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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研讨会。
与会者中，既有能源企业代表、环境专家，也有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大家围坐一室，针对雾霾气候的成因和治理办法纷纷进言。
当日北京空气良好，上一轮持续了整一周的重度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刚结束没多久，而根据天气预报，很快又将有新一轮雾霾降临这座城市。
等风来，吹跑那些坏空气，风停了，雾霾则卷土重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冬季常态。
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在北京、上海做的实验表明，雾霾来临时导致能见度降低的主要有4种成分，分别是硫酸盐、有机气溶胶、氮氧化物和黑炭。其中硫酸盐为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氧化产生，其余3种均为汽车尾气产生。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生态能源研究所的肖波教授提供的数据指出，中国城市空气污染中的20%是来自汽车尾气。
大面积雾霾的成因，主要由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散煤燃烧这3种因素组成，此外还有道路扬尘、秸秆燃烧和路边烧烤等问题，属于比较小的空气污染源。
作为普通的城市居民，就算听不懂雾霾背后那些复杂的化学反应，他们至少可以听懂这几个词：排放、燃煤、尾 气。
使用清洁能源、改善汽车油品质量，这些举措理应成为治理雾霾的重点。
但这场闭门会议上，一位来自山东的女企业家介绍了自己所在的新能源企业开发的一种醚基汽油，这种燃料的好处是成本低、含氧量高，能大幅减少汽车尾气中的有害排放 物。
类似的创新清洁能源其实已经有很多，它们在短期内并无可能完全取代传统能源，但如果能充分利用也有益于减轻雾霾，但以山东这家企业为代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阻力。
>> 对于大面积雾霾的成因其实已有定论—主要由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散煤燃烧这3种因素组成，大气污染中有60%的污染物来自燃煤和燃油。
这位女企业家介绍完自家的产品，话峰一转，开始倒苦水。她提及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两年时间完成各类审批手续所加盖的公章多达2000枚。
此外，缺乏行业标准也是一道难关，这家清洁能源企业被糊里糊涂地归划至石油行业，当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收紧信贷时，也按政策被抽贷，因而大大拖慢了业务发展速度。不能不说，清洁能源的普及速度之慢，反映出政策滞后与行业创新之间的矛盾。
遭遇同样困扰的，还有一家地热公司。这家提供电供暖服务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在研讨会上发言称：“规范和标准约束，与我们倡导的政策，形成了明显的相互制约和矛盾。”
比如于2015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有明确条款指出：“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空调系统的直接热源和空气加湿热源。”
而这位副董事长提出异议，她认为，对于很多公共场所、学校、商场等热负荷不连续的建筑，电能替代有着很明显的清洁能源优势。
目前在中国，事实上在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已经基本实现了电能替代，但是在范围更广的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尤其在农村，由于电价高企，居民难以负担，只能继续依靠大量燃烧散煤取暖，持续制造着严重的污染。
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公布的研究数据，目前中国的大气污染中有60%的污染物来自燃煤和燃油，尤其在中国北方，冬季环境检测数据表明为典型的燃煤污染。
2017年1月6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指出，中国北方的供暖燃煤污染，同时存在着三大问题—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率较低，小燃煤锅炉环保设施差和农村散煤。
其中农村散煤问题尤为严重。据2016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估算，农村每年烧煤大约2亿吨，二三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的散煤大概在4亿至5亿吨。这些散煤的燃烧设备基本没有脱硫脱硝设施，所以污染物通常直接排入大气。
要解决农村散煤问题，中央政府在2016年年末提出的“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确是个不错的方向，但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一向属于“富煤缺油少气”，消费生产结构里面，煤炭占比达到67%。
这样的占比已经决定了，相对更为清洁的天然气，只能解决小部分问题，而光伏和风能等绿色电能，还存在着并网、储能等问题。
一位与会的国家能源局副司长提及，据预测，2017年要废弃的光电、水电和风电达到1000亿度。而《第一财经周刊》经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目前三峡大坝一年的发电量。
研讨会上，一位来自珠海的新能源产品企业的董事长在发言中极力倡导储能建设。与会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储能建设涉及到供热效率、能源安全、供热成本等问题，涉及面越广，牵动各方利益，局面势必越复杂，最终可能又是一笔糊涂账。
聊到此处，研讨会开始陷入某种悲观。大家唯一的共识是，从长期来看，煤炭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能 源。
