风·周南·关雎》的首章，就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来比喻少男少女的爱慕之意，与后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内容意义紧密关联。雎鸟的鸣叫引发了君子对淑女的思念与追求，君子的心也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起兴中被撩拨起来了。再如《国风·邶风·柏舟》首章的“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诗人就以随水流飘荡的柏木船比喻自己流落四方、无所归依。诗人的境况通过起兴跃然于我们眼前。起兴奠定了全文的情感基调，是诗人对现实生活感遇而发的慨叹，其情意之真切不可否认。
由是观之，赋、比、兴皆为诗人抒发感情的媒介，诗人灵活使用这三种手法把日常生活中想法和愿望表达出来，流露出简单的初心。梁启超先生曾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9《诗经》的“字字可信”就是通过赋、比、兴体现出来的，通过其中蕴含的真性情而闪耀出越发夺目的光辉。
（三）质朴的精神追求
除了《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语言艺术，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无处不在的诗人意志，即人民真挚淳朴的精神追求。《诗经》中多数篇章表达出底层人民的心声：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对腐败政治的抨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战争的痛恨，对桑梓之地的思念……诗人以身边事为素材抒发心声。“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国风·鄘风·墙有茨》）诗人用蒺藜来暗示王室的丑闻，说宫闱中的淫乱丑闻难以清除，难以掩盖。诗人通过“墙有茨”的意象来暗讽当朝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述说了对政治清廉的向往。“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在《国风·鄘风·相鼠》中，诗人也辛辣地讽刺统治者披着伪善的外衣鱼肉百姓，用入木三分的语言痛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表现出对礼仪之邦和理想社会的向往。在我看来，周朝百姓的话语权尽数施展在国风之中。他们酣畅淋漓地抒发自己的真性情，万古相传，让我们看见先民们昂扬的意志和抗争的精神。这些质朴的精神追求并不因言语的直白大胆而失色，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先民的执着和勇气。《诗经》“思无邪”，少不了这一份先民精神！
二、《诗经》使人的思想归于正诚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0 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11孔子和司马迁何出此言？这就要从“思无邪”的第二个角度进行产阐明，那就是《诗经》中含有合乎“仁”和“礼”的成分，能使人的思想归于正诚。
（一）《诗经》的思想观念
诚如孔子所言，《关雎》一类的自由恋爱诗作并不淫邪，它们展现的是男欢女爱的自然，不越“礼”的范围。反之，有些爱情诗还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如《国风·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这两句就对夫妻间的品德提出了要求。而一些怨刺诗，如上文所述的《墙有茨》、《相鼠》一类，更表达出人民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抨击，对礼治社会、仁君贤主的向往之情，因此非但不是祸乱人心之作，反而体现了人民对 “仁”和“礼”的追求。孔子之所以把《诗经》中展现的百姓生活的各方各面、人民的各种情感都归于“无邪”，正因为在本质上它们都是美的，是“发乎情，止乎礼”的，不仅不违背“仁”和“礼”的要求，还包含有合乎“仁”和“礼”的成分，能够教导人们归于正诚。
（二）孔子的推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孔子倡导学习《诗经》，认为学诗可修身，通过《诗》的“兴、观、群、怨”作用，使人感发意志、涵养性情，认识现实，协和群体，辨别善贤不肖而有所作为。13孔子还教育弟子要学诗：“不学诗，无以言。”，“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样说不仅因为《诗经》是当时各国间的政治外交辞令，更重要的是《诗经》本身的思想符合伦理道德，因此可以拿来“事父”、“事君”，可以观风俗，知民情，增长自身的见识。这也是孔子所言《诗经》“思无邪”的另一个原因！
《诗经》之“思无邪”，一方面是思想纯正无邪，从《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诗经》的语言艺术以及质朴的精神追求三方面得以窥见；另一方面是《诗经》思想合于礼法，能引导人民归于正诚，这一点由《诗经》本身的思想观念和孔子的推崇中可得到论证。正是如此，孔子才给予《诗经》“思无邪”的积极评价，并终身学诗、传诗不怠。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姚崇实.孔子“思无邪”说浅议[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28（3）：61-62.
[4]夏传才.诗经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7.
[7]司马迁.史记（评注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4.
