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团体机关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均汇编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而且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如果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有《党报》、《中央政治通讯》等少数种类,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政军群各级机关几乎都有了文电汇编。抗日战争中各地方、各机关均以自己的“机关报”形式公布、汇集文献,据统计,仅公布党政军机关重要文电的刊物就有150余种。解放战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出版了文电汇集。仅区党委或行署以上机关出版的文件汇集就有160余种。
　　
　　中央文电汇编工作
　　
　　党的文电汇编。这种文电汇编,约占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整个文电汇集的二分之一。始见于1923年的《党报》,专载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这是以刊物为形式的文件汇集。此后,不同类型的文电汇编在不同时期为了不同目的屡屡出版。
　　首先是党的会议文件汇集。党的会议特别是重要会议都编有文电汇集,例如1923年出版的《党报》前四期主要汇集了中共三届一中、二中和三中全会的文件。党报的主编为陈独秀,《党报》除刊登党内文件外,还介绍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工作经验。1928年的一本《国色天香》却是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汇集。会议文电汇集的编辑出版,主要用于传达会议精神,以利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护与保存会议文电。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凡是及时汇编有大会文集的,一般都保存下来。其次是工作指导性文电汇集。这种汇集专门把党的重要决议、指示性文电汇编成册,发给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参照执行。例如1926年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1927年出版的《中央通讯》、1941年出版的《中央电讯》等等,专门刊载党的指示、决议、通知、通告等文件电报,供领导干部和高级领导人了解党的工作情况、研究党的方针政策、指导本地区工作使用,或者作为执行政策的凭证和依据。再者是历史文电汇集。这种文电汇集专门汇编历史文电,主要目的充作历史研究所用。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等文电汇集,选用的是1941年以前的历史文件,主要是为了总结党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这种历史文电汇集不仅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是参考性的电讯汇编。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党政军领导人需要随时了解各方面的信息,掌握各种动态,了解敌友我各种材料,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比如抗日战争中,党中央毛主席每天都能看到《周报》、《特讯》、《每周通讯》、《每日电讯》、《中央电讯》及各种各样的报刊。这些材料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消息和新闻。有的全文介绍,有的摘要登出,形式多样而方法灵活,很有参考价值。
　　军事文电汇编。在毛泽东看来,材料是我们党正确决定的重要依据,他强调“材料是搜集得越多越好”。从1927年建立中国工农红军起,秘书部门、参谋部门、后勤系统等就注意搜集中国和外国的军事书籍。上自中央军委下至军师级司政机关,都编有军事文献,种类也较为丰富。
　　首先是红军烈士文献汇编。在开辟革命根据地和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千千万万的红军干部战士。为了纪念这些人民的英雄,中共中央军委抚恤委员会曾于1932年1月发出《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凡红军历次战斗中“阵亡将士,应将其死亡地点、时间、战役功绩”调查清楚,写成文件,连同烈士遗物、文字材料、照片等报送政治部,并“由红军机关和政府汇集公布”。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面对部队严重的减员,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此外又对红军历史文献材料进行了大收集,并出版了《烈士英名录》。其次是红军文献汇编。1931年4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九号)》,决定在军委会参谋部设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以叶剑英为总编辑、朱云卿为战史部主任、左权为编译部主任、郭化若为杂志部主任,着手搜集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总结各地红军作战的经验,准备编写工农红军战史,以供使用。1937年5月10日,在土地革命战争即将转变为抗日战争的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又发出了《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指出,为纪念红军成立10周年,决定大规模编辑10年来全国红军的历史,为此特成立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尽最大努力,写出个人见闻,并决定邓小平、张爱萍、舒同、肖克、陆定一、丁玲等再次组成红军历史材料征编委员会。经过几年的收集材料,终于编辑出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记》、《红军大事记》、《军事文献》等等。1944年,为迎接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进行了有组织的对部队史的编写。同年底,朱德总司令亲自出席了红一军团史编写座谈会。在讲话中,他系统回顾了红一军团光荣的历史后,精辟阐述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与此同时,准备参加七大的红二十五军的十几名同志,集体回忆,一人执笔,赶写出了2.5万字的《红二十五军简史》。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在红七军干部座谈会后,根据大家的发言,对红七军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整理出系统资料,并印成小册子。再者是出版军事文献。抗日战争以来,中央军委、八路军、新四军都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电汇集,新闻周报等等。除了《军事文献》外,还有《政工资料》、《八路军新四军党的材料汇集》、《抗日战争以来重要文献汇集》等等。这些军事文献汇集,大量刊登了党中央的、中央军委的、十八集团军的和新四军的重要文电。这些汇编对指导抗战、进行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都有指导意义。除了专门汇编军事文献外,还大量出版了刊登文件电报的刊物,有《军事通讯》、《红星》、《红色战场》、《八路军军政杂志》、《政工往来》、《军政月刊》、《工作通讯》、《军政通讯》、《政工通讯》等等。这些刊物刊登转载了大量党的军事方针政策文电,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领导指导作用。
　　政权文电汇编。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报告。大会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此后,又相继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苏维埃政府布告》等一系列公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为加强对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同时,也为了使各苏区政府机关干部学习政策、掌握法典,以利工作,临时政府先后汇集出版了《苏维埃法典》、《苏维埃》、《第一次全苏大会文献》、《第二次全苏大会文献》、《特刊》、《边府通讯》、《边府导报》、《华北政报》等等。民主政权文献资料汇集出版,特别是政府法令性文献的汇集出版,使人民更加了解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这对依靠民众、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实现全民族团结有极大的好处。
　　
　　地方文电汇编工作
　　
　　在1927年以前,一些地方党部以刊物的形式公布过一些文电,比如1926年中共上海区执委会秘书处出版的《区委秘书通讯》,1927年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出版的《政治通讯》等,都公布了一些报告、通告、决议及其他文件。但各地方真正大量汇编文电工作是在1927年以后发展起来的。
　　地方性文电汇编多以刊物形式出现,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中共陕西省委出版有《省委通讯》、《西北真理》等7种,中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包括北方局)出版有《北方红旗》、《出路》、《火线》等6种,中共山东省委出版有《省委通讯》、《党的生活》等5种,中共上海区委有《满江红》、《战旗报》等14种,中共江苏省委出版有《工农通讯》、《理论与实际》等7种,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中心市委出版有《烈火》、《战斗》等16种。其他各省也都编辑出版了多种报刊和文电汇集。这些报刊除刊登党中央文电、红军八路军文电外,主要刊登本机关、本地区和本部队的重要文电材料。除了以刊物形式汇编出版电文外,地方还多用小册子形式公布文电。1937年以前各级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多以袖珍本形式公布法令性文献,以便干部和群众携带和掌握使用。1937年以后各抗日民主政府编辑出版的《边区政报》、《边区导报》、《边区月报》、《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材料》、《晋冀鲁豫边区五大法令》、《冀南行政区第一届参议会汇刊》等多用小册子的形式。虽然多是小册子却系统的介绍和宣传了教育工作、统战工作、政权建设、军事工作、财经工作、农民土地政策、群运工作等等。这些文献汇集性质的小册子对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政府法令很有益处。
　　此外,抗日战争以来,各地方根据工作需要,还汇编出版了一些专题性文电汇集。例如北平职工总会出版的《北平工运》、中共太岳区党委出版的《土地政策选集》、天津市出版的《法令汇编》、晋绥地区出版的《拥军优抗法令》、太行行署出版的《政协文献》、冀热辽分局出版的《财政建设重要文件汇集》等等。各行各业专题文献的汇集出版,不只是考虑到现实工作需要,也为工作研究、政策研究、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