也有人带来了些许好消息：距离山西省太原市仅40公里的三线城市古交的电厂据说已经完成对所有机组的脱硫脱硝改造。而产生的效果是，在2016年11月的一周，太原市PM2.5指数最低为163，古交市则是107。
这的确是一个好范例。中国每年消耗燃煤30亿余吨，除去7亿吨的散煤，大部分都用于工业。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至2020年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表明，2015年全国工业废弃排放量为60万亿立方米。大型电厂如果具备脱硫脱硝的环节，最大化实现“清洁排放”，虽然严格来讲，比起可再生能源或者是核电，煤电还是脏得多，但对于治霾工程而言，绝对会有重大裨益。
所以说，雾霾污染并非没有标本兼治的药方—以新兴能源取代农村散煤的同时，抓好大型工业排放，就能解决空气污染的主要问题。
但是眼下，大型工业污染物排放的现状丝毫不容乐观。
2016年11月23日，山东省物价局因发电厂排放污染物超标，共开出56份、共计2400多万元的罚单。其中就有华能、华电、国电这3家占到山东省发电总量89.4%的电力央企。这3家企业在山东的37家下属电力企业全部不合格，收到罚单39份。
此外，有研究表明，雾霾的成因还与城市构局不合理相 关。
很多城市周边建满了工业园区，隔離消纳扩散污染的能力大大减弱，还要加上城市热岛效应。2016年年中，范围达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广西省面积大小的雾霾污染区域，便是此问题的直接反映。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效应导致冬季风力明显减弱，静稳条件增多，逆温层形成，也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中国能源研究会的一位副理事长给出了一个结论：“能源结构转换肯定是个大方向，当然三十几亿吨燃煤不可能一下子降下去，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相较伦敦为了治理雾霾花的30年时间，这已是较为乐观的估计。
雾霾治理，注定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大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然而最终，研讨会上的各方专家，谁也说不清，与雾霾相关的治理究竟该由哪个部门来牵头负责。发展改革委有资源利用与管理保护司和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环保部有大气司，科技部有科技司节能处，它们似乎都和雾霾治理有关系，但似乎都做不到统筹管理，能做的只是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就这样，一场事关治霾方向和路径选择的研讨会，浩浩荡荡开了近5个小时，如果不是主持者叫停，恐怕仍远远看不到尾声，演讲者们被要求在15分钟内阐明观点并讲清依据：他们每个人都深深认同雾霾污染的严峻性，但每个人又都站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希望得到认同，旁听者的思绪则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术语和观点中来回穿梭。这样的研讨会，大大超时总是必然，回味下来，5个小时内讲了多少干货呢？无非是—新产品一堆，苦水和问题又一 堆。
与会者中，既有能源企业代表、环境专家，也有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大家围坐一室，针对雾霾气候的成因和治理办法纷纷进言。
当日北京空气良好，上一轮持续了整一周的重度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刚结束没多久，而根据天气预报，很快又将有新一轮雾霾降临这座城市。
等风来，吹跑那些坏空气，风停了，雾霾则卷土重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冬季常态。
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在北京、上海做的实验表明，雾霾来临时导致能见度降低的主要有4种成分，分别是硫酸盐、有机气溶胶、氮氧化物和黑炭。其中硫酸盐为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氧化产生，其余3种均为汽车尾气产生。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生态能源研究所的肖波教授提供的数据指出，中国城市空气污染中的20%是来自汽车尾气。
大面积雾霾的成因，主要由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散煤燃烧这3种因素组成，此外还有道路扬尘、秸秆燃烧和路边烧烤等问题，属于比较小的空气污染源。
作为普通的城市居民，就算听不懂雾霾背后那些复杂的化学反应，他们至少可以听懂这几个词：排放、燃煤、尾 气。
使用清洁能源、改善汽车油品质量，这些举措理应成为治理雾霾的重点。
但这场闭门会议上，一位来自山东的女企业家介绍了自己所在的新能源企业开发的一种醚基汽油，这种燃料的好处是成本低、含氧量高，能大幅减少汽车尾气中的有害排放 物。
类似的创新清洁能源其实已经有很多，它们在短期内并无可能完全取代传统能源，但如果能充分利用也有益于减轻雾霾，但以山东这家企业为代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阻力。
这位女企业家介绍完自家的产品，话峰一转，开始倒苦水。她提及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两年时间完成各类审批手续所加盖的公章多达2000枚。
此外，缺乏行业标准也是一道难关，这家清洁能源企业被糊里糊涂地归划至石油行业，当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收紧信贷时，也按政策被抽贷，因而大大拖慢了业务发展速度。不能不说，清洁能源的普及速度之慢，反映出政策滞后与行业创新之间的矛盾。
遭遇同样困扰的，还有一家地热公司。这家提供电供暖服务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在研讨会上发言称：“规范和标准约束，与我们倡导的政策，形成了明显的相互制约和矛盾。”