[8]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9]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页。
[10]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5页。
[11]参见姚崇实：《孔子“思无邪”说浅议》，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年第3期，第61页。
[12]参见夏传才：《诗经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13]《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一卷，第4页。
[14]《诗集传》，第一卷，第6页。
[15]《诗集传》，第一卷，第2页。
[16]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69
[1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0页。
[18]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史记（评注本）》，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下册，第1183页。
[19]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1页。
[20]参见夏传才：《诗经讲座》，第90页。
【关键词】《诗经》 思无邪 真性情 正诚
《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思无邪”或许是所有《诗经》评价中最深入人心的。那么，《诗经》的“思无邪”是通过哪些方面来体现的呢？
要探究“思无邪”在《诗经》中的具体表现，我们首先要明确“思无邪”的含义。一种是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思想纯正”2，无有邪念；另一种解读源自李泽厚先生将“思无邪”解作“不虚假”，援引近代学者郑浩“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3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皆有可取之处，可相互借鉴。思想的纯正无邪，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因为《诗经》所记不虚。除了上述二说，还有一说将“思无邪”解释为诗要使人归于正，“无邪”即为“正”，符合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即"仁"和"礼"的要求。此观点化用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所言“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4。“仁”和“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看到了《诗经》能使人思想复归于“仁”和“礼”的一面，孔子于是发出了“思无邪”感慨。
据此，我把“思无邪”的含义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作者的创作态度和动机的“真”，作者在诗中流露出真性情，思想纯正无邪；二是《诗经》中含有合于“仁”和“礼”，使人的思想归于正诚。明确了“思无邪”的两种意蕴，我们便从这两方面出发，一探《诗经》“思无邪”。
一、《诗经》诗人的真性情
关于《诗经》的收集说法不同，可以肯定的是《诗经》并非出自一人一地，亦非一朝一代所写，这样我们所谈论的诗人也就不唯一。目前最流行的是“采诗”说：古有“采诗之官”专于民间采诗，献诸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既是采诗于民，那么人民就是最主要的诗人，而诗歌内容展现的也是人民对他们所处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虽然三百篇中亦有周朝乐官所作乐歌，在编订过程中也经过乐官的加工，甚至经过孔子的整理，但整体而言，《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所载为“风土之音”，可以较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并非伪饰和矫揉造作。在我看来，诗人的真性情主要体现在《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诗经》的语言艺术、真挚淳朴的精神追求三方面。
（一）社会历史背景
《诗经》产生的年代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该时期的中国尚处于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彼时人民终日为衣食烦忧，生活形式单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他们不变的生活规律。由此就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简单，人民的关注点往往也是周遭的日常生活，即柴米油盐酱醋茶。农事、婚嫁、政治、战争成为《诗经》中常见的主题。可以说，正是简单的生活形态造就了淳朴单纯的民风和诗风。“寻常言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辞。”诗人的真性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朴素的生活、这份单纯的心思。
（二）《诗经》语言艺术
广义的诗经语言艺术包括词汇、声韵、诗体等内容，在这里我主要分析赋、比、兴对“思无邪”的影响。
《毛诗序》言：“故《诗》有六艺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风、雅、颂是三类诗体，而赋、比、兴则是三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修辞艺术讲求“信、达、雅”三个原则5，换言之，赋、比、兴表现手法在《诗经》当中的运用亦讲求这三个原则。其中，“信”即真实，叙事、状物、通情、达意，力求以恰当、贴切的词句表达原貌、原意，做到朴素自然，“为情而造文，不为文而造情”。这样，就保证了《诗经》的内容既源于生活，同时又是人民内心的肺腑之言，体现出了创作动机上的真性情，顾言之“思无邪”。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诗经》之“思无邪”的影响，除了能得到理论上的证明，还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展现。
1.用赋法言情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6赋，意即平铺直叙，用铺陈情节、排比的方法来抒发感情，达到传情、言志的效果。《国风·豳风·七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铺叙的方式，诗歌以农夫的口吻将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和劳动状况徐徐道来。从夏历七月到来年的夏历十二月，农夫除了要修理农具、举趾耕地等，于天寒地冻之时还要忙着藏冰入窖、设食祭祖等。相比于地主的锦衣玉食，农夫过着“无衣无褐”的贫苦生活。农夫对处境的抱怨和对剥削的不满在文中并未直接言明，而是用赋刻画出农夫一年繁重的农业劳动，再通过每一章的最后一句诗隐讳地点出当权者对人民的压迫。我之所以说《诗经》是“为情而造文”就在于此，人民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巧妙地采用赋做成《七月》。通过赋诗人将心中的愁苦跨越时空传递给了我们，《诗经》之“思无邪”由于这份对现实生活的真情流露而得以实现。
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赋是最常见的一种，如果说《七月》用赋含蓄婉转，那么《国风·邶风·击鼓》则是用赋直抒胸臆的杰作。作为一首战争诗，《击鼓》不写战士英勇陷阵杀敌，也不描写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而是用赋直言远行的战士辗转征战却归家不得、家中守候的妻子心念丈夫，通过丈夫和妻子两个不同视角，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对战争的怨恨，表达出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其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更是千古绝唱，成为爱情誓言的源头。
