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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癌症楼》是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将主要论述该书在独特的有限叙述时空下，小说内容方面深刻与广泛的建构：第一，索尔仁尼琴在文本中建立了多样的人物关系，使同样的事件呈现，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展开，使故事得到延伸，“节点”的事件不断增加，以开放性的方式对人生哲学进行了深刻探讨。第二，《癌症楼》这部作品中的形象和象征编织了一个广阔的网络，最终都汇集到一个中心，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结为一个整体，即政治权力话语笼罩下的癌症楼，而其中不同的人物都有着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与建构，极大地拓展了其对个人命运与国家政治的思考。第三，《癌症楼》这部作品不仅有着对人生哲学与政治话语的探讨，同时，作家通过对传统与现实的冲突的描述，勾勒出了其美学理想。
关键词：索尔仁尼琴；癌病楼；人生哲学；权力话语；美学理想
作者简介：刘璐（1993-），男，汉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2
索尔仁尼琴曾讲到：“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成为一个平面束。这个平面束将经过一个点。……表现一切是不可能的，而整体中必要的那部分，它是可以通过这个点来反映出来的。”[1]《癌症楼》叙述结构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将主要人物置于癌病楼这个相对独立的半封闭空间里，同时，其时间轴却是过剩型性的，虽然《癌病房》第一部中的叙述时间跨度不足一个月，在第二部中则更为短暂，而且因为病情的发展情况存在着大量的中断，但实际进行叙述的时间不足十天，存在着大量的时间留白。而这种叙述时空体显然有其指向，正是监狱或集中营的生活方式：空间的缺乏与时间的过剩。虽然叙述时空被设置在了有限的范围内，但小说内容的深刻与广泛却并未受到抑制，这是因为：第一，索尔仁尼琴在文本中建立了多样的人物关系，使同样的事件流动在关系网络中，“节点”的事件不断增加，使故事内容得到延伸。第二，《癌病楼》这部作品中的形象和象征织成的网络，最终都汇集到一个中心，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结为一个整体，即政治权力话语笼罩下的癌症楼，而其中不同的人物都有着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与建构，极大地拓展了其对个人命运与国家政治的思考。第三，《癌病楼》这部作品不仅有着对人生哲学的建构，对政治权力话语的批判，同时，作家通过对传统与现实的冲突的描述，勾勒出了其美学理想。
一.多样人物关系类型与人生哲学的建构
在《癌症楼》的病房里，既有永久的流放犯奥列格和过去的看守艾哈迈占，也有年轻人焦姆和老头儿穆尔萨里莫夫，还有外强中干的叶夫列姆，以及傲慢的国家政权工作人员鲁萨诺夫。在这里，传统的讲述者被听者与言说者的对话关系所取代，听者可以成为言说者，而言说者也要化身为听者，读者从一个人物的言说转向另一个，在这里，一种见解向另一种看法的转变被准确地传达出来，正是得益于多样的人物关系类型。关于《癌症楼》中人物关系的类型，简单划分为三种：平行关系，反向关系与正向关系。第一种，平行关系，也即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在根本上是完全孤立的关系，而全书的人物形象体系也力图让人意识到这种状态，“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2]第二种是反向关系，又可以分为间接性反向关系与直接性反向关系，间接性反向关系主要表现为内心的怀疑，拒斥与窥视，如鲁萨诺夫对奥列格的敌视，奥列格对鲁萨诺夫的怀疑；直接性反向关系则表现为公开的对立与争执，集中表现在几次具有“广场性”病房聊天会上，都直接将主要人物置于其间。第三种正向关系，从细部又可以划分为：事业上的志同道合，表现在东佐娃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与奥列先科夫医生之间的关系；肉体与心灵的吸引，主要表现在奥列格与薇佳及卓娅的关系间；同情与洞察，主要表现在奥列格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及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的交往间；忏悔与内省，主要表现在舒卢宾与奥列格在关于谁更不幸的讨论中所做的自白等。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极力想通过众多人物的出场来代替传统的对“主人公”的理解。索尔仁尼琴解释道：“每一个角色只要进入事件场景就是中心人物[3]”作者将自己的细致观察连同各种事实以及从史料中获取的成百上千个人物形象的行为混杂在一起，有意不对读者进行任何的说教。而每一位读者都会作出自己的结论。小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了开放性的人生哲学，如在生与死，善与恶，罪与忏悔等问题上，作者十分赞赏托尔斯泰的“爱一切人”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观点。小说围绕着“人们靠什么活着”这一主题，众病患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充分表达出了不同人物各异其趣的人生哲学。
二.政治权力話语下主体身份焦虑与认同的建构
在《癌病楼》细微的场合中，可以发现作者对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官僚词汇的使用，构成了一个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话语体系。奥列格用集中营里的行话来作为识别自己人的秘密口令。在病房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可以听到十分典型的苏维埃话语，如被限制使用的黑话、斯大林式的程式化语言和鲁萨诺夫暗号式的语言等，而在而在所有人物的言说话语背后，笼罩着一个强力而无处不在的声音——官方报纸，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联系起来，认为意识形态借助权力机制把个人“召唤”为主体。主体便经常盲目地以为“我便是我”，“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但在阿尔都塞看来，个体的思想和感情倾向，无不是家庭，学校，媒介等权力机构联合塑造的结果。你以为你是独特的，意识形态已经将你整合和物化。这也就是鲁萨诺夫总是想要第一个看报纸和舒卢宾对“就像一个人”畏惧的原因。
