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我父母的婚姻并非基于爱情。经朋友介绍相亲时，母亲是个32岁的高学历大龄剩女，在国企做技术人员，工资、地位都高人一等，希望丈夫容貌气质出色，最好是大地方来的。而父亲是个深陷贫穷农村的上海知青，如果和母亲结婚，他可以调到城里。两人条件互补，认识一个月后就闪婚了。
　　两人30年的婚姻很不愉快，充斥着无休止的吵架、打架和琐碎的争执。作为受害者，我从未停止过对这段婚姻的批判和观察。从小，我就喜欢钻到床底或壁橱里小心翼翼地躲着，因为不知何时，父母就开始拍桌摔碗，打响一场新的战争。他们打骂和争执的内容无外乎地域歧视、学历高低以及对彼此家庭成员的不满。对于对方“不是”的挑剔和零容忍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同兴趣之一。他们是同一类人：极端、暴烈、固执、刚愎自用，对认准的价值观绝不撒手。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绝不撒手的价值观之一，是对家庭无尽的忠诚和责任感。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因为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住院，因并发症被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专家说这病看不好，只能苟活着，花光家里的钱，在近乎瘫痪以及脏器衰竭的痛苦里慢慢死去。那时候，母亲整日哀哭，抱着我喊：“我活不长了，你很快就要有后妈了。”
　　那时候她已经严重丧失了行动能力，寸步难行。父亲但凡听到她哭，就顶着说：“谁说你要死？谁要给她找后妈？”然后一边照顾我，一边做三餐营养汤菜送去医院。那是大冬天，屋子里很冷，但回忆里却总浸染着上海风味汤菜热烘烘的香气，印象最深的是番茄蛋汤，当然是高级版的。
　　我喜欢抱着父亲的腿，看他怎样做饭：先把番茄煸出汁、调制蛋花，同时把冬笋头和冬菇切片、把肉丝和笋片炒熟，再放在一起慢慢炖煮到番茄形容尽消，最后放入蛋花、葱花和盐，汤浓味足，双冬的搭配显得精致和细腻。还有炒猪肝、清蒸鲤鱼或者油爆河虾。在物质贫瘠的1988年，这已经是很殷实的营养餐了。父亲做好汤菜后，用保温瓶装得严严实实，再带上我骑上车，一晃一晃地行进在冬日的寒风里。到了医院，汤菜还是热的，然后父亲就喂给母亲吃，顺带喂喂我。母亲吃饱了就哭，说着后妈之类的话。
　　父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总是从容地、慢慢地，把上海男人的优良口碑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他可以为一点儿小事对我和母亲暴跳如雷，但在照顾我们娘儿俩时，从未有过只言片语抱怨。我特别着迷于父亲做饭，那个冬天里热烘烘的、满是饭菜芳香的回忆，让我在日后觉得这段日子特别快乐。
　　父亲只是一个小中医，却在专家们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自撰一方，冒着极大风险说服母亲服用大剂量雷公藤。雷公藤有很大的肾毒性，极可能类风湿没治好，却将病人置于危险境地。母亲很幸运，恢复得很好，没有任何肾毒反应，直到近几年因为年迈，痼疾又犯，也远没有年轻时那么严重。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有了点儿医学常识，才意识到，父亲得下多大的决心，花费了多少的考量，才敢用这个方子来拯救妻子。他独自承受了一切，在母亲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时候，一遍遍地鼓励她，绝无后退和松动的念头。虽然只有一年，但这样的一年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的。
　　日子好了，他们照样战争。吵架、打架和争执，一家人外出游玩必然翻脸……然而，无论母亲如何数落父亲的不是，最后总要加上一句----“但他总是一个好人”。
　　我父母年轻时都是相貌堂堂的人，并不缺乏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尤其是父亲，身边的诱惑层出不穷。我的父母像每一个凡夫俗子一样，被诱惑、被触动，有过畸念和遐想，但关键是最后的做法。
　　我很自豪他们永远守住了内心认准的信念：婚姻和家庭的核心价值是责任而非爱情，是对一己私欲的约束，不得背弃，不得退缩；当苦难的命运袭来时，一起顶住，不得逃避，不得背叛和伤害已经遭受命运伤害的人；须拼尽全力，须自省内心，须对待婚姻和家庭如同敬神。
　　有时候，责任会让人痛苦和受限，会沉重和不悦，但结婚成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喜悦和自得，痛苦亦是婚姻的一部分。因为如此，夫妻才能被称为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