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是一个追逐太阳的人，满身霞光地在这个世界上游走。他曾是叛逆逃学的蓬头稚子，也曾是浪迹天涯的艺术才子，只受过不完整的初级教育，却是中央美院最年轻的教授。少年时的顽劣尚武，青年时的诚挚热情，中年时的沉稳坚持，老年时的潇洒倜傥，黄永玉用生命真诚地书写着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黄永玉，1924年7月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城沱江镇，土家族人。12岁时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他14岁开始发表作品，其后的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因其版画作品独具风格而饮誉国内外。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这一双漂泊的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下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
凤凰是湖南西部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黄永玉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故乡的一切化作记忆，融进了他的生命里。黄永玉的父母都毕业于师范学校，分别担任当地男校和女校的校长。父亲黄玉书会画画、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风琴，母亲杨光蕙更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父母的熏陶下，黄永玉从小就对艺术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儿时的黄永玉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漫画情有独钟。文光小学为学生订了很多杂志，其中黄永玉最感兴趣的就是《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他入迷地模仿里面的作品，班级的壁报上也出现了他讽刺社会、调侃学校的漫画习作。受漫画书的启发，黄永玉给父亲的一位朋友画了一张像，一脸的麻子。那位麻子叔叔看了以后追着他到处跑，满院子鸡飞狗跳。在黄永玉12岁时，父亲送给他一本《漫画小事典》作为儿童节的礼物，黄永玉晚年常常回忆起这段艺术启蒙的时期，“这包罗万象的万全宝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如何构想，把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的力量，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仿佛真感觉到是自己创作的东西。我知道世界上有伟大的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张乐平……一口气能背出二三十个这样的‘伟人’。”
儿时的黄永玉是个逃学专业户。“我背着书包满县城逛的时候，连杀猪卖猪的看见我都说‘黄逃学’来了。一逃就逃半个月不回家，到苗族的老乡家里，到城外到处逛，那时我是非常好玩的。”不务正业的黄永玉在小学四年级时办起了所谓的“美术学校”，豪气冲天地自封为校长。“我在凤凰县也办过美术学校，小学四年级时，陶行知搞‘小先生制’的运动，我在街上找了个同伴，两个人办了一所‘文星街美术学院’，我封自己当院长，可没人来。于是我想了个法子，买了些豆腐放上辣椒和猪肉炒炒，谁来就给谁一小碗吃。这下来了很多小孩，可上了三四天就没有了。”尽管幼稚，可最后三年的小学生活让有着艺术天分与美术兴趣的黄永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1]
正在黄永玉沉湎于画画的时候，曾在凤凰城显赫一时的黄家家道中落了。黄永玉跟着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去了福建的集美学校，开始了一生的漂泊。在20世纪30年代，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是当时全国师资最好的中学。在美术教师朱成淦的帮助下，黄永玉参加了东南木刻协会。他按照野夫写的《怎样学习木刻》一书临摹投稿，从木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激情，开始了一生中最早的艺术实践。黄永玉两年的集美生活基本是在木刻馆里度过的，由于不安心学习，他屡次留级。黄永玉并不介意提起这段“光荣”历史，“前两年我回福建见到当年的许多同学，他们有二百多人在一个好大好大的地方请我吃饭。别人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同班同学呢？人家同班就几十个，你怎么有二百多个同学呢？我说，我留级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就两百五十了。”尽管学习成绩很差，但集美兼收并蓄的氛围仍然让黄永玉找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学校所有的图画老师都成了他的“好友”。
由于时局动荡和学习成绩糟糕，黄永玉不得不中止学业。按他自己的话说，“拼拼凑凑上了八年半的学”。辍学之后，黄永玉在福建、江西一带流浪，靠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生存，在漂泊中寻找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为了谋生，黄永玉来到德化一个瓷场做小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些还没有烧制的陶胚上画上一些花花草草。抗战期间，黄永玉与一个木箱雕刻工、一个小学教员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三个人合用一盒简陋的木刻刀。后来，在朱成淦先生的推荐下，《大众木刻》月刊上发表了他的作品《下场》，15岁的黄永玉领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战争在继续，几个年轻人在瓷器之乡以他们的方式沉浸在自己的艺术梦想中，忘记了日子的艰辛。告别瓷场小工的生活，黄永玉到码头干过苦力，被人介绍到军队里做过司书，而后又在税务机关当了几天股长。
