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的测试
　　
　　上海人，对人对己的最高评价是“拎得清”。
　　看一个人是不是“拎得清”，在上海的公交车上最典型、最形象、最生动。
　　上车前，必须先“拎得清”。
　　到啥个地方，乘什么车子，坐（或者站）几站，再换什么车，在什么站点换，都必须一清二楚。如果有个人坐过了站，还大叫大嚷，一车的乘客都会白眼相对，嘀咕一声：“做梦一样……介拎不清！”如果乘了相反方向的车，则被众人视作“拎不清”，目光里流露出来的分明有一种鄙夷。当然，这个时候，周围的上海人就会纷纷向司售人员说情，为其说好话，让其尽量不要买票，而在下一站下车，换乘对过的车。因为上海人既然已经把他视为“拎不清”的人，自然归结为“弱势群体”——有一点“弱智”趋势，上海人的这点怜悯之心还是多少有一点的。如果有个人在车上打听“到某地”应该“到啥地方下车”，一般而言，上海人是非常喜欢替他出主意的，司售人员会详详细细告诉他在哪一站下车最合算，可以少走多少路，甚至可以精确到步数，有的就在原地换，那还要“格算”。如果司售人员也回答不出，或者语焉不详，甚至犯了不可饶恕的原则性、方向性错误，那么，众人也会在心里骂他（她）一声“拎不清”。于是，乘客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动参与“微调”，“该出手时就出手”，在车厢里临时召开一个有关换乘的专题研讨会。上海人在这方面显得极其善良，他们实在不忍心看见别人在大上海漫无边际地、不得要领地乱穿，平白无故地浪费许多时间与钞票。上海人反正自己的精明又用不完，闲着也是闲着。
　　买票（或者投币）时，也必须“拎得清”。
　　乘客与司售人员的对话已经到了“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的地步。一张钞票，一枚硬币，一句短语，一个词组，一个手势，一副眼神，一种表情，足以说明一切的一切。如果是使用交通卡的，在上车的时候“滴”过一次，那么，司售人员在他面前的询问，只能最多换来一声“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拉”，轻轻的，快快的，眉毛扬也不扬，司售人员马上心领神会，无须多嘴。现在在地铁里，对售票处里的人也只需一个“2”字，或者“3”和“4”，没有一个废字，玻璃窗里的人就明白无误了。而在公交无人售票车的投币箱前面，同样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哑剧。倘若没有合适的硬币，投下了超值的钞票，那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站在投币箱前面，一一接过下一位（或几位）乘客的“适量”的钱币或者预售票，完全不需要对这些后来者多置一词，来个什么“声明”，也无须对驾驶员再一一核对金额。大家都“拎得清”。但如果这个人投下的是10元、20元甚至50、100元，要期望在后来者手里弥补到8元（或8元5角、9元）、18元（或18元5角、19元）、甚至48元（或48元5角、49元）、98元（或98元5角、99元），绝对会引起大家的阻止、嘲弄：“这个人介拎不清！”
　　挤车时，同样必须“拎得清”。
　　凡是在上海交通尚很难的时候，在上下班高峰挤过上海公交车的人，都会记忆犹新：这是一个德智体的全面结合。当初，上海的公交车曾创下过“1平方米挤下11个人（或者11双鞋）”的空前绝后的世界记录，现在的人会感到不可思议，就连当时的科学工作者也感到无法理解。想想吧，要想1平方米、1平方米地越过N个“11”，谈何容易？这可以有资格算一个“系统工程”了。在这艰难的征程中，如何利用身体曲线、骨骼分布、肌肉力学恰如其分地在“11”的夹缝里挤出来，这是对一个人是不是“拎得清”的最好考验、最关键的测试。“清商”高一点的，是滑行；低一点的，是“合理冲撞”；再低一点的，就是硬挤，而且往往是端着胳臂、挺着肚子、撅着臀部、抬着膝盖，大大咧咧，横冲直闯。这就绝对又会引起众人的白眼甚至叱骂：“会轧车吗？介拎不清……”而一旦在高峰的时候，遇到似乎可以“避峰”的老太太、老大爷的时候，遇到他们也那么硬挤，许多人都会很不舒服地咕哝一声：“轧啥个闹猛，介拎不清……”现在上海的地铁，在高峰的时候，同样挤得苦不堪言，同样也会发生这种种挤来挤去的事情，同样也需要乘客们“拎得清”。而偏偏在地铁里常常可以看到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人，硬霸着车门不走，摆出一副随时就要下车的模样而似乎永远想站下去，而那些有棱有角的行李对衣冠楚楚的挤地铁的“白领头”的人而言，则是随时可能造成“恐怖行动”的“定时炸弹”——而他们则永远不会表示“对此负责”——也会讨来一声声“不进去，赖在门口头，介拎不清……”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句，许多外地人士感到上海人看不起他们，其实往往源自这挤车。其实，这不是排外，而是上海人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的执迷。
　　