主体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即对于“我是谁”的反思，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对他者关系的研究相联系，《癌症楼》第二部中阴郁如“雕枭”一般的舒卢宾对自我的界定是一个有力的说明。“雕枭”在手术前向奥列格坦白了一切：“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4]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囚犯。”[5]舒卢宾在通过对奥列格与鲁萨诺夫的观察与对比分析之后，凄然地将自己的身份定位成叛徒。他并不是一个自愿为谎言辩护的人，但他也不是反抗者，一直在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中煎熬着。而奥列格也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演进，逐渐确认了自己“持不同政见”流放者的身份，只不过他所面对的他者，不单单是具体的个人，还有整个社会。至于小说中的鲁萨诺夫，他被塑造为丑陋的官僚世界的代表，但在小说第十六章《荒唐的事》中，他内心存在着的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被以荒诞、奇异的方式通过梦境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提到了鲁萨诺夫对“拳头”的恐惧，其实正是对暴力的一种批判，无论是奥列格、舒卢宾还是鲁萨诺夫，他们都是在政治权力话语下生存，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对抗、妥协和被同化，但就算是被意识形态整合肃清了的鲁萨诺夫，其人性深处残余的光点仍会不自知的暗夜里闪烁。 三.传统与现实冲突下美学理想的建构
作为一个直接用文学之笔作用于社会思想意识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文学作品中承担了揭示并提出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角色，文学成为他向同时代人和后代人表达政治心声的话语广场。但同时，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强调文学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关怀。他直面历史与现实中的冲突和反文化现象，在意义追寻与形式创新之间达到了相对平衡的高水准。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中通过对传统和现实之间冲突的描述，勾勒了其独立人格、文学品格和民族性格三方面的美学理想。
《癌症房》第29章中提到了关于基托夫拉斯的传说，俄罗斯神话中一个半人半马的形象，他只能直线行走，被所罗门王用计把他拴了起来，让人带他去凿石头。后来为了保全一个寡妇的房屋，而不惜弄断自己的肋骨。这个人物可视作奥列格的象征，他们都一样因为自己的正直而遭受祸患却不妥协，虽然外表粗犷但内心良善，这正是作者心里所认同的传统的独立人格应具有的特点。而奥列格为了帮卡德明夫妇购买轻便熨斗进入了商场，遇到的那个将他彻底击溃的记着自己领口尺码的男人，正是现实社会中精致利己的代表。最终使奥列格认清了他与正常社会的距离，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流放地的列车，坚守了他的独立人格。《癌症楼》中涉及了对多部文学作品的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托尔斯泰创作了《人靠什么活着》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学者认为，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中通过“欲贬先扬”和戏拟崇高的方式消解了当时苏联“中心文学”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6]，表明了对文学应当具有说真话的品格的肯定。《癌病楼》中的女性形象存在着代际的梯度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内蕴着传统与现实间的冲突，40代后半段的东佐娃，20代后半段的薇佳，20代前半段的卓娅，以及10代后半段的阿霞，柳德米拉被塑造为一位伟大的女性形象，她外表极为朴素但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病人细致耐心，对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都了如指掌，但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经年累月遭受着放射线的辐射伤害，最终不幸的患上了癌症。这样一个受尽苦难却无私奉献的形象，正是象征着传统美德的化身。而从薇佳到卓娅再到阿霞，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优秀德行的逐渐流失，直至在阿霞身上体现为只知道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在这种冲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索尔仁尼琴对“圣人品格”的肯定，以及对俄罗斯文化传统中这个十分重要的民族性格的推崇。
《癌症楼》打动读者的，不仅仅是不是一个个主人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痛楚和灵魂不能忘却的创伤，其出色的建构文本的能力，也为这部作品增添着魅力，而作家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的追索，更显示了其文学创作独具魅力的思想价值和美学品格。
注释：
[1]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2]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3]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4]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5]同上，第389页。
[6]刘亚丁：《俄罗斯文学感悟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122-125页。
参考文献：
[1]刘亚丁：《俄罗斯文学感悟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