在之后漫长的日子里，黄永玉和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揽着木板和刻刀，到处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1941年，离家五载的黄永玉来到泉州，在一个战地服务团做美工。1943年，黄永玉来到滨海小城长乐，他先是在长乐的民教馆当了一阵子职员，之后又执教于长乐培青中学，当上了美术、劳作教员。当时的长乐培青中学共有一百多个学生，对于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又毫无师长架子的老师，学生们都感到十分亲近，学起美术课来分外用功。从长乐培青中学1944年3月填报给福建省教育厅的《各级学生前学期成绩一览表》来看，图画一课的成绩远远高于别的课程，每个学生都能达到80分以上。在教书期间，黄永玉坚持木刻创作，自印木刻集《春山春水》，木刻的《春天的树》和《三八那天》发表在了《闽中日报》上。[2]1946年，黄永玉几经辗转来到福建南安芙蓉村国光中学任教，其间刻了芙蓉村风景11幅。这段时间是黄永玉木刻创作的高峰时期，从孑然一身到结婚成家，从初习画画到为人师表，他在漂泊中迅速成长，以拥抱艺术和拥抱生活的态度融入了这个时代。但现实的压力和艺术的真诚往往会发生矛盾，不管生活多么艰辛，黄永玉总把一句巴尔蒙特的诗挂在心上：“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故乡想望
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
——黄永玉《乡梦不曾休》
凤凰之于黄永玉，一如生身母亲抑或初恋情人，复杂的情绪难于言表。这里既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亦是他感情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刘一友是黄永玉父亲的学生，也住在凤凰县小石城北门内的文星街上，在《一个街坊人眼中的黄永玉》中，他这样阐释凤凰留在黄永玉身上的印迹：“从艺术气质上看，故乡赋予他的是一种重情爱美、吐纳百家的楚艺术精神；从性格禀赋上看，故乡赋予他的则是雄强尚义、幽默通达的游侠精神。”
黄永玉眷恋着凤凰的一草一木和风土人情，自然景色的优美和文化环境的丰盈也感染着他的艺术创作。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凤凰城里好看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放风筝、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似乎一年四季都在过节。黄永玉一生挚爱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工则细致入微，放则狂笔乱扫，不拘成法，随遇而安。这份对荷花的感情也缘于他儿时真切的生命体验。黄永玉的外婆家外有一个荷塘，每当外婆要找调皮的小永玉算账时，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一动不动地待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也过来了，他便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映照、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黄永玉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部这个视角构图的。对黄永玉来说，故乡已成为一种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想象，一种源源不断地输送创造力的能量。在小时候，黄永玉“常常逃学，到大自然里去，到社会里去找到快乐，找到新奇的感受”；而长大后，当他自觉“本事没有了的时候，便时常回来捡一点”。
黄永玉，这个自称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他从沱江走来，淌过江河，漂过洞庭，奔向大海。他带着凤凰的气息游走于外面的世界，又带着对世界的认识回到凤凰，出走与归来，似乎涵盖了他人生的全部。黄永玉12岁就背着行囊离开了凤凰，出外闯荡。欧风美雨，港雾台霜，漂泊异乡愈久，思乡之情愈浓。黄永玉几乎每年都要回凤凰住些日子，有时是约好在国外的儿女一道回去，有时是带了一些画家、朋友去做客。据说他回乡的时候，凤凰就像过节一样，鞭炮鸣放。2001年，黄永玉回到家乡办画展，他专门赋诗一首，名曰《老头还乡》：杜鹃啼在远山的雨里/墙外石板路响着屐声/万里外回到自己幽暗小屋/杏花香味跟着从窗格进来/刚坐下就想着几时还再来/理一理残鬓/七十多岁的人回到老屋/总以为自己还小。
乡梦不曾休，隔三差五的身回终抵不过千百万次的梦回。“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遮盖着的井水？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这段细腻感伤的内心独白道出了黄永玉对故乡的深深怀恋。他也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论长大以后身在何方，都不能忘记养育过我们的深情的土地。“再过三十年，就是一世纪的浪迹天涯，故乡的闪念太多，山水、生活、隽语、人物、情调、片断的哀乐，油然发生于朝夕。”黄永玉在《故乡，往日的情话》中记录着他对家乡风物的零星感受，记忆的碎片闪着微光，令人目眩神迷。在沈从文先生的墓园里，黄永玉竖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把这句话献给表叔，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在他看来，“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一份绵长、感伤、幽远如烟的羁旅之痛已尽在这表述中了，故乡的真正意义也即在于此。
