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等从日本驰援的物资表面上贴的动情诗句，某媒体在发议论时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如果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定不会对纳粹德国奴役和种族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感到陌生。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关于这段历史的评论很多，有些人可能或多或少读到或听到过这句话，甚至有些人可能按照字面意思解读为：在经历过绝对的灾难之后，再去进行任何诗意化、审美化的活动，都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就这句话的出处而言，它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名言。
　　不过，阿多诺的原话并非评论文章中的表述，而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出自阿多诺1949年的著作《文化批判与社会》中）。
　　其实，阿多诺写出这话不仅基于经历大屠杀之后的悲怆，也有着上下文的语境。这句话是一个哲学命题，不能被断章取义且片面地理解。

惨 剧

　　上一个世纪，最残酷的莫过于二战的发生。
　　当时的纳粹德国为推行种族主义镇压异己，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既是波兰南部奥斯维辛市附近大小40多个集中营的总称，也是所有集中营中最大的一个，由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
　　营内设有4个大规模的毒气“浴室”、储尸窖和焚尸炉，一次可屠杀1.2万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焚烧8000具尸体。

　　白天在用机关枪扫射数以百计的生命后，晚上又欣赏哲学和艺术。

　　所有被囚禁于此的，无论犹太人、平民百姓还是战俘，他们的最终命运除了惨遭屠戮之外，随身财物也被劫掠一空。纳粹把受害者的衣物拿去给德国兵，假牙上镶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就连他们身上的头发、皮肤都不放过。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地狱般的场景被发现时，经历过残酷战火的战士都震惊了—7000多名形容枯槁的被囚者、人皮做的手套和灯罩、头发做的褥垫、用脂肪做的肥皂……时至今日，惨象依然历历在目。
　　据英国《卫报》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共囚禁过数百万人，有120万到150万人在这里被夺去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阿多诺之问

　　“大屠杀”往往是一种毁灭无助个体的集体行动。
　　并非每一场“大屠杀”都能被称作“种族灭绝”，而“种族灭绝”却是由一或多次“大屠杀”构成的。奥斯维辛这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和历史上任意一次大屠杀都有本质的不同。
　　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实质是一种原始混乱的暴力形式、一种残暴兽性的宣泄（摧毁 征服），比如封建时代的屠城等。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的野蛮和极度失序，是人性黑暗面的体现，被定义为反人类事件。

　　而奥斯维辛就不一样了，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在带有德国风格的严格精密的国家行政程序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摧毁 根除）。其具备极高的现代性，目的是让一些人不仅从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消失而且从地球上消失。
　　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杀人工厂，杀人者（运作者）是纳粹德国这个国家机器，是一个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对一个民族的灭绝，甚至于奥斯维辛本身都只是纳粹德国的一把刀罢了。
　　再看当时的德国，在战争爆发之前，是一个深受西方政治学说熏染的国家，是一个高度追求审美艺术的国家，启蒙、革命曾经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文明坐标。我们今天谈的美学（aesthetics）就来自德国，贝多芬、歌德，还有康德、马克思也诞生在这片土地。

　　他真正想探讨的是人类在经历极端厄运之后，文化与艺术该如何延续。

　　而让后人感到讽刺的是，在集中营内，艺术曾被利用、沦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那些受过艺术熏陶的高素质公民，白天在用机关枪扫射数以百计的生命后，晚上又欣赏哲学和艺术。如席勒的诗歌会被送往战场鼓舞士兵，巴赫的音乐也曾在指挥官的办公室响起。
　　因此，到了阿多诺这里，他不得不思考：
　　倡导哲学和艺术的德国，为何会犯下如此灭绝人性的罪行，并且在做出罪行，还打着“科学的基础”和“政治上的正确”的幌子，带着“文明”的伪装，甚至标榜其行为是人类未来的方向？这些以文明人自居的现代侵略者，是否意识到自诩的文明已病入膏肓？过去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艺术，在奥斯维辛如此的“野蛮”背景之下，是否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无视野蛮

　　若把阿多诺这句话放在他的上下文语境中理解，当时他讨论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实际上，他还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有学者曾指出，被阿多诺认为是“野蛮”的诗歌，批判的参照物是奥斯维辛之后出现的夜莺式和乌鸦式诗歌。
　　这两种诗歌，前者有逃避现实的意味，假装灾难没有发生;后者则只对灾难进行幼稚或历史虚无化的叙述，两者都是在刻意回避发生过的苦难，而这种“写诗”是被阿多诺认为“野蛮”的。
　　无视灾难、无视罪恶和痛苦的作品，的确“野蛮”。阿多诺这句话，给写作增加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的维度。他看到了艺术及包括艺术在内的整体西方文化的危机，他真正想探讨的是人类在经历极端厄运之后，文化与艺术该如何延续。
　　换言之，阿多诺想说：诗歌本身并不野蛮，一个写诗的灵魂，则需要正视和感受那些野蛮。若苦难之后，诗和文学艺术还在用一种导致灾难可能发生的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语言来回避苦难、无视痛苦，甚至把那些发生过的灾难付诸诗情画意，蘸着他们的血汗写赞美诗，这才是要被反思的“野蛮”诗歌。
　　除此之外，如果读诗之人只在平静安稳的生活中侥幸和苟且，不敢正视并选择遗忘历史上同类经受过的伤害，无视他们的苦难继续安心地过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想法也是“野蛮”的。

奥斯维辛后写诗的可能

　　“写诗”，是一种只有人才能做的活动，更是一种意义的象征。我们写诗，是为了抒发情感、传递思想。
　　人类故而有丑陋、残忍、黑暗的一面，但写诗，本身就是一種抵御，一种对抗。
　　真正伟大的文学创作，正是直面那些野蛮的核心。若因他人的野蛮，而放弃写诗，则是一种对野蛮的归降。
　　美国批评家George Steiner如此评述阿多诺的话：“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
　　“写诗”应该要回应不可避免的厌世状态。它的核心指向的，应该是我们人性本身具备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包含着毁灭我们、引导我们走向堕落的因子，同样，我们不能回避和忽视其中的“野蛮”成分，而应从更深处挖掘它、剖析它，再去对抗它、瓦解它。
　　奥斯维辛之后，人们仍然要继续写诗，要直面苦难，要心怀爱意，要坚持信仰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诗歌能够存在，是因为它需要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