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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当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互联网进入大数据时代，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互联网同时也在放大着人性之恶。你永远也不知道，在互联网的那头是不是躲着一个被欲望吞噬的色狼。
从蒸汽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当技术的边界被无限放大，现实与未来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类再次来到对未来走向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霍金、马斯克、比尔盖茨等精英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的忧思。
“人与机器”到“人与人”：现实与未来的模糊界限
前段时间打车，我问出租司机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做完这个月，他就退车了。问他为什么。司机说：当初没有打车软件，我每个月就是交份儿钱。现在有了打车软件，份儿钱一分没少，每抢一单，还得给软件交钱。可打车的人，并没有增加。原来一天工作8小时，每月能赚8000块，现在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却只能赚6000多块。
听完有些惊讶。原以为这些打车软件是提升用户数量，然后在增量中寻求利润，可现实看来，他们仅仅是用补贴的方式挤进市场，然后并没有在做增量上下功夫，而是直接参与到残酷的盘剥当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我们确实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但却忽视了这些便利之下的道德成本。在“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的说辞之下，一切扭曲和沦丧都变得金光闪闪，甚至还耀武扬威起来。于是太多人都匍匐在资本的脚下，奔跑在逐利的路上。
现在，几乎所有成功的产品，都利用了“弱点营销”。
团购网站往往能提供非常低廉的价格来吸引眼球，在贪便宜心理的驱使下，很多用户盲目消费，参与各种各样的团购，可结果越花越多；在商业领域，VIP本来指的是创造了80%利润的20%人群，所谓付费的才是用户，免费的都是商品。而厂商也极力增加会员的功能和福利，彰显VIP不一样的“贵族身份”；电商网站也突出强调了便捷这一特点，一键下单，然后就躺着等待收快递，电商和快递的出现使得许多人走上了宅男宅女的道路。
这是一个从本性出发取悦自己的时代。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习惯了互联网主宰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走得更近，却又离得更远。程序、算法、流量、补贴塑造了反鄙视链的新图腾，天佑、Gai、皮几万们的商业成功远比许知远更有说服力，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说的：“梦想只能控制你自己的大脑，但是有了钱，你就能控制别人的大脑”。当互联网替我们决定了不配看穆旦或博尔赫斯，只应该喜欢比基尼女郎、土嗨歌或尬舞天团时，我们究竟是被尊重还是被侮辱了？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动力为代表，技术第一次可以取代大量人力，它改变的是“人类使用工具”的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电器的动力和动能为代表，改变的是“人类使用能源”的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为代表，改变的是“人类与世界连接”的方式。
互联网革命重新建立商业文明的秩序，早期的互联网已经协助人类完成了信息的获取，而接下来自然是对线下服务的需求，这些实际的需求带来了互联网对现实的最终反噬。
马云曾说：“在过去20年里，我们把人变成像机器一样，接下来的20年，我们将把机器变得像人，机器将会非常聪明。”
从工业革命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从某个笨重的庞然大物变成能够融入每一个人生活的存在，它变得越来越聪明，它像一只生物正越来越多地感知和理解到我们的需求并做出回应，无疑是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突破。当技术的边界被无限放大，现实与未来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卡辛斯基们的反科技宣言
希尔多·卡辛斯基，16岁读哈佛的神童，曾经的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蒙大拿州的隐士。他还有另外三重身份，17年连环爆炸案的主谋，恐怖分子，反科技“斗士”。
自从1978年他自制的第一颗炸弹被西北大学的一位保安引爆，多年来，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向大学中高科技领域的研究者寄送炸弹，因为讨厌飞机，他也不忘给航空公司送去两颗自制的蹩脚货。所以，联邦调查局管他叫“大学航空炸弹怪客 ”。其实他也炸过电脑商铺的老板和公关公司的总裁，而且，把他们炸死了。
联邦调查局追踪了他17年，一无所获，卡辛斯基说，“联邦调查局是个笑话。”对于一个智商170的数学家而言，这话算不得轻蔑。
