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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法明确，询问是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方式之一。近年来，本市不少区县人大常委会纷纷激活询问这一监督方式，不仅陆续开展了专题询问，还逐步探索推进询问的常态化，使询问成为增强人大监督实效的助推器。
询问更频繁“出镜”
眼下，询问这一监督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在人大工作中“出镜”。就某个特定议题开展的专题询问还方兴未艾，如何进一步推进询问的常态化也已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探索的课题。本市静安、黄浦、闵行、长宁、普陀、杨浦等区县人大正朝着询问常态化实质性迈进。
“政府部门负责人汇报结束后不要离开报告席，我们提问你要解答”。2008年，在闵行区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被要求在向常委会报告完工作后，接受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提问，并“当场作答，有问必答”。这在实质上启动了“询问”。此后，常委会会议对财政预算执行、代表议案办理等议题多次开展询问，有效提高了常委会审议的深度和热度。一位闵行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人大行使询问权，改变了“一府两院”负责人“照本宣科”的局面，“他们必须在来人大之前做足功课，思考老百姓希望他们做哪些事，自己又做得如何。”
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开展询问可以追溯到2012年。此后，凡是常委会会议议程中有审议“一府两院”专题报告的，都组织开展询问。截至目前，已先后在13次常委会会议上，共计30多人次，针对20多项监督议题，开展了询问。在询问的方式上，采取有准备和无准备询问相结合，对询问问题进行事先沟通，但避免“按剧本演戏”，使询问“问”出水准，“问”出重点；一般先询问后审议，一问一答、随问随答，避免审议时间被挤占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询问，促进对审议内容的深入了解，从而提高审议质量。
2013年，静安区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首次开展专题询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询问监督方式的常态化，对常委会所有涉及到政府专项工作议题的审议，都增加询问环节，让询问融入审议当中，使审议与询问有机结合，边“议”边“问”，而且询问内容不是预先设计，询问对象也不局限于报告部门，而是扩大到所有列席的部门，增强了询问的互动性和针对性。
今年，黄浦区人大常委会也将启动询问的常态化，已选定了3项议题开展询问，询问问题不事先与政府部门沟通，由政府部门负责人当场回答，或者会后以书面形式回答。随着询问手段运用的不断成熟，还将推进所有专项审议议题全部增设询问环节。
“开展询问对政府部门既有压力也是动力，同时对常委会审议质量要求也更高了。”谈到开展询问的效果，这些已经开始推进询问常态化的区县人大深有同感：一问一答的双向互动方式正在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单向审议监督模式，为提升常委会审议水平不断输送正能量，这不仅有利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一步知情知政、履行职责，还可以及时提醒政府及有关部门发现工作中的问题，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向人大代表、社会公众作出承诺，更加有利于促进政府改进工作，依法行政。
询问环节延伸到人代会
我国地方组织法、代表法都明确规定，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机关派人说明。一些区县人大常委会在询问常态化方面的探索，也为人代会开展专题询问铺设了阶梯、打下了基础。询问环节延伸到了人代会上。
为了让代表进一步了解区政府财政预算工作情况，更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早在2011年，闵行区四届人大六次会议首次组织财政预算专场咨询，农委、人保局、卫生局等10个民生部门与财政局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来到现场，直面代表关于财政预算的提问，那年的专场咨询正是如今区人代会专题询问的前身。2012年，闵行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扩大了询问面，围绕财政预算和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安全、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三个主题开展询问，全体区人大代表分成三组共同参与，请区长、副区长及其他区政府组成人员现场回答代表提问。此后每年人代会都坚持围绕这三个主题开展询问，今年已是第四年举办专题询问会。专题询问会得到区委、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区内有关部门对询问会上的问题建议进行了汇总梳理，并要求政府相关委办局切实做好答复回应工作，一些职能部门还召开了多个专题答复会。
在去年召开的杨浦区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同步进行了三场专题询问会。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代表们围绕2013年预算（草案）编制、社会管理和民生工作，向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接连提问。“接盘”的政府部门负责人个个神情严肃，不停地翻阅带来的资料，思考回答，仿佛真是面临一场“大考”。今年杨浦区人大常委会继续延续这一做法，在年初召开的区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以2014年预算（草案）编制、老年事业和市容管理为主题，举行了三场专题询问会。而政府有关部门除了要认真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外，如果不能当场作出答复的，会后还要及时告知代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还将专门听取区政府关于专题询问会后答复办理情况的汇报。
