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这种17世纪兴起于巴黎的玩意儿，好像应该过时了。但是，它分明因着“克勒门”下午茶又兴起于如今的上海。
　　近三四百年的西方文明崛起历程中，沙龙是一个重要的“摇篮”。它以个性化的自由聚合、平等交流，不断激发了新的艺术思想和潮流。
　　法国大革命中，沙龙一度被禁止。随后又复燃，并蔓延欧美。至19世纪，可称鼎盛。
　　而沙龙之风兴盛于中国，当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名的是林徽因家客厅的沙龙，聚集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如诗人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
　　沙龙有个特点，它往往需要有一位才貌双全、优雅热情的女主人。巴黎第一个文学沙龙就是·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创办的。
　　沙龙还有些特点，譬如要定期举办、要名流雅集、要有茶点、要有音乐等等。
　　这些“克勒门”有意无意中都具备了，尽管“克勒门”的创办者在创办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要做一个所谓的沙龙。
　　依我来看，沙龙并非诞生于巴黎。魏晋时期的兰亭雅集、竹林七贤等，难道不是沙龙文化？他们和千年后的巴黎的沙龙一样造就了文化艺术的辉煌。这相隔千年的异曲同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萌生文学艺术需要符合其自然生长规律的条件。而沙龙，恰恰符合这样的规律。
　　20世纪下半叶起，中国民间的文艺沙龙香消玉殒。直至“文革”结束后，也曾零零星星萌生于城市的一些角落，但终未成大气。一方面，我们已习惯于用官办的机构“养”和“培养”文学艺术。另一方面，沙龙这种古老的交流手段，如果不能与新时代的传播手段、经济环境成功嫁接，还是无济于事。
　　沙龙诞生于图书尚不普及、传播尚不发达的时代，它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家来说是最为有效的传播交流平台。但现在不是了。
　　“克勒门”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给古老沙龙模式注入新生命的案例。在“克勒门”还没有在贵都大饭店举办首次下午茶时，一个名为“克勒门”的新浪微博就已注册开张了。至今，每期沙龙活动都能在报纸、杂志、网络上引发新的话题和关注；每期沙龙活动都进行了专业的电视录像；相关的出版策划也正在进行……沙龙只有嫁接上这个时代的传播手段，它才能在这个时代发出具有影响力的声音。
　　另外，它没有捧着“老克勒”的明日黄花自艾自怜，而是由资深文学艺术大家与文学艺术界的新锐携手共进，面向未来。
　　“克勒门”的生存模式也值得分析。它没有直接的商业营利模式，但它由于成功地与贵都大饭店这个“商”进行了合作，自然形成了共赢。“克勒门”获得了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贵都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提升了酒店品位和名望。
　　沙龙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学艺术来说，最具启迪性的还是它的精神，它的自由精神；是它原则，它顺其自然的原则。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自以为是地对文化艺术发展进行事无巨细的规划，却不知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突破常规思维习惯。文学艺术对人类文明推动的作用就在于以文学艺术家个人的思维独特性来突破群体性的思维习惯，从而拓展人类的思想疆域和提升人类的胸怀境界。用我们的思维习惯去规划反常规的文学艺术，还想收获丰硕的果实，无异于南辕北辙。
　　经过长期的实践，主政者似已认识到文艺发展的这一规律，正探索于官办主体之外，寻求具有生命力的文艺发展新主体。“克勒门”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但是，“克勒门”这扇门才刚刚打开，但愿不要有过多的外力来影响它。让它像树上的鸟儿那样自由地欢唱，自由地来去。只要我们多栽树，不打扰，必会有更多的鸟儿飞临窗外的枝头，形成百鸟欢唱的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