黄永玉很少应求作画，他曾在《我是黄永玉》中表达了对贸然索画、附庸风雅者的厌恶，“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油皮涎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但如果是为了家乡发展作画赠画、题字撰文，他总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黄永玉为凤凰湘泉酒厂的“酒鬼酒”专门设计了酒瓶和图案，极具个性的泥巴麻布包装，加上亲笔题写的“酒鬼”二字，使“酒鬼酒”一夜走红，驰名天下。黄永玉对凤凰的情感，不论用多少笔墨铺叙，都显得过于平淡，因为他的爱单纯而炽烈，深深浸透在骨髓里，无人能知那爱的厚度与深度。
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
人家问我，你作为一个画家，对自己有什么理解？我回答，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比如，这里同时有一百人参加跑马拉松，我只希望到达终点，并不一定要比别人都跑得快。如果观众中有人讲，你看这个人跑的姿势多难看，样子也长得丑，或者别的各种各样嘲笑的话，我也不会停下来跟他吵，只继续往前跑。
——1982年5月黄永玉在吉首大学的讲话
黄永玉的文艺天赋令人艳羡，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他在美术和文学领域几乎无所不精。但一个人有天赋只能算是幸运而已，这个仅仅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中教育的调皮学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顶尖的艺术大师，主要靠的是勤奋。“天天看书，天天写画”是黄永玉几十年来的生活方式，他说自己是一只蚂蚁，“一天到晚只喜欢画画写字，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没什么两样”。凤凰人勤奋专注、博览容纳的文化性格在这个彻头彻尾的书痴与画痴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他自己所言，“勤奋要成为习惯，美的创造要成为乐趣才好”。
小时候的黄永玉并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并经常带学生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黄永玉初中时正赶上八年抗战，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他“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里有一所楼高六层的图书馆，黄永玉经常在这里废寝忘食地看书，以至于忘记午饭时间被锁在馆里，直到管理员吃饭回来后才得以“放监”。童年的阅读积累为黄永玉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底子，“我们在小学时已谈诗论道了，谈柳宗元、韩愈，到严复、梁启超，抱负从这里就萌发了。”
黄永玉读书兴趣广泛，他认为“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聪明人谈话，读一万本好书就是和一万个聪明人谈话。因此，我读书很杂，什么奇门遁甲，我都要看，我看书不是为一时之用，但有朝一日会有用也说不定。”黄永玉的邻居兼故友刘一友在《大师是个大老师》中回忆道，“说到西方文学，永玉也熟，对17、18、19世纪欧洲文学，包括俄罗斯的文学，更是如数家珍。平日爱涉猎的有莎士比亚、菲尔丁、狄更斯、福楼拜、歌德、列夫
黄永玉，1924年7月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城沱江镇，土家族人。12岁时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他14岁开始发表作品，其后的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因其版画作品独具风格而饮誉国内外。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这一双漂泊的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下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
凤凰是湖南西部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黄永玉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故乡的一切化作记忆，融进了他的生命里。黄永玉的父母都毕业于师范学校，分别担任当地男校和女校的校长。父亲黄玉书会画画、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风琴，母亲杨光蕙更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父母的熏陶下，黄永玉从小就对艺术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儿时的黄永玉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漫画情有独钟。文光小学为学生订了很多杂志，其中黄永玉最感兴趣的就是《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他入迷地模仿里面的作品，班级的壁报上也出现了他讽刺社会、调侃学校的漫画习作。受漫画书的启发，黄永玉给父亲的一位朋友画了一张像，一脸的麻子。那位麻子叔叔看了以后追着他到处跑，满院子鸡飞狗跳。在黄永玉12岁时，父亲送给他一本《漫画小事典》作为儿童节的礼物，黄永玉晚年常常回忆起这段艺术启蒙的时期，“这包罗万象的万全宝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如何构想，把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的力量，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仿佛真感觉到是自己创作的东西。我知道世界上有伟大的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张乐平……一口气能背出二三十个这样的‘伟人’。”
