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康德主义者——论当前的“批判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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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于当代世界的重要意义在于,现代性文化的基本原则在其哲学中得到了最初的或许也是最明确的表达。这些原则包括批判性反思、世俗化、多元性等。虽然其先验哲学的理性奠基的理想、表象-意义分析理论等已不再适用,但就我们仍然处于康德所定义的文化语境来说,当今时代的哲学思考注定无法绕过康德。
其他文献
西方古典人学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经过笛卡儿的转折从而进入近代阶段,在康德那里获得更为精致的形式,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并集中暴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本质上的“反人学性”,也即把人淹没于本质、精神、知识、历史等概念之中。克尔凯郭尔最先发起对古典人学的反抗,把哲学的目光真正引向人的内心世界。从而迈入非古典人学阶段。非古典人学历经尼采、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人学等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被后-非古典人学(其最具代表性的形态是福柯的自我修炼理论和协同人学)取代。
费希特和黑格尔都在国家间的承认和个人间的承认之间进行类比。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契约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个体之间不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认已经成为国际交往的前提,“承认”范畴已经不再是国际法的逻辑起点。
作为一种先验哲学,现象学正在经历一场自然化的转变。现象学的一些观点对于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而现象学也必须从经验科学那里获取必要的知识补充。因此,固守先验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严格界限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现象学自然化的同时仍要保留其独特的学科方法和特征。
类推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证立方法,文章在区分类推之结构与功能的前提下展开。类推的特别结构是:它以一项调整与待决案件相似事实的既有规范(类推基础)为出发点,通过一般化得出一项适用范围更广的规范,从而将待决案件涵括其下。类比"推理"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要求,其法律确信度取决于类推基础的一般化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应与类推结构相区分的是它的功能,它作为证立手段,既服务于狭义的法律适用,亦可作为法官进行法律续造的手段。一直以来,默示类推与明示类推都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中的证立形式之一,大多数类推的适用与拒绝都是以结
现象学的分析表明,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确实存在着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任何意识都伴随着一种第一人称的被给予性,自身意识就存在于这种被给予性中,而非存在于意识流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自身意识具有反身性,也即,可以在反思意识中被主题化。但是,这种自身意识并不是对"自身"的意识,它并没有承诺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的存在。
切尼和雅索普分别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民族-国家的当代发展,描述为竞争国家的兴起和熊彼特式的工作福利国家的凸显。虽然这两种说明使用了部分相同术语,但它们却是根本不同的,需要对它们很好地描述但没有充分解释的国家转型过程进行再政治化思考。
阿多诺写作风格上的矛盾实质上是哲学思想本身的矛盾。阿多诺哲学的核心是对概念的同一性的内在否定.这只有在近代以来的理性批判传统中才能被适当理解。阿多诺对概念的意义史的解构,展示出作为概念之他者的非同一物,并借助同一性与非同一物的差异性,表达一种新型的同一性:星丛。否定辩证法的这一运作是直接来自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辩证法。
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距离地球变得无法生存还有多长时间,而是按照目前的恶化速度。距离地球环境达到不可恢复的崩溃点还有多久。阻止我们在崩溃点到来之前采取有力措施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其本质上无法接受改善环境所需支付的经济成本,因此,不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就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
对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多本质上的一致性,例如,关于关联性宇宙的理念,人和宇宙之间的感通以及社区和谐对于人类的意义等。这些理念对于克服消费主义文化具有重大价值。消费主义正在全球泛滥,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世界未来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里。为此,我们不妨发展一种温和的苦行主义以达到克服消费主义文化的目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多元论的问题,其中宗教多元论的问题最为棘手。作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传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在他们的阐释中,基督教不是排他论的,而是保持宗教真理的开放性。不仅如此,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宗教多元论还避免了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