比如于2015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有明确条款指出：“不应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空调系统的直接热源和空气加湿热源。”
而这位副董事长提出异议，她认为，对于很多公共场所、学校、商场等热负荷不连续的建筑，电能替代有着很明显的清洁能源优势。
目前在中国，事实上在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已经基本实现了电能替代，但是在范围更广的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尤其在农村，由于电价高企，居民难以负担，只能继续依靠大量燃烧散煤取暖，持续制造着严重的污染。
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公布的研究数据，目前中国的大气污染中有60%的污染物来自燃煤和燃油，尤其在中国北方，冬季环境检测数据表明为典型的燃煤污染。
2017年1月6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指出，中国北方的供暖燃煤污染，同时存在着三大问题—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率较低，小燃煤锅炉环保设施差和农村散煤。
其中农村散煤问题尤为严重。据2016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估算，农村每年烧煤大约2亿吨，二三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的散煤大概在4亿至5亿吨。这些散煤的燃烧设备基本没有脱硫脱硝设施，所以污染物通常直接排入大气。
要解决农村散煤问题，中央政府在2016年年末提出的“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确是个不错的方向，但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一向属于“富煤缺油少气”，消费生产结构里面，煤炭占比达到67%。
这样的占比已经决定了，相对更为清洁的天然气，只能解决小部分问题，而光伏和风能等绿色电能，还存在着并网、储能等问题。
一位与会的国家能源局副司长提及，据预测，2017年要废弃的光电、水电和风电达到1000亿度。而《第一财经周刊》经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目前三峡大坝一年的发电量。
研讨会上，一位来自珠海的新能源产品企业的董事长在发言中极力倡导储能建设。与会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储能建设涉及到供热效率、能源安全、供热成本等问题，涉及面越广，牵动各方利益，局面势必越复杂，最终可能又是一笔糊涂账。
聊到此处，研讨会开始陷入某种悲观。大家唯一的共识是，从长期来看，煤炭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能 源。
也有人带来了些许好消息：距离山西省太原市仅40公里的三线城市古交的电厂据说已经完成对所有机组的脱硫脱硝改造。而产生的效果是，在2016年11月的一周，太原市PM2.5指数最低为163，古交市则是107。
这的确是一个好范例。中国每年消耗燃煤30亿余吨，除去7亿吨的散煤，大部分都用于工业。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至2020年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表明，2015年全国工业废弃排放量为60万亿立方米。大型电厂如果具备脱硫脱硝的环节，最大化实现“清洁排放”，虽然严格来讲，比起可再生能源或者是核电，煤电还是脏得多，但对于治霾工程而言，绝对会有重大裨益。
所以说，雾霾污染并非没有标本兼治的药方—以新兴能源取代农村散煤的同时，抓好大型工业排放，就能解决空气污染的主要问题。
但是眼下，大型工业污染物排放的现状丝毫不容乐观。
2016年11月23日，山东省物价局因发电厂排放污染物超标，共开出56份、共计2400多万元的罚单。其中就有华能、华电、国电这3家占到山东省发电总量89.4%的电力央企。这3家企业在山东的37家下属电力企业全部不合格，收到罚单39份。
此外，有研究表明，雾霾的成因还与城市构局不合理相 关。
很多城市周边建满了工业园区，隔離消纳扩散污染的能力大大减弱，还要加上城市热岛效应。2016年年中，范围达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广西省面积大小的雾霾污染区域，便是此问题的直接反映。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效应导致冬季风力明显减弱，静稳条件增多，逆温层形成，也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中国能源研究会的一位副理事长给出了一个结论：“能源结构转换肯定是个大方向，当然三十几亿吨燃煤不可能一下子降下去，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相较伦敦为了治理雾霾花的30年时间，这已是较为乐观的估计。
雾霾治理，注定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大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然而最终，研讨会上的各方专家，谁也说不清，与雾霾相关的治理究竟该由哪个部门来牵头负责。发展改革委有资源利用与管理保护司和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环保部有大气司，科技部有科技司节能处，它们似乎都和雾霾治理有关系，但似乎都做不到统筹管理，能做的只是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就这样，一场事关治霾方向和路径选择的研讨会，浩浩荡荡开了近5个小时，如果不是主持者叫停，恐怕仍远远看不到尾声，演讲者们被要求在15分钟内阐明观点并讲清依据：他们每个人都深深认同雾霾污染的严峻性，但每个人又都站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希望得到认同，旁听者的思绪则在不同领域、不同专业术语和观点中来回穿梭。这样的研讨会，大大超时总是必然，回味下来，5个小时内讲了多少干货呢？无非是—新产品一堆，苦水和问题又一 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