儿时的黄永玉是个逃学专业户。“我背着书包满县城逛的时候，连杀猪卖猪的看见我都说‘黄逃学’来了。一逃就逃半个月不回家，到苗族的老乡家里，到城外到处逛，那时我是非常好玩的。”不务正业的黄永玉在小学四年级时办起了所谓的“美术学校”，豪气冲天地自封为校长。“我在凤凰县也办过美术学校，小学四年级时，陶行知搞‘小先生制’的运动，我在街上找了个同伴，两个人办了一所‘文星街美术学院’，我封自己当院长，可没人来。于是我想了个法子，买了些豆腐放上辣椒和猪肉炒炒，谁来就给谁一小碗吃。这下来了很多小孩，可上了三四天就没有了。”尽管幼稚，可最后三年的小学生活让有着艺术天分与美术兴趣的黄永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1]
正在黄永玉沉湎于画画的时候，曾在凤凰城显赫一时的黄家家道中落了。黄永玉跟着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去了福建的集美学校，开始了一生的漂泊。在20世纪30年代，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是当时全国师资最好的中学。在美术教师朱成淦的帮助下，黄永玉参加了东南木刻协会。他按照野夫写的《怎样学习木刻》一书临摹投稿，从木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激情，开始了一生中最早的艺术实践。黄永玉两年的集美生活基本是在木刻馆里度过的，由于不安心学习，他屡次留级。黄永玉并不介意提起这段“光荣”历史，“前两年我回福建见到当年的许多同学，他们有二百多人在一个好大好大的地方请我吃饭。别人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同班同学呢？人家同班就几十个，你怎么有二百多个同学呢？我说，我留级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就两百五十了。”尽管学习成绩很差，但集美兼收并蓄的氛围仍然让黄永玉找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学校所有的图画老师都成了他的“好友”。
由于时局动荡和学习成绩糟糕，黄永玉不得不中止学业。按他自己的话说，“拼拼凑凑上了八年半的学”。辍学之后，黄永玉在福建、江西一带流浪，靠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生存，在漂泊中寻找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为了谋生，黄永玉来到德化一个瓷场做小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些还没有烧制的陶胚上画上一些花花草草。抗战期间，黄永玉与一个木箱雕刻工、一个小学教员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三个人合用一盒简陋的木刻刀。后来，在朱成淦先生的推荐下，《大众木刻》月刊上发表了他的作品《下场》，15岁的黄永玉领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战争在继续，几个年轻人在瓷器之乡以他们的方式沉浸在自己的艺术梦想中，忘记了日子的艰辛。告别瓷场小工的生活，黄永玉到码头干过苦力，被人介绍到军队里做过司书，而后又在税务机关当了几天股长。
在之后漫长的日子里，黄永玉和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揽着木板和刻刀，到处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1941年，离家五载的黄永玉来到泉州，在一个战地服务团做美工。1943年，黄永玉来到滨海小城长乐，他先是在长乐的民教馆当了一阵子职员，之后又执教于长乐培青中学，当上了美术、劳作教员。当时的长乐培青中学共有一百多个学生，对于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又毫无师长架子的老师，学生们都感到十分亲近，学起美术课来分外用功。从长乐培青中学1944年3月填报给福建省教育厅的《各级学生前学期成绩一览表》来看，图画一课的成绩远远高于别的课程，每个学生都能达到80分以上。在教书期间，黄永玉坚持木刻创作，自印木刻集《春山春水》，木刻的《春天的树》和《三八那天》发表在了《闽中日报》上。[2]1946年，黄永玉几经辗转来到福建南安芙蓉村国光中学任教，其间刻了芙蓉村风景11幅。这段时间是黄永玉木刻创作的高峰时期，从孑然一身到结婚成家，从初习画画到为人师表，他在漂泊中迅速成长，以拥抱艺术和拥抱生活的态度融入了这个时代。但现实的压力和艺术的真诚往往会发生矛盾，不管生活多么艰辛，黄永玉总把一句巴尔蒙特的诗挂在心上：“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故乡想望
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
——黄永玉《乡梦不曾休》
凤凰之于黄永玉，一如生身母亲抑或初恋情人，复杂的情绪难于言表。这里既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亦是他感情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刘一友是黄永玉父亲的学生，也住在凤凰县小石城北门内的文星街上，在《一个街坊人眼中的黄永玉》中，他这样阐释凤凰留在黄永玉身上的印迹：“从艺术气质上看，故乡赋予他的是一种重情爱美、吐纳百家的楚艺术精神；从性格禀赋上看，故乡赋予他的则是雄强尚义、幽默通达的游侠精神。”
黄永玉眷恋着凤凰的一草一木和风土人情，自然景色的优美和文化环境的丰盈也感染着他的艺术创作。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凤凰城里好看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放风筝、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似乎一年四季都在过节。黄永玉一生挚爱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工则细致入微，放则狂笔乱扫，不拘成法，随遇而安。这份对荷花的感情也缘于他儿时真切的生命体验。黄永玉的外婆家外有一个荷塘，每当外婆要找调皮的小永玉算账时，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一动不动地待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也过来了，他便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映照、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黄永玉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部这个视角构图的。对黄永玉来说，故乡已成为一种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想象，一种源源不断地输送创造力的能量。在小时候，黄永玉“常常逃学，到大自然里去，到社会里去找到快乐，找到新奇的感受”；而长大后，当他自觉“本事没有了的时候，便时常回来捡一点”。