　　下车时，更必须“拎得清”。
　　必须恰到好处，不早不晚，不紧不松；必须判断出，在越过前面的所有的人时，而车子正好停站，这个时间差越短越好。如果遇到前面有一个看起来不像是马上下车的主，就必须轻声问一下：“下车吗？”如果正好这一位也想下车，他就会点点头，你就可以笃笃定定地站在他后面，再前面的“路障”由他负责清除。如果那个人正好如你所估计的，暂不下车，他也不发一言，就会自动侧过身，你就可以轻轻地挨着他置换一下彼此的位置，而力度必须合适。当你没有深刻领会，或者他的感觉有误，造成某一环节有耽搁、出了差错，就必然有一个人属于“拎不清”了，弄得不好就要恶言相向。
　　
　　一个最高级形容词
　　
　　“拎得清”是指在理解、处理人际关系、人与事的内部关系——哪怕极其微妙——的时候，能够迅速进行清楚的、正确的判断，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得到满意的结局。
　　“拎得清”远不限于在公交车辆的正常情况上。
　　上海人在马路上、车子里常常会因为磕了碰了一点“皮”，甚至什么也没有碰到，也会争吵得面红耳赤，在公交车上就讲“有种下去喏！”（往往只下去一个人）。现在开私家车的多了，因为抢了一个档，因为突然间刹了车，因为在前面乱变道，结果青筋突露、捋袖擦掌，很有不共戴天、决战一场的架势。但谁都明白，这决计不会打起来，谁都明白这个结局，尽管当事人口口声声地说：“侬预备哪能啦？”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哪能”，单凭这些，打是肯定打不起来的，他们只需要扎台型，有人劝架，有人评议，就足够了。在上海街头光天化日之下的这一幕，总是以悲剧开端，以闹剧结尾。
　　而这正是外地真汉子们最最难以理解、最最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他们本以为，这里肯定也会像他们那里一样，地上因此而躺倒几个血流满面的斗士。笔者曾经在某一旅游胜地亲眼看到在一辆中巴车上为了区区一个座位（其实空车就在后面，全程只有短短一刻钟），几位西装革履的先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外地人士很是喜欢穿西装、皮鞋旅游——大打出手，血性汉子很快血流满面，蒙上“血染的风采”。
　　面对上海君子们的“动口不动手”，自然，他们失望了，他们不满了，他们冷笑了。
　　如果上海街头的那摩擦生火的一幕发生在深更半夜，那肯定还要寂寞，还要简略，还要稀松，还要无聊。那时，当事人会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一旦打起来（甚至摆出打的架势），却没有人来拉，没有人来劝，事态的走势就非常危险，这几个上海人会弄得彼此很难看，很尴尬，一点“没有落场势”，也就永远不会有“侬预备哪能啦？”的难题了，事情不大的话，就只是相互瞪瞪眼就分道扬镳了，事情大的话，就安静地等着110来处理，彼此最多嘴巴里低声咕哝几句算了。
　　上海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拎得清”的。
　　还有，为什么上海人很快就接受了餐桌上的AA制，也就是上海话里的“劈硬柴”？“亲兄弟明算账”，上海人是经过严密考虑的。这也是“拎得清”的一种。
　　您想，付钱请客一般总是有名堂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事情，上海人是不屑于做的。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们则很喜欢有事没事地在别人家里“唠磕”，再吃上几杯小酒。上海人没有名堂不会轻易请客，那心里是很疼的，性质属于“挖塞”一类，在上海马路边、弄堂里，很少看到有一堆男人聚集在一起很随意地吃吃喝喝、乱侃胡吹。但对方白吃白喝、无功受禄的味道就好受吗？因为必须还清这份人情，而且越早越好，在规格上还应该稍稍超出一点点——即使现在“埋单”时，客人也看不见到底付了多少，但久经沙场的人应该能够估计得八九不离十——以免欠了人家什么，这是很伤脑筋的事情。而对方如果是有求于自己（讲究实惠的上海人请客的目的基本如此），那基本上肯定是桩很难办的事，弄得不好就是玩火，无疑是给自己“吃药”，还不如算算清楚，自己痛痛快快地掏钱付了那属于自己的一份。所以常常可以看到一伙上海人在匆匆离开餐桌时算钱。这也是“拎得清”的一种。
　　
　　还有，上海人在接到帖子（有人悲怆地喻之为“红色催款单”）赴宴时（尽管很不情愿），很会估量一番。送的礼到了什么等级，就会携什么家人一齐去，或配偶，或子女，或一家门统统都去，如果属于“最低消费”水平，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在上海，很少有送一点点礼而结果大张旗鼓地、浩浩荡荡地赴宴的现象，那是要被主人明里暗里唾骂的。这也是“拎得清”的一种。