卡辛斯基这样的反科技人士并非横空出世。早在19世纪前叶的英国，就有一大批工人誓与机器抗争到底，他们就是卡辛斯基的前辈。“纺织机的发明，极大地解放了纺织工人”，这种评说对当时的纺织工人们而言，简直就是恶搞。工人们发现机器正在和他们抢“饭碗”。失业、降薪、朝不保夕。于是，工人们愤怒了，以伯明翰郡为中心，一股破坏机器的风潮迅速在英国蔓延，最终这股风潮变为一场群氓的暴动。
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1932年，在人与机器开始蜜月的年代，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出版了一部名叫《美丽新世界》的小说。在这本小说中赫胥黎预言，“人类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对这部小说遥远的呼应，在63年后的1995年，卡辛斯基在他的反科技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写道：“人类太轻易得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对机器强烈依赖的境地，以至于到了最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完全听从机器的决定。”
卡辛斯基曾评价道，“工业文明及其产生的后果，对于人类就是一场灾难。”
2017年，美国电动汽车厂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社交媒体网络脸谱创始人扎克伯格就人工智能（AI）技术的危害隔空辯论之后，全球一百多位人工智能专家联名致信联合国，呼吁禁止基于该技术的自动化武器的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化前景毋庸置疑，但其双面性使得如何在以人类安全和利益为重的前提下，对其潜在的威胁进行制衡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思考。 事实上，当年施瓦辛格的影片《终结者：创世纪》在美国一上映，就引发了科学界的震动。在阿根廷举办的人工智能联合大会上，包括史蒂芬·霍金、埃隆·马斯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等在内的科技界、企业界大佬，联手向世人发布警告信。信中写道：“在银幕上，《终结者》系列开启了黑色科幻电影的序幕，而在现实中，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慌正在加剧蔓延。我们相信，贯穿30年的影片画面或许在几年内就会变成现实，而不是几十年！”
当人类再次来到对未来走向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
早在1968年，大师库布里克通过《2001太空漫游》对未来进行了大讨论。如今时间早走过2001年，虽然人类并未实现真正随意的太空遨游，但片中的那些高科技装备、平板电脑、人工智能全都有了对应产品。执导《星际穿越》的诺兰曾说过：“现代科学尚无法触及的层面，电影能够做出无限接近于真实的预测，科学家们暂时兑现不了的实验，电影能在影像中先行一步。”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警示提供了另一种态度——对于科幻电影，天马行空的同时请别忘记忧思。
由于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霍金需要利用一台机器与外界交流。受智能手机输入法启发，美英两家科技公司为霍金量身定制出一款打字软件，使这位科学家的“说话”速度提升了一倍。这种可以猜测使用者思维的软件，让霍金本身成为人工智能的受益者。但他坦言，自己时刻在担忧机器的智慧最终会反噬人类，“到时它将可能以不断加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而人类则受制于生物进化速度，无法与其竞争，最终被超越。”
在2014年被谷歌收购前，马斯克曾是人工智能实验室DeepMind投资者。马斯克称，他投资DeepMind不是为了获得资金回报，而是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
比尔·盖茨也在Reddit上说：我站在担忧超级智能的阵营。人工智能有可能变得非常强大，足以引发我们的担忧。
不过，也有人持“无需担心人工智能威胁”的观点，支持者通常有两大理由：其一，这根本不会发生；其二；我们可以再开发一些机器人同盟军，来对抗背叛的机器人。
2016年，在马斯克宣布成立OpenAI仅三周，扎克伯格就发布了新年度挑战任务，其中包括打造一个全能的人工智能助手。扎克伯格曾表示：“人工智能能为我们所用，并协助我们工作。有些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个巨大的威胁，但我认为，它的危险程度远不及疾病和暴力。”去年4月，扎克伯格在Facebook开发者大会上还称：“相对于恐惧，我更愿意选择希望。”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已开展多年，在我国，也带来了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挑战。两位清华才女郝景芳和刘慧凝谈到人工智能与教育及人类未来的关系，也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担忧。
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始终伴随着科技与人文的缠斗，结果是科技明显占了上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就像是给科技注入了强心剂一样，加速科技摆脱宗教的束缚与人文的掣肘。科技简直就是搭上了无畏自然、上帝，可以“肆意妄为”无须节制的战车。