[2]李作霖：《身份认同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3]任立侠：《论索尔仁尼琴小说的时空观》，《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4]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
[5]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8。
[6]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5.2。
关键词：索尔仁尼琴；癌病楼；人生哲学；权力话语；美学理想
作者简介：刘璐（1993-），男，汉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2
索尔仁尼琴曾讲到：“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成为一个平面束。这个平面束将经过一个点。……表现一切是不可能的，而整体中必要的那部分，它是可以通过这个点来反映出来的。”[1]《癌症楼》叙述结构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将主要人物置于癌病楼这个相对独立的半封闭空间里，同时，其时间轴却是过剩型性的，虽然《癌病房》第一部中的叙述时间跨度不足一个月，在第二部中则更为短暂，而且因为病情的发展情况存在着大量的中断，但实际进行叙述的时间不足十天，存在着大量的时间留白。而这种叙述时空体显然有其指向，正是监狱或集中营的生活方式：空间的缺乏与时间的过剩。虽然叙述时空被设置在了有限的范围内，但小说内容的深刻与广泛却并未受到抑制，这是因为：第一，索尔仁尼琴在文本中建立了多样的人物关系，使同样的事件流动在关系网络中，“节点”的事件不断增加，使故事内容得到延伸。第二，《癌病楼》这部作品中的形象和象征织成的网络，最终都汇集到一个中心，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结为一个整体，即政治权力话语笼罩下的癌症楼，而其中不同的人物都有着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与建构，极大地拓展了其对个人命运与国家政治的思考。第三，《癌病楼》这部作品不仅有着对人生哲学的建构，对政治权力话语的批判，同时，作家通过对传统与现实的冲突的描述，勾勒出了其美学理想。
一.多样人物关系类型与人生哲学的建构
在《癌症楼》的病房里，既有永久的流放犯奥列格和过去的看守艾哈迈占，也有年轻人焦姆和老头儿穆尔萨里莫夫，还有外强中干的叶夫列姆，以及傲慢的国家政权工作人员鲁萨诺夫。在这里，传统的讲述者被听者与言说者的对话关系所取代，听者可以成为言说者，而言说者也要化身为听者，读者从一个人物的言说转向另一个，在这里，一种见解向另一种看法的转变被准确地传达出来，正是得益于多样的人物关系类型。关于《癌症楼》中人物关系的类型，简单划分为三种：平行关系，反向关系与正向关系。第一种，平行关系，也即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在根本上是完全孤立的关系，而全书的人物形象体系也力图让人意识到这种状态，“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2]第二种是反向关系，又可以分为间接性反向关系与直接性反向关系，间接性反向关系主要表现为内心的怀疑，拒斥与窥视，如鲁萨诺夫对奥列格的敌视，奥列格对鲁萨诺夫的怀疑；直接性反向关系则表现为公开的对立与争执，集中表现在几次具有“广场性”病房聊天会上，都直接将主要人物置于其间。第三种正向关系，从细部又可以划分为：事业上的志同道合，表现在东佐娃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与奥列先科夫医生之间的关系；肉体与心灵的吸引，主要表现在奥列格与薇佳及卓娅的关系间；同情与洞察，主要表现在奥列格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及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的交往间；忏悔与内省，主要表现在舒卢宾与奥列格在关于谁更不幸的讨论中所做的自白等。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极力想通过众多人物的出场来代替传统的对“主人公”的理解。索尔仁尼琴解释道：“每一个角色只要进入事件场景就是中心人物[3]”作者将自己的细致观察连同各种事实以及从史料中获取的成百上千个人物形象的行为混杂在一起，有意不对读者进行任何的说教。而每一位读者都会作出自己的结论。小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了开放性的人生哲学，如在生与死，善与恶，罪与忏悔等问题上，作者十分赞赏托尔斯泰的“爱一切人”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观点。小说围绕着“人们靠什么活着”这一主题，众病患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充分表达出了不同人物各异其趣的人生哲学。
二.政治权力話语下主体身份焦虑与认同的建构
在《癌病楼》细微的场合中，可以发现作者对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官僚词汇的使用，构成了一个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话语体系。奥列格用集中营里的行话来作为识别自己人的秘密口令。在病房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可以听到十分典型的苏维埃话语，如被限制使用的黑话、斯大林式的程式化语言和鲁萨诺夫暗号式的语言等，而在而在所有人物的言说话语背后，笼罩着一个强力而无处不在的声音——官方报纸，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联系起来，认为意识形态借助权力机制把个人“召唤”为主体。主体便经常盲目地以为“我便是我”，“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但在阿尔都塞看来，个体的思想和感情倾向，无不是家庭，学校，媒介等权力机构联合塑造的结果。你以为你是独特的，意识形态已经将你整合和物化。这也就是鲁萨诺夫总是想要第一个看报纸和舒卢宾对“就像一个人”畏惧的原因。
