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真骅是《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的遗孀，气质端庄典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她习惯性地点燃一根香烟，就娓娓诉说起她与知侠先生那段刻骨铭心、鲜为人知的恋情。
　　
　　初识“六个一”的知侠
　　
　　我于1936年出生在青岛市一个小资本家家庭。18岁时，在组织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我与一个原本不喜欢的人结合在一起。虽然他长相、社会地位都不错，但我并不爱他，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九年之后，因再也不堪忍受这份心灵的煎熬，我以不要任何财产，只要女儿为条件，和他分道扬镳。
　　离婚之后，我从原来工作的机关办公室被下放到工厂车间当工人。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幼小的女儿，心无所依，人无所靠，其孤苦和艰难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不少关心我的朋友纷纷劝我再找个对象。其中三个互相并不认识的朋友，给我介绍的却是同一个人——刘知侠。虽然当时他已成功地创作了震动全国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并因此而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但我认识他的时候，可以用“六个一”来形容他：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文不名、一身罪名、一群孩子、一对80多岁的父母。知侠的前妻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姐，1967年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留下了六个孩子。
　　未见面前，我对他的情感是复杂的。他50岁，我32岁。从小看他的《铁道游击队》长大，我内心很崇敬他，但此刻他却境遇潦倒，前途未卜。尽管从表姐那里我也了解到他的温和善良，但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经历却又让我对婚姻有一种深深的惧怕。那天，本来约定上午见面，可由于内心的矛盾和徘徊，我一直磨蹭到下午才去。初见之下，我们话说得也不多，近乎艰难地“熬”到了暮色四合。尽管如此，我却依然能感觉到知侠的善良和率真。后来知侠主动提出来送我。快到家时，他望着我郑重地说：“我只要你记住一句就够了：知侠是个好人。”
　　
　　交往“中断”，鸿雁传情
　　
　　慢慢地，我了解到刘知侠生于河南卫辉一个偏僻乡村，幼时家贫，是个苦孩子。从小跟着母亲去了焦作，靠母亲给人推磨、缝衣服和自己捡煤核卖钱贴补生活。
　　11岁他才进入当地一所半工半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后，多亏学校校长李祥芝说服他父亲，他才继续读书。李校长资助知侠读了两年，李校长去世后，知侠就失去了学习机会。之后，知侠于1938年初投奔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缘于自己年少时那段艰辛的经历，此后，每每遇到那些处于困境中需要帮助的人，知侠总是尽其所能。
　　1968年岁末，我们相爱了。与刘知侠相爱的消息传出去后，济南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工作的工厂里，一些“造反派”将我揪上台批判，用尽心机坚决要拆散我们，而知侠的单位更以开除他的党籍相要挟。为保留党籍和保护我的安全，知侠同意中断交往。得知消息后，尽管明明知道知侠是为了我好，但我还是陷入异常痛苦的境地。不久后，知侠下放到泗水农村劳动，我想尽办法通过书信终于又和知侠取得了联系。之后，我们只有通过写信来倾诉彼此的思念，温暖彼此那颗历尽磨难和沧桑的心。
　　
　　四年的苦恋，刻骨铭心
　　
　　1971年7月17日，在禁止我们见面八个月后，我再也无法遏制对知侠的思念。在突破厂里的封锁后，我只身摸到了泗水，半夜时找到了知侠的住处。他躺在院子里的破草席上，面容憔悴。对我的突然到来，他感到很吃惊。因为，他已向组织表明要中断我们的关系，万一被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天，我们又仓促地分别了。虽然心里踏实了，但前面的路依然吉凶难料。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心与心紧密相依的晚上，一个新的生命孕育了。平地起风雷，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无助与孤苦中，我独自去把这个小生命流掉了。那还是个小男孩，是我与知侠爱的唯一结晶，这也成了我们22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生中唯一的遗憾。
　　那段备受煎熬的日子里，知侠与我写了无数的书信。几年下来，500字一张的稿纸竟有10大册，160余万字！1994年，在我的奔走下，这些浸透了血和泪的文字，被精简、结集成了“两地书”——《黄昏雨》。
　　1972年，经过四年的苦恋之后，我们终于结合在了一起。
　　
　　我心、我情随知侠而去
　　
　　1985年，我们迁居青岛。这是一处安静的居所，书房那扇窗子面向大海。我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宁、平静、幸福的生活，只争朝夕，勤奋写作。那段时间，知侠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20万字的《战地日记——淮海战役见闻录》以及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在这些作品的完成过程中，我始终是他的第一读者和第一编辑。
　　每每散步回来后，我们吃早饭，对着抽根烟，然后他回书房写作，我回卧室的书桌上编稿子，一上午基本上不说话。尽管我在家时，两人各忙各的，但只要我有事出去了，他就无法安下心来写了。他会走到楼下，坐在门口的石礅上抽着烟等我回来。我回来后，就看到他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所以，平时我就哪儿也不去。
　　1991年9月3日上午，在青岛市政协老干部座谈会上讨论东欧局势，知侠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列，在呐喊出“相信群众”时，突发脑溢血猝然倒下了。诗人柯岩说，知侠是死得其所。
　　从那以后，我开始为整理、出版知侠的文集而日夜兼程。
　　知侠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将他的骨灰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捧出，与其前妻刘苏大姐的骨灰一起捧回了他河南的家乡，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入土安葬。我剪了一缕头发，随同他们的骨灰一起陪葬。一同下葬的还有我蘸着血泪亲笔写下的心誓：“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你，你的灵魂与我同在。”
　　（摘自《扬子晚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