當人类再次来到对未来走向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人文引领科技，而不是相反，这应该成为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根本立场。
从蒸汽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当技术的边界被无限放大，现实与未来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类再次来到对未来走向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霍金、马斯克、比尔盖茨等精英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的忧思。
“人与机器”到“人与人”：现实与未来的模糊界限
前段时间打车，我问出租司机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做完这个月，他就退车了。问他为什么。司机说：当初没有打车软件，我每个月就是交份儿钱。现在有了打车软件，份儿钱一分没少，每抢一单，还得给软件交钱。可打车的人，并没有增加。原来一天工作8小时，每月能赚8000块，现在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却只能赚6000多块。
听完有些惊讶。原以为这些打车软件是提升用户数量，然后在增量中寻求利润，可现实看来，他们仅仅是用补贴的方式挤进市场，然后并没有在做增量上下功夫，而是直接参与到残酷的盘剥当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我们确实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但却忽视了这些便利之下的道德成本。在“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的说辞之下，一切扭曲和沦丧都变得金光闪闪，甚至还耀武扬威起来。于是太多人都匍匐在资本的脚下，奔跑在逐利的路上。
现在，几乎所有成功的产品，都利用了“弱点营销”。
团购网站往往能提供非常低廉的价格来吸引眼球，在贪便宜心理的驱使下，很多用户盲目消费，参与各种各样的团购，可结果越花越多；在商业领域，VIP本来指的是创造了80%利润的20%人群，所谓付费的才是用户，免费的都是商品。而厂商也极力增加会员的功能和福利，彰显VIP不一样的“贵族身份”；电商网站也突出强调了便捷这一特点，一键下单，然后就躺着等待收快递，电商和快递的出现使得许多人走上了宅男宅女的道路。
这是一个从本性出发取悦自己的时代。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习惯了互联网主宰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走得更近，却又离得更远。程序、算法、流量、补贴塑造了反鄙视链的新图腾，天佑、Gai、皮几万们的商业成功远比许知远更有说服力，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说的：“梦想只能控制你自己的大脑，但是有了钱，你就能控制别人的大脑”。当互联网替我们决定了不配看穆旦或博尔赫斯，只应该喜欢比基尼女郎、土嗨歌或尬舞天团时，我们究竟是被尊重还是被侮辱了？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动力为代表，技术第一次可以取代大量人力，它改变的是“人类使用工具”的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电器的动力和动能为代表，改变的是“人类使用能源”的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为代表，改变的是“人类与世界连接”的方式。
互联网革命重新建立商业文明的秩序，早期的互联网已经协助人类完成了信息的获取，而接下来自然是对线下服务的需求，这些实际的需求带来了互联网对现实的最终反噬。
马云曾说：“在过去20年里，我们把人变成像机器一样，接下来的20年，我们将把机器变得像人，机器将会非常聪明。”
从工业革命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从某个笨重的庞然大物变成能够融入每一个人生活的存在，它变得越来越聪明，它像一只生物正越来越多地感知和理解到我们的需求并做出回应，无疑是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突破。当技术的边界被无限放大，现实与未来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卡辛斯基们的反科技宣言
希尔多·卡辛斯基，16岁读哈佛的神童，曾经的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蒙大拿州的隐士。他还有另外三重身份，17年连环爆炸案的主谋，恐怖分子，反科技“斗士”。
自从1978年他自制的第一颗炸弹被西北大学的一位保安引爆，多年来，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向大学中高科技领域的研究者寄送炸弹，因为讨厌飞机，他也不忘给航空公司送去两颗自制的蹩脚货。所以，联邦调查局管他叫“大学航空炸弹怪客 ”。其实他也炸过电脑商铺的老板和公关公司的总裁，而且，把他们炸死了。
联邦调查局追踪了他17年，一无所获，卡辛斯基说，“联邦调查局是个笑话。”对于一个智商170的数学家而言，这话算不得轻蔑。
卡辛斯基这样的反科技人士并非横空出世。早在19世纪前叶的英国，就有一大批工人誓与机器抗争到底，他们就是卡辛斯基的前辈。“纺织机的发明，极大地解放了纺织工人”，这种评说对当时的纺织工人们而言，简直就是恶搞。工人们发现机器正在和他们抢“饭碗”。失业、降薪、朝不保夕。于是，工人们愤怒了，以伯明翰郡为中心，一股破坏机器的风潮迅速在英国蔓延，最终这股风潮变为一场群氓的暴动。