在区人代会上组织专题询问，代表们感到，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区政府各方面工作情况，扩大知情面和参与度，更好地审议大会各项报告，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对于他们来说，还必须在会前做足功课，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做到“有备而来”，这样提出的问题才能切中要害、有的放矢。
询问常态化和专题询问的有机结合
如何将推进询问常态化和开展专题询问有机结合起来，一些区县人大也进行了探索，并且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明确询问和专题询问的相关程序、具体要求等内容，为开展询问和专题询问提供机制保障。
有的区县人大从已经开展的专题询问中不断总结经验，致力于推动询问监督方式常态化。“专题询问尽管很有针对性，但议题比较单一，而且如果事前过度沟通，反而让人感觉有过于‘雕琢’的痕迹，在询问这一法定监督形式的运用上存在‘形式’大于‘实效’之嫌。”部分区县人大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为此，静安、黄浦等区人大探索完善询问流程，改变询问方式，从事先沟通式的询问转变为常委会现场随机式询问，使得询问环节更加充实，监督更加有效。
也有的区县“反其道而行之”，在继续推进询问常态化的基础上，重点选择群众、代表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政府工作的难点问题开展专题询问，把问题问深、问透。去年，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就专门围绕深化医疗卫生改革情况进行了专题询问。普陀区人大常委会也打算在实行询问常态化的基础上，今年对本区城市网格化管理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一些区县人大感到，将开展询问常态化和专题询问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扬长避短、相互补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询问始于“问”，但决不应止于“答”。要把询问与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发言相结合，发挥询问的“后续”效应，对政府落实整改情况跟踪问效，集中推动解决一些重点问题，真正体现人大监督的力度和实效。
同时，区县人大也提出了一些询问权行使过程中的“盲点”，比如，对于对漏答的问题、答复人表示现场无法回答的问题等会后如何处理，询问的问题及答复内容与人大通常的审议意见性质上有何不同，列席常委会会议的人大代表是否可以询问，询问的问答时间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以及询问如何进一步向社会开放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询问更频繁“出镜”
眼下，询问这一监督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在人大工作中“出镜”。就某个特定议题开展的专题询问还方兴未艾，如何进一步推进询问的常态化也已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探索的课题。本市静安、黄浦、闵行、长宁、普陀、杨浦等区县人大正朝着询问常态化实质性迈进。
“政府部门负责人汇报结束后不要离开报告席，我们提问你要解答”。2008年，在闵行区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被要求在向常委会报告完工作后，接受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提问，并“当场作答，有问必答”。这在实质上启动了“询问”。此后，常委会会议对财政预算执行、代表议案办理等议题多次开展询问，有效提高了常委会审议的深度和热度。一位闵行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人大行使询问权，改变了“一府两院”负责人“照本宣科”的局面，“他们必须在来人大之前做足功课，思考老百姓希望他们做哪些事，自己又做得如何。”
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开展询问可以追溯到2012年。此后，凡是常委会会议议程中有审议“一府两院”专题报告的，都组织开展询问。截至目前，已先后在13次常委会会议上，共计30多人次，针对20多项监督议题，开展了询问。在询问的方式上，采取有准备和无准备询问相结合，对询问问题进行事先沟通，但避免“按剧本演戏”，使询问“问”出水准，“问”出重点；一般先询问后审议，一问一答、随问随答，避免审议时间被挤占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询问，促进对审议内容的深入了解，从而提高审议质量。
2013年，静安区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首次开展专题询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询问监督方式的常态化，对常委会所有涉及到政府专项工作议题的审议，都增加询问环节，让询问融入审议当中，使审议与询问有机结合，边“议”边“问”，而且询问内容不是预先设计，询问对象也不局限于报告部门，而是扩大到所有列席的部门，增强了询问的互动性和针对性。
今年，黄浦区人大常委会也将启动询问的常态化，已选定了3项议题开展询问，询问问题不事先与政府部门沟通，由政府部门负责人当场回答，或者会后以书面形式回答。随着询问手段运用的不断成熟，还将推进所有专项审议议题全部增设询问环节。