主体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即对于“我是谁”的反思，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对他者关系的研究相联系，《癌症楼》第二部中阴郁如“雕枭”一般的舒卢宾对自我的界定是一个有力的说明。“雕枭”在手术前向奥列格坦白了一切：“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4]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囚犯。”[5]舒卢宾在通过对奥列格与鲁萨诺夫的观察与对比分析之后，凄然地将自己的身份定位成叛徒。他并不是一个自愿为谎言辩护的人，但他也不是反抗者，一直在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中煎熬着。而奥列格也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演进，逐渐确认了自己“持不同政见”流放者的身份，只不过他所面对的他者，不单单是具体的个人，还有整个社会。至于小说中的鲁萨诺夫，他被塑造为丑陋的官僚世界的代表，但在小说第十六章《荒唐的事》中，他内心存在着的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被以荒诞、奇异的方式通过梦境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提到了鲁萨诺夫对“拳头”的恐惧，其实正是对暴力的一种批判，无论是奥列格、舒卢宾还是鲁萨诺夫，他们都是在政治权力话语下生存，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对抗、妥协和被同化，但就算是被意识形态整合肃清了的鲁萨诺夫，其人性深处残余的光点仍会不自知的暗夜里闪烁。 三.传统与现实冲突下美学理想的建构
作为一个直接用文学之笔作用于社会思想意识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文学作品中承担了揭示并提出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角色，文学成为他向同时代人和后代人表达政治心声的话语广场。但同时，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强调文学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关怀。他直面历史与现实中的冲突和反文化现象，在意义追寻与形式创新之间达到了相对平衡的高水准。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中通过对传统和现实之间冲突的描述，勾勒了其独立人格、文学品格和民族性格三方面的美学理想。
《癌症房》第29章中提到了关于基托夫拉斯的传说，俄罗斯神话中一个半人半马的形象，他只能直线行走，被所罗门王用计把他拴了起来，让人带他去凿石头。后来为了保全一个寡妇的房屋，而不惜弄断自己的肋骨。这个人物可视作奥列格的象征，他们都一样因为自己的正直而遭受祸患却不妥协，虽然外表粗犷但内心良善，这正是作者心里所认同的传统的独立人格应具有的特点。而奥列格为了帮卡德明夫妇购买轻便熨斗进入了商场，遇到的那个将他彻底击溃的记着自己领口尺码的男人，正是现实社会中精致利己的代表。最终使奥列格认清了他与正常社会的距离，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流放地的列车，坚守了他的独立人格。《癌症楼》中涉及了对多部文学作品的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托尔斯泰创作了《人靠什么活着》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学者认为，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中通过“欲贬先扬”和戏拟崇高的方式消解了当时苏联“中心文学”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6]，表明了对文学应当具有说真话的品格的肯定。《癌病楼》中的女性形象存在着代际的梯度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内蕴着传统与现实间的冲突，40代后半段的东佐娃，20代后半段的薇佳，20代前半段的卓娅，以及10代后半段的阿霞，柳德米拉被塑造为一位伟大的女性形象，她外表极为朴素但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病人细致耐心，对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都了如指掌，但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经年累月遭受着放射线的辐射伤害，最终不幸的患上了癌症。这样一个受尽苦难却无私奉献的形象，正是象征着传统美德的化身。而从薇佳到卓娅再到阿霞，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优秀德行的逐渐流失，直至在阿霞身上体现为只知道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在这种冲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索尔仁尼琴对“圣人品格”的肯定，以及对俄罗斯文化传统中这个十分重要的民族性格的推崇。
《癌症楼》打动读者的，不仅仅是不是一个个主人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痛楚和灵魂不能忘却的创伤，其出色的建构文本的能力，也为这部作品增添着魅力，而作家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的追索，更显示了其文学创作独具魅力的思想价值和美学品格。
注释：
[1]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2]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3]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4]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5]同上，第389页。
[6]刘亚丁：《俄罗斯文学感悟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122-125页。
参考文献：
[1]刘亚丁：《俄罗斯文学感悟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
[2]李作霖：《身份认同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3]任立侠：《论索尔仁尼琴小说的时空观》，《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4]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
[5]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8。
[6]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