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1932年，在人与机器开始蜜月的年代，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出版了一部名叫《美丽新世界》的小说。在这本小说中赫胥黎预言，“人类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对这部小说遥远的呼应，在63年后的1995年，卡辛斯基在他的反科技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写道：“人类太轻易得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对机器强烈依赖的境地，以至于到了最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完全听从机器的决定。”
卡辛斯基曾评价道，“工业文明及其产生的后果，对于人类就是一场灾难。”
2017年，美国电动汽车厂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社交媒体网络脸谱创始人扎克伯格就人工智能（AI）技术的危害隔空辯论之后，全球一百多位人工智能专家联名致信联合国，呼吁禁止基于该技术的自动化武器的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化前景毋庸置疑，但其双面性使得如何在以人类安全和利益为重的前提下，对其潜在的威胁进行制衡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思考。 事实上，当年施瓦辛格的影片《终结者：创世纪》在美国一上映，就引发了科学界的震动。在阿根廷举办的人工智能联合大会上，包括史蒂芬·霍金、埃隆·马斯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等在内的科技界、企业界大佬，联手向世人发布警告信。信中写道：“在银幕上，《终结者》系列开启了黑色科幻电影的序幕，而在现实中，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慌正在加剧蔓延。我们相信，贯穿30年的影片画面或许在几年内就会变成现实，而不是几十年！”
当人类再次来到对未来走向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
早在1968年，大师库布里克通过《2001太空漫游》对未来进行了大讨论。如今时间早走过2001年，虽然人类并未实现真正随意的太空遨游，但片中的那些高科技装备、平板电脑、人工智能全都有了对应产品。执导《星际穿越》的诺兰曾说过：“现代科学尚无法触及的层面，电影能够做出无限接近于真实的预测，科学家们暂时兑现不了的实验，电影能在影像中先行一步。”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警示提供了另一种态度——对于科幻电影，天马行空的同时请别忘记忧思。
由于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霍金需要利用一台机器与外界交流。受智能手机输入法启发，美英两家科技公司为霍金量身定制出一款打字软件，使这位科学家的“说话”速度提升了一倍。这种可以猜测使用者思维的软件，让霍金本身成为人工智能的受益者。但他坦言，自己时刻在担忧机器的智慧最终会反噬人类，“到时它将可能以不断加快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而人类则受制于生物进化速度，无法与其竞争，最终被超越。”
在2014年被谷歌收购前，马斯克曾是人工智能实验室DeepMind投资者。马斯克称，他投资DeepMind不是为了获得资金回报，而是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
比尔·盖茨也在Reddit上说：我站在担忧超级智能的阵营。人工智能有可能变得非常强大，足以引发我们的担忧。
不过，也有人持“无需担心人工智能威胁”的观点，支持者通常有两大理由：其一，这根本不会发生；其二；我们可以再开发一些机器人同盟军，来对抗背叛的机器人。
2016年，在马斯克宣布成立OpenAI仅三周，扎克伯格就发布了新年度挑战任务，其中包括打造一个全能的人工智能助手。扎克伯格曾表示：“人工智能能为我们所用，并协助我们工作。有些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个巨大的威胁，但我认为，它的危险程度远不及疾病和暴力。”去年4月，扎克伯格在Facebook开发者大会上还称：“相对于恐惧，我更愿意选择希望。”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已开展多年，在我国，也带来了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挑战。两位清华才女郝景芳和刘慧凝谈到人工智能与教育及人类未来的关系，也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担忧。
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始终伴随着科技与人文的缠斗，结果是科技明显占了上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就像是给科技注入了强心剂一样，加速科技摆脱宗教的束缚与人文的掣肘。科技简直就是搭上了无畏自然、上帝，可以“肆意妄为”无须节制的战车。
當人类再次来到对未来走向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人文引领科技，而不是相反，这应该成为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根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