浓浓真情，是借景抒情也好，是直抒胸臆也罢，都通过赋的表现手法向我们传递着最朴素的愿望。在赋的描摹低吟中，《诗经》诉说着最原始的感动，“思无邪”处处涌动。 2.用比法状貌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7比，通俗来讲就是类比。诗歌《国风·卫风·硕人》在描绘庄姜之美时就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用比描写美人之姿容的还有《国风·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相比而言，《国风·秦风·小戎》则是站在女子的视角诉说对男子的爱慕之情：“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除了部分用比，《诗经》中也有少数篇目全篇用比，比如《国风·魏风·硕鼠》通篇用“硕大的老鼠”比喻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直言对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痛恨。
在赞颂美好爱情的诗篇中，诗人用比诉说真挚美好的感情；在反对统治者剥削的抗争诗中，诗人用比尽情倾吐对剥削者切齿的痛恨。但痛恨之情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邪”，在我眼中，这些都是人民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对暴力、对阶级的抗争，更加体现出《诗经》“思无邪”。
3.用兴法开篇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8兴即托物起兴，“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或有意义上的联系，带有一定的比喻或比拟的意义；或有渲染、烘托气氛的作用，因此起兴与诗人当时的感情态度密切相关。《国风·周南·关雎》的首章，就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来比喻少男少女的爱慕之意，与后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内容意义紧密关联。雎鸟的鸣叫引发了君子对淑女的思念与追求，君子的心也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起兴中被撩拨起来了。再如《国风·邶风·柏舟》首章的“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诗人就以随水流飘荡的柏木船比喻自己流落四方、无所归依。诗人的境况通过起兴跃然于我们眼前。起兴奠定了全文的情感基调，是诗人对现实生活感遇而发的慨叹，其情意之真切不可否认。
由是观之，赋、比、兴皆为诗人抒发感情的媒介，诗人灵活使用这三种手法把日常生活中想法和愿望表达出来，流露出简单的初心。梁启超先生曾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9《诗经》的“字字可信”就是通过赋、比、兴体现出来的，通过其中蕴含的真性情而闪耀出越发夺目的光辉。
（三）质朴的精神追求
除了《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语言艺术，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无处不在的诗人意志，即人民真挚淳朴的精神追求。《诗经》中多数篇章表达出底层人民的心声：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对腐败政治的抨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战争的痛恨，对桑梓之地的思念……诗人以身边事为素材抒发心声。“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国风·鄘风·墙有茨》）诗人用蒺藜来暗示王室的丑闻，说宫闱中的淫乱丑闻难以清除，难以掩盖。诗人通过“墙有茨”的意象来暗讽当朝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述说了对政治清廉的向往。“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在《国风·鄘风·相鼠》中，诗人也辛辣地讽刺统治者披着伪善的外衣鱼肉百姓，用入木三分的语言痛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表现出对礼仪之邦和理想社会的向往。在我看来，周朝百姓的话语权尽数施展在国风之中。他们酣畅淋漓地抒发自己的真性情，万古相传，让我们看见先民们昂扬的意志和抗争的精神。这些质朴的精神追求并不因言语的直白大胆而失色，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先民的执着和勇气。《诗经》“思无邪”，少不了这一份先民精神！
二、《诗经》使人的思想归于正诚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0 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11孔子和司马迁何出此言？这就要从“思无邪”的第二个角度进行产阐明，那就是《诗经》中含有合乎“仁”和“礼”的成分，能使人的思想归于正诚。
（一）《诗经》的思想观念
诚如孔子所言，《关雎》一类的自由恋爱诗作并不淫邪，它们展现的是男欢女爱的自然，不越“礼”的范围。反之，有些爱情诗还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如《国风·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这两句就对夫妻间的品德提出了要求。而一些怨刺诗，如上文所述的《墙有茨》、《相鼠》一类，更表达出人民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抨击，对礼治社会、仁君贤主的向往之情，因此非但不是祸乱人心之作，反而体现了人民对 “仁”和“礼”的追求。孔子之所以把《诗经》中展现的百姓生活的各方各面、人民的各种情感都归于“无邪”，正因为在本质上它们都是美的，是“发乎情，止乎礼”的，不仅不违背“仁”和“礼”的要求，还包含有合乎“仁”和“礼”的成分，能够教导人们归于正诚。
（二）孔子的推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孔子倡导学习《诗经》，认为学诗可修身，通过《诗》的“兴、观、群、怨”作用，使人感发意志、涵养性情，认识现实，协和群体，辨别善贤不肖而有所作为。13孔子还教育弟子要学诗：“不学诗，无以言。”，“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样说不仅因为《诗经》是当时各国间的政治外交辞令，更重要的是《诗经》本身的思想符合伦理道德，因此可以拿来“事父”、“事君”，可以观风俗，知民情，增长自身的见识。这也是孔子所言《诗经》“思无邪”的另一个原因！
《诗经》之“思无邪”，一方面是思想纯正无邪，从《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诗经》的语言艺术以及质朴的精神追求三方面得以窥见；另一方面是《诗经》思想合于礼法，能引导人民归于正诚，这一点由《诗经》本身的思想观念和孔子的推崇中可得到论证。正是如此，孔子才给予《诗经》“思无邪”的积极评价，并终身学诗、传诗不怠。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姚崇实.孔子“思无邪”说浅议[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28（3）：61-62.
[4]夏传才.诗经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7.
[7]司马迁.史记（评注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4.
[8]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9]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页。
[10]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5页。
[11]参见姚崇实：《孔子“思无邪”说浅议》，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年第3期，第61页。
[12]参见夏传才：《诗经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13]《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一卷，第4页。
[14]《诗集传》，第一卷，第6页。
[15]《诗集传》，第一卷，第2页。
[16]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69
[1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0页。
[18]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史记（评注本）》，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下册，第1183页。
[19]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1页。
[20]参见夏传才：《诗经讲座》，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