　　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赞誉某一个人，那么，无论这个人的“出身”到底怎么样，家里头的“底子”到底怎么样，文化学历到底怎么样，“家当”到底怎么样，都是对这个人的生存质量的最高评价，是对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赏。反之，如果用“拎不清”来描述这个人，那么就是对他的素质的彻底否定，拿上海话来说，等于被众人“揩掉了”。
　　“揩掉”，在上海话里就是指把一个人从有形或无形的“名册”里除去。也许就因为这个人在许多方面“拎不清”，而被众人讥笑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被当事人在记忆的“通讯录”或“名片盒”里“撕掉”或“扔掉”，在心里把他的姓名狠狠地打上了一个红“×”——很类似糖尿病患者戴上了“帽子”，也颇有点像“文革”中大字报上被打倒、且踏上一只脚的对象，属于“死路一条”。
　　这叫优胜劣汰。
　　是否“拎得清”，性命交交关。
　　这个“拎”是一种思维过程，也是一种操作程序。仅仅这个非常普通、非常淡化的动词，就要求这种过程与操作必须简洁、明快、滑爽。但这个“拎”字又并非浅尝辄止，而要求深得要领，一“拎”就“拎”起来、“拎”清楚，能够提纲挈领、举一反三，有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味道。
　　这个“清”则是一种思维结晶，也是一种操作成果。仅仅这个非常简明、非常概括的形容词，就要求一切都必须有很高的领悟力和推断力，这是智慧在闪烁，这也是精明在对话，如果有一环差一口气，那么，就会很不“清”。
　　对于“拎不清”的人，上海人早就预备好了许多贬义词。什么“戆大”、“缺西”（现在又时兴改为“东南北”，颇有点猜谜的味道）、“阿胡”、“阿木林”、“野壶弹”、“猪头三”、“十三点”、“神经病”、“脑子搭错”、“脑子打过洞”、“脑电图乱掉”等等。其中，“阿胡”是骂男性的专用名词，属于“藏尾语”性质，省略了某一有关生殖方面的词；而“十三点”是专门用来骂女人的——如果用在男性身上，这也是娘娘腔的货色。
　　这时候的上海人，显得非常咬牙切齿，甚至十分恶毒。
　　因为这是上海人独特的做人规范与处世标准，是一种独到的生命力的勃发与升华。
　　
　　“拎得清”与“接聆子”
　　
　　上海人讲究精致、完美，重视规则、契约，从而选择了“拎得清”这一价值坐标。如果“拎得清”，对对方的某种提示——绝大多数是不能上台面或不宜挑明的——如果心领神会了，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上海人就冠之以“接聆子”。
　　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真可谓情况扑朔迷离、行情瞬息多变，人与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不能直来直去，这里是不需要李逵、程咬金、胡大海甚至胡传魁的，好多事情需要人们彼此之间的高度默契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莫名其妙但恰当其时的“咳嗽”，语气中一处微妙的停顿，一声轻巧的变调，一个“不经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禅机或者说是“杀机”。
　　此地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就是聆子。
　　有的聆子实在高明、巧妙，大家就冠之以“彩色聆子”，属于豪华型高档产品。
　　而能不能接、接得快不快，这就是对一个人的智慧含金量的检验，因为接一个哪怕小小的聆子，也需要有相当快速的领悟力和迅速的判断力。这也是看一个人能不能“拎得清”。而一旦这个人弄不清爽这个聆子的奥秘，无动于衷，或者弄拧了，办事出了偏差，就会被周围的人贬之为“不接聆子”。
　　只有“拎得清”，才能“接聆子”。
　　只有“接聆子”，才能“拎得清”。
　　上海人的才华横溢就体现在这个天生的“接聆子”上。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彼此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果发现有谁不能很快跟上这逻辑曲线，就一律斥之为“乡下人”。这是很令人讨厌的自负，也是很得罪外地人士的。
　　一般而言，只需处于“智商平均值”的上海人不需要绞尽脑汁，不需要冥思苦想，不需要殚精竭虑。这是一个集体无意识，它已经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基因中。也许，上海人的祖辈是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是后天逼出来的。
　　要求“拎得清”是上海人与生俱来的理性。既然是“理”性，就必须有“理”的特点：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是聆子就要接，是彩色聆子就要弄出彩色的事体。
　　“拎不清”的人，很难在上海落脚。
　　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