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两座收容遣送站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广州市收容遣送站因发生孙志刚惨案遭到强烈谴责；几乎同时，天津市收容遣送站却因在全国首次提出为农民工服务的“全开放”模式而受到广泛关注，媒体争相报道，誉为“天津模式”。
　　对于天津的“全开放”模式，各界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肯定天津为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走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但也有人质疑这种局部的改良能否从制度上杜绝罪恶。
　　6月5日，本刊记者深入天津，对当地收容遣送站的“全开放”模式进行采访。我们的愿望是，“天津模式”作为社会逐渐进步的一种标志，能够更加的广泛传承
　　 “凡在天津陷入困顿的农民工和儿童，经过必要审核后都可以自投到收容站。他们在这里可以接受站方安排的食宿，而且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随时离开收容站；对于那些仍想留在天津务工的农民，收容站可为其联系工作，推荐就业岗位，也可由收容站发给他们市内交通费，由其自行联系工作；不愿再在天津务工而又无力返回原籍的农民，可以得到收容站的资助返乡。”
　　这是媒体报道的天津“全开放收容”的内容。据称，在此模式中，收容遣送站的职能发生了彻底转变，从管制型转为救济服务型，从封闭转向开放，农民工和儿童的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得到了完全的保障。
　　天津市收容遣送站有一个总站、一个分站和一个农场，总站位于天津火车东站附近，为收容中转站，大寺镇分站为主要收容场所，农场为无家可归的人生活劳动的地方。
　　天津站2002年收容救助总人数为12000多人。去年大寺镇分站经过大规模改造扩建，硬件设施被誉为“全国首屈一指”，一年总收容量可达几十万人。
　　在记者要求下，站长杨建勋及工作人员陪同记者参观了被收容人员宿舍，宿舍共有9座，分为开放区和限制开放区，据站长介绍，目前只有一座住有被收容对象，总量为100多人，均不属于农民工，属于被管制的对象，专门救助农民工的开放区域由于SARS目前无人居住，正在装修。
　　在这种全开放模式以外，还有强制性收容。在强制性收容中，财务公开透明是一个重要问题。记者发现遣送站的收费问题存在矛盾之处，还不够“开放”。
　　记者初次采访站长杨建勋时，他告诉记者每个人收费每个月200来元。后来记者看到，在天津市收容遣送站总站大厅内列有清晰的收费表，对被收容人员应交费用实行了价格公开，每人一天13元,这样一个月为390元，另有消毒费8元（不按时间），所以收容一个月费用约为400元。
　　一位姓刘的河北青年在大寺收容遣送站外告诉记者，他的弟弟及另一个亲戚3月份被收容进遣送站，至今已经3个月了，遣送站答应交3800元就将两人放出来，而且没有任何票据。记者计算了一下，每人每个月要交600多元。记者就此事采访杨建勋站长，杨站长用计算器算了一下，说：“差不多。”
　　针对收费问题，杨建勋说：“收费标准是公开的，也一定会开合法票据的。如果连票据都没有，那就是暗箱操作问题了，就是需要司法介入解决的问题了。
　　在天津务工的农民工，在采访中他们谈了对收容遣送的感受，也谈到了今年发生的新变化。记者在天津市人民公园的建筑工地采访一位收废品的安徽农民工，这位安徽阜阳农民说，今年没听说有收废品的被收进去的。
　　在黑牛城道附近的废品收购站，一位正在卖废品的安徽阜南县农民对记者说，没听说过“全开放”，也不敢相信。
　　天津市收容遣送站解释“开放性”管理模式仅是今年的初步尝试，由于时间较短，许多工作尚在探索中，因而不为公众所知。
　　据记者了解，“全开放”模式对服务对象严格的限定，必须是“陷入困顿”的农民工，农民工被收容遣送站解释为是在城市里有固定住所、合法证件及合法收入的那部分人，事实上，这部分人或许并不是最需要救济救助的，而那些最需要救助的“长期失业的农民和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却并不在全开放服务之列。
　　对此，天津收容站站长杨建勋的解释是，“有些农民的能力不适应城市的需要，这部分人的流动需要被规范。至于流浪乞讨人员，现在的乞丐绝大部分是强乞，已经影响了他人的自由与安全”。
　　还需要注意的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全开放，只有部分受益者。天津市收容遣送站将收容对象分为两块，一块是一时陷入困顿的农民工，另一块则是失业流浪人员和乞讨人员。
　　杨建勋称之为“该救助的狠狠地救助，该强制的坚决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