“开展询问对政府部门既有压力也是动力，同时对常委会审议质量要求也更高了。”谈到开展询问的效果，这些已经开始推进询问常态化的区县人大深有同感：一问一答的双向互动方式正在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单向审议监督模式，为提升常委会审议水平不断输送正能量，这不仅有利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一步知情知政、履行职责，还可以及时提醒政府及有关部门发现工作中的问题，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向人大代表、社会公众作出承诺，更加有利于促进政府改进工作，依法行政。
询问环节延伸到人代会
我国地方组织法、代表法都明确规定，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的时候，代表可以向有关地方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由有关机关派人说明。一些区县人大常委会在询问常态化方面的探索，也为人代会开展专题询问铺设了阶梯、打下了基础。询问环节延伸到了人代会上。
为了让代表进一步了解区政府财政预算工作情况，更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早在2011年，闵行区四届人大六次会议首次组织财政预算专场咨询，农委、人保局、卫生局等10个民生部门与财政局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来到现场，直面代表关于财政预算的提问，那年的专场咨询正是如今区人代会专题询问的前身。2012年，闵行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扩大了询问面，围绕财政预算和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安全、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三个主题开展询问，全体区人大代表分成三组共同参与，请区长、副区长及其他区政府组成人员现场回答代表提问。此后每年人代会都坚持围绕这三个主题开展询问，今年已是第四年举办专题询问会。专题询问会得到区委、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区内有关部门对询问会上的问题建议进行了汇总梳理，并要求政府相关委办局切实做好答复回应工作，一些职能部门还召开了多个专题答复会。
在去年召开的杨浦区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同步进行了三场专题询问会。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代表们围绕2013年预算（草案）编制、社会管理和民生工作，向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接连提问。“接盘”的政府部门负责人个个神情严肃，不停地翻阅带来的资料，思考回答，仿佛真是面临一场“大考”。今年杨浦区人大常委会继续延续这一做法，在年初召开的区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以2014年预算（草案）编制、老年事业和市容管理为主题，举行了三场专题询问会。而政府有关部门除了要认真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外，如果不能当场作出答复的，会后还要及时告知代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还将专门听取区政府关于专题询问会后答复办理情况的汇报。
在区人代会上组织专题询问，代表们感到，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区政府各方面工作情况，扩大知情面和参与度，更好地审议大会各项报告，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对于他们来说，还必须在会前做足功课，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做到“有备而来”，这样提出的问题才能切中要害、有的放矢。
询问常态化和专题询问的有机结合
如何将推进询问常态化和开展专题询问有机结合起来，一些区县人大也进行了探索，并且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明确询问和专题询问的相关程序、具体要求等内容，为开展询问和专题询问提供机制保障。
有的区县人大从已经开展的专题询问中不断总结经验，致力于推动询问监督方式常态化。“专题询问尽管很有针对性，但议题比较单一，而且如果事前过度沟通，反而让人感觉有过于‘雕琢’的痕迹，在询问这一法定监督形式的运用上存在‘形式’大于‘实效’之嫌。”部分区县人大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为此，静安、黄浦等区人大探索完善询问流程，改变询问方式，从事先沟通式的询问转变为常委会现场随机式询问，使得询问环节更加充实，监督更加有效。
也有的区县“反其道而行之”，在继续推进询问常态化的基础上，重点选择群众、代表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政府工作的难点问题开展专题询问，把问题问深、问透。去年，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就专门围绕深化医疗卫生改革情况进行了专题询问。普陀区人大常委会也打算在实行询问常态化的基础上，今年对本区城市网格化管理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一些区县人大感到，将开展询问常态化和专题询问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扬长避短、相互补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询问始于“问”，但决不应止于“答”。要把询问与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发言相结合，发挥询问的“后续”效应，对政府落实整改情况跟踪问效，集中推动解决一些重点问题，真正体现人大监督的力度和实效。
同时，区县人大也提出了一些询问权行使过程中的“盲点”，比如，对于对漏答的问题、答复人表示现场无法回答的问题等会后如何处理，询问的问题及答复内容与人大通常的审议意见性质上有何不同，列席常委会会议的人大代表是否可以询问，询问的问答时间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以及询问如何进一步向社会开放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