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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外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有刘-拉-费模型、“推—拉”模型、“成本收益”模型；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等。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述评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217-01
一、国外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刘-拉-费模型。1954年，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指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工业部门由于使用了新科技和新工艺，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工人的收入多。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农业部门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投入多，产出少，收入微薄；农业部门出现的剩余劳动力会离开农村和农业，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耶鲁大学的教授拉尼斯（G·Rains）和费景汉（John C·H·Fei）批判地继承了刘易斯的理论，形成了“刘-拉-费”模型（1961）。拉尼斯、费景汉强调，要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前提条件是农产品的生产必须能够满足日益增加的非农业劳动力的消费需求。
“推—拉”模型。李（Lee,1966）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这两种相反的“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迁出地的“推力”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资源的减少、生产成本的增加、家庭收入低等。迁入地的“拉力”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快、就业机会充分、收入水平较高、便利的生活条件等方面。总的来说迁出地的推力大于拉力而占主导，迁入地的拉力大于推力而占主导。［1］
“成本收益”模型。舒尔茨（T·W·Schult，1962）从迁移成本与收益对比的角度来解释迁移行为。当迁移的收益不低于成本时，就有可能发生迁移。迁移的成本包括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成本（如交通费用、房租等）和不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成本（如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等）。迁移的收益也包括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如收入增加等）和不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如心理满足等）。
国外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理论成果。但是，上述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在国外没有具体体制束缚下乡城劳动力迁移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也能较好地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现象，揭示了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的动力机制。同时，它们无法解释我国大量的“农民工”“流而不迁”的社会现象。更无法说明我国农民工进城后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彻底转化为城市市民。
二、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
（一）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探讨
郑航生认为，“农民市民化”包括两个方面的的转变，一是身份的转变，即在社会身份上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二是能力的转变，即具备在一个城市生产和发展的能力。［2］刘传江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职业上由次属的、非正规人才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人才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在身份上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城市化。［3］胡杰成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三个层面，即制度市民化、经济市民化、社会与文化市民化。［4］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探讨
汤云龙认为，社会制度设计造成的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素质造成的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根源。［5］简新华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面临两大障碍或困难：一是制度障碍，即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相关制度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仍然限制着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成本困难，即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还没有找到有效筹措的渠道。［6］
（三）關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探讨
1、方小斌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三个途径：（1）制度变迁的途径；（2）农民利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来实现市民化；（3）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来实现市民化。［7］简新华、张建伟认为解决了制度障碍和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农民工就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刘传江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创新。［3］郑万军从大体上将农民工将农民工分为五个层次，即准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农民工、打工维持生计的农民工、失业的农民工、失去土地的农民工，并提出了不同层次的农民工群体分期分批、渐进的市民化路径。
2、胡杰成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有三个：（1）打工者阶层向上流动式市民化；（2）回流式市民化与就近转移市民化；（3）代内流动市民化与代际流动市民化。［4］
总的来看，国内理论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障碍、途径等方面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相关对策建议，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问题。同时，在笔者看来，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面：1、有不少文献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很宽泛的研究，没有抓住农民工市民化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市民化的制度阻碍和成本障碍；2、缺少系统的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分类比较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决定了其市民化的路径和前景的差异。
参考文献：
\[1\]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5-19.
\[2\]郑航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8.
\[3\]刘传江.中国农民市民化研究\[J\].理论，2006，（10）：1-5.
\[4\]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29-31，237-243.
\[5\]汤云龙.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权益实现\[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5）：34-41.
\[6\]黄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6.
\[7\]方小斌.农民工市民化的变量与路径\[J\].求索，2009，（9）：82-83.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述评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217-01
一、国外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刘-拉-费模型。1954年，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指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工业部门由于使用了新科技和新工艺，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工人的收入多。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农业部门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投入多，产出少，收入微薄；农业部门出现的剩余劳动力会离开农村和农业，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耶鲁大学的教授拉尼斯（G·Rains）和费景汉（John C·H·Fei）批判地继承了刘易斯的理论，形成了“刘-拉-费”模型（1961）。拉尼斯、费景汉强调，要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前提条件是农产品的生产必须能够满足日益增加的非农业劳动力的消费需求。
“推—拉”模型。李（Lee,1966）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这两种相反的“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迁出地的“推力”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资源的减少、生产成本的增加、家庭收入低等。迁入地的“拉力”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快、就业机会充分、收入水平较高、便利的生活条件等方面。总的来说迁出地的推力大于拉力而占主导，迁入地的拉力大于推力而占主导。［1］
“成本收益”模型。舒尔茨（T·W·Schult，1962）从迁移成本与收益对比的角度来解释迁移行为。当迁移的收益不低于成本时，就有可能发生迁移。迁移的成本包括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成本（如交通费用、房租等）和不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成本（如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等）。迁移的收益也包括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如收入增加等）和不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如心理满足等）。
国外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理论成果。但是，上述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在国外没有具体体制束缚下乡城劳动力迁移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也能较好地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现象，揭示了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的动力机制。同时，它们无法解释我国大量的“农民工”“流而不迁”的社会现象。更无法说明我国农民工进城后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彻底转化为城市市民。
二、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
（一）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探讨
郑航生认为，“农民市民化”包括两个方面的的转变，一是身份的转变，即在社会身份上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二是能力的转变，即具备在一个城市生产和发展的能力。［2］刘传江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职业上由次属的、非正规人才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人才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在身份上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城市化。［3］胡杰成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三个层面，即制度市民化、经济市民化、社会与文化市民化。［4］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探讨
汤云龙认为，社会制度设计造成的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素质造成的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根源。［5］简新华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面临两大障碍或困难：一是制度障碍，即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相关制度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仍然限制着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成本困难，即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还没有找到有效筹措的渠道。［6］
（三）關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探讨
1、方小斌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三个途径：（1）制度变迁的途径；（2）农民利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来实现市民化；（3）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来实现市民化。［7］简新华、张建伟认为解决了制度障碍和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农民工就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刘传江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创新。［3］郑万军从大体上将农民工将农民工分为五个层次，即准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农民工、打工维持生计的农民工、失业的农民工、失去土地的农民工，并提出了不同层次的农民工群体分期分批、渐进的市民化路径。
2、胡杰成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有三个：（1）打工者阶层向上流动式市民化；（2）回流式市民化与就近转移市民化；（3）代内流动市民化与代际流动市民化。［4］
总的来看，国内理论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障碍、途径等方面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相关对策建议，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问题。同时，在笔者看来，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面：1、有不少文献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很宽泛的研究，没有抓住农民工市民化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市民化的制度阻碍和成本障碍；2、缺少系统的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分类比较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决定了其市民化的路径和前景的差异。
参考文献：
\[1\]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5-19.
\[2\]郑航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8.
\[3\]刘传江.中国农民市民化研究\[J\].理论，2006，（10）：1-5.
\[4\]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29-31，237-243.
\[5\]汤云龙.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权益实现\[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5）：34-41.
\[6\]黄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6.
\[7\]方小斌.农民工市民化的变量与路径\[J\].求索，2009，（9）：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