黄永玉，这个自称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他从沱江走来，淌过江河，漂过洞庭，奔向大海。他带着凤凰的气息游走于外面的世界，又带着对世界的认识回到凤凰，出走与归来，似乎涵盖了他人生的全部。黄永玉12岁就背着行囊离开了凤凰，出外闯荡。欧风美雨，港雾台霜，漂泊异乡愈久，思乡之情愈浓。黄永玉几乎每年都要回凤凰住些日子，有时是约好在国外的儿女一道回去，有时是带了一些画家、朋友去做客。据说他回乡的时候，凤凰就像过节一样，鞭炮鸣放。2001年，黄永玉回到家乡办画展，他专门赋诗一首，名曰《老头还乡》：杜鹃啼在远山的雨里/墙外石板路响着屐声/万里外回到自己幽暗小屋/杏花香味跟着从窗格进来/刚坐下就想着几时还再来/理一理残鬓/七十多岁的人回到老屋/总以为自己还小。
乡梦不曾休，隔三差五的身回终抵不过千百万次的梦回。“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遮盖着的井水？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这段细腻感伤的内心独白道出了黄永玉对故乡的深深怀恋。他也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论长大以后身在何方，都不能忘记养育过我们的深情的土地。“再过三十年，就是一世纪的浪迹天涯，故乡的闪念太多，山水、生活、隽语、人物、情调、片断的哀乐，油然发生于朝夕。”黄永玉在《故乡，往日的情话》中记录着他对家乡风物的零星感受，记忆的碎片闪着微光，令人目眩神迷。在沈从文先生的墓园里，黄永玉竖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把这句话献给表叔，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在他看来，“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一份绵长、感伤、幽远如烟的羁旅之痛已尽在这表述中了，故乡的真正意义也即在于此。
黄永玉很少应求作画，他曾在《我是黄永玉》中表达了对贸然索画、附庸风雅者的厌恶，“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油皮涎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但如果是为了家乡发展作画赠画、题字撰文，他总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黄永玉为凤凰湘泉酒厂的“酒鬼酒”专门设计了酒瓶和图案，极具个性的泥巴麻布包装，加上亲笔题写的“酒鬼”二字，使“酒鬼酒”一夜走红，驰名天下。黄永玉对凤凰的情感，不论用多少笔墨铺叙，都显得过于平淡，因为他的爱单纯而炽烈，深深浸透在骨髓里，无人能知那爱的厚度与深度。
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
人家问我，你作为一个画家，对自己有什么理解？我回答，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比如，这里同时有一百人参加跑马拉松，我只希望到达终点，并不一定要比别人都跑得快。如果观众中有人讲，你看这个人跑的姿势多难看，样子也长得丑，或者别的各种各样嘲笑的话，我也不会停下来跟他吵，只继续往前跑。
——1982年5月黄永玉在吉首大学的讲话
黄永玉的文艺天赋令人艳羡，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他在美术和文学领域几乎无所不精。但一个人有天赋只能算是幸运而已，这个仅仅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中教育的调皮学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顶尖的艺术大师，主要靠的是勤奋。“天天看书，天天写画”是黄永玉几十年来的生活方式，他说自己是一只蚂蚁，“一天到晚只喜欢画画写字，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没什么两样”。凤凰人勤奋专注、博览容纳的文化性格在这个彻头彻尾的书痴与画痴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他自己所言，“勤奋要成为习惯，美的创造要成为乐趣才好”。
小时候的黄永玉并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并经常带学生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黄永玉初中时正赶上八年抗战，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他“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里有一所楼高六层的图书馆，黄永玉经常在这里废寝忘食地看书，以至于忘记午饭时间被锁在馆里，直到管理员吃饭回来后才得以“放监”。童年的阅读积累为黄永玉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底子，“我们在小学时已谈诗论道了，谈柳宗元、韩愈，到严复、梁启超，抱负从这里就萌发了。”
黄永玉读书兴趣广泛，他认为“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聪明人谈话，读一万本好书就是和一万个聪明人谈话。因此，我读书很杂，什么奇门遁甲，我都要看，我看书不是为一时之用，但有朝一日会有用也说不定。”黄永玉的邻居兼故友刘一友在《大师是个大老师》中回忆道，“说到西方文学，永玉也熟，对17、18、19世纪欧洲文学，包括俄罗斯的文学，更是如数家珍。平日爱涉猎的有莎士比亚、菲尔丁、狄更斯、福楼拜、歌德、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