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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美学家高尔泰在花城出版社出了一本自传性散文集《寻找家园》，但我要写的高尔泰不是他自己笔下的那个高尔泰，而是我与之朝夕相处一百多天亲眼所见的一个真实的高尔泰。
高尔泰年轻时的挚友萧默先生在评论《寻找家园》的文章里有一段描写：“文革中的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他拿出一幅他画的不大的油画给我看，笑着问我：‘你看这画的是什么？’画上展现出一幅北国严冬的景象：一片倾斜的雪原上，有几株挣扎着的枯树和几丛被寒风压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凄厉的冷色，一抹残阳，透出恐怖的血红。地平线上站着一头失群的仰头嗥叫的狼。我当然看得懂画里的意思，没有说话。他笑着等待，忽然他自己说了：‘不，这不是狼，这就是我！’”想不到，我在洛杉矶第一次看高尔泰作画，画的也正是这样一匹狼。
第一次见到高尔泰是1988年10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召集《新启蒙》撰稿人会议。此前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第一印象是他长得实在不像学者，体魄健壮粗犷，皮肤黝黑，一头白发扎在脑后，倒有几分像个老农。别人发言时，也许是耳朵不好，总要由年轻的妻子在旁一句句重复。他自己几乎不说话，只是眯缝着眼睛，咧着大嘴对着众人笑。后来他路经上海，元化先生嘱我给他买过车票，但并未再见面。
1993年初，我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有一天，从当地华文报纸上看到高尔泰到了洛杉矶的消息。我从报社打听到高的电话号码，联系上后就开车去看望他。
他们夫妇俩租了一间小屋，以美国标准绝对是蜗居，生活相当艰难。故人在异国相逢都很高兴，高仍然话不多，只是在一边憨笑，倒是夫人浦小雨的话不停。高说当时最需要的是纸，想马上动笔写作谋生。我心想，在美国怎么可能靠中文写作谋生呢？但过了两天，我还是托一位新加坡来的女同学刘小姐给他们送去了纸笔文具和一些日用品，尽管我自己也是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在捉襟见肘地过日子。
这一年的暑假前，我接受了星云大师的盛情邀请，办了休学手续，搬进西来寺，负责编辑工作。在和大师谈话时，我提起高尔泰。他很慈悲地问我，那位高先生有什么特长。当听我介绍高是一名画家，就说正好有信徒捐助10万美金，想请人给《星云禅话》配画，不如请你的朋友来试试。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尔泰夫妇，并让他们画几幅样稿，带着去见大师。事先我还打电话给星云的朋友金尧如，让他在大师面前为高美言几句。其实，当时金先生并不知道高尔泰是何许人也。过了几天，大师在西来寺宴请金尧如、我和高尔泰夫妇。我和热心肠的金先生一唱一和在饭桌上吹捧高尔泰是大陆的国家级名画家。星云当场拍板用10万美元让他们画100幅插图，并答应他们搬进西来寺附近一名信徒的别墅居住。听说他们既不会开车，也不懂英文，就建议我从西来寺搬去和他们同住，在生活上帮助他们。
最初的日子里，彼此相安无事。我每天开车去西来寺上班，他们在家里画画。周末我在家也是各做各的饭吃。我每星期有一两次开车载他们去超市购买食物和日用品；帮他们用英文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文件。不久以后，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冷淡下来。后来才想起有两件事得罪了他們。一是刚开始画了几天，老高忽然跟我说，出国前哈佛大学曾邀请他做访问学者，想先去哈佛待两年再回来画画。我有点着急说：“你去哈佛访问不是长久之计。这画画的10万美元能让你们的生活有个基础（当时一般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1000美元）。等你两年后从哈佛回来也许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高说他今后想在美国大学教书，我说：“你不会英文，又没有美国学位，怎么可能在大学教书呢？”也许高以为我小看了他，脸色一沉就没有再说话。二是一个多月后，我见他们一直保持着国内悠闲的生活习惯，早晨照样晚起，中午照样午睡，黄昏照样散步，完全没有紧迫感，有一天就郑重其事地说：“你们既然打算在美国长期生活，就应该想办法依靠自己，我和你们总有一天要分开的。小雨还年轻，应该去学会英文和开车。”其实，我完全是为他们着想，但高又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冷淡很快就变成了提防和猜疑。两口子总是神秘兮兮的，有时在客厅说着话或打电话，见我从房间出来就会突然停下，用警觉的眼光扫我一下。有一天，高突然再三追问我有没有见过信箱里他们的信件，并斩钉截铁地说这一天他们肯定应该有来信。房子里只住着我们3个人，此话无疑是说我偷了他们的信件。当时一股怒气冲上心头真想发作，但想到高也许是因其早年的遭遇而造成心理扭曲，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反应过度，也就释然了。
此后，他去西来寺也就不再找我开车，而情愿打电话让住在远处的朋友过来开车。我没有将此当一回事，但其实已经遭高尔泰夫妇的暗算了。我当初结识星云大师，不想说得太复杂，只说自己是一个佛学研究者，没有详细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高就背着我向寺院中人打小报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诽谤，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最后，西来寺发出律师信将我解雇，勒令我一星期内搬家。这个突然的打击使我走投无路，经历了人生一段最无奈的日子。
起初我并不知道是高尔泰作怪，但他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我被逐出西来寺后居然到处给熟人打电话说我的坏话。这些熟人大多是我介绍给他的，和我相处多年，都很了解我的人格和人品，结果反而使他陷于孤立，在洛杉矶待不下去。金尧如先生出于义愤在电话里斥其忘恩负义，并把高向西来寺告密的事告诉了我。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唯一的受害者，看到萧默的文章才知道高尔泰是有长期告密史的。
编辑 张欢 [email protected]
高尔泰年轻时的挚友萧默先生在评论《寻找家园》的文章里有一段描写：“文革中的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他拿出一幅他画的不大的油画给我看，笑着问我：‘你看这画的是什么？’画上展现出一幅北国严冬的景象：一片倾斜的雪原上，有几株挣扎着的枯树和几丛被寒风压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凄厉的冷色，一抹残阳，透出恐怖的血红。地平线上站着一头失群的仰头嗥叫的狼。我当然看得懂画里的意思，没有说话。他笑着等待，忽然他自己说了：‘不，这不是狼，这就是我！’”想不到，我在洛杉矶第一次看高尔泰作画，画的也正是这样一匹狼。
第一次见到高尔泰是1988年10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召集《新启蒙》撰稿人会议。此前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第一印象是他长得实在不像学者，体魄健壮粗犷，皮肤黝黑，一头白发扎在脑后，倒有几分像个老农。别人发言时，也许是耳朵不好，总要由年轻的妻子在旁一句句重复。他自己几乎不说话，只是眯缝着眼睛，咧着大嘴对着众人笑。后来他路经上海，元化先生嘱我给他买过车票，但并未再见面。
1993年初，我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有一天，从当地华文报纸上看到高尔泰到了洛杉矶的消息。我从报社打听到高的电话号码，联系上后就开车去看望他。
他们夫妇俩租了一间小屋，以美国标准绝对是蜗居，生活相当艰难。故人在异国相逢都很高兴，高仍然话不多，只是在一边憨笑，倒是夫人浦小雨的话不停。高说当时最需要的是纸，想马上动笔写作谋生。我心想，在美国怎么可能靠中文写作谋生呢？但过了两天，我还是托一位新加坡来的女同学刘小姐给他们送去了纸笔文具和一些日用品，尽管我自己也是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在捉襟见肘地过日子。
这一年的暑假前，我接受了星云大师的盛情邀请，办了休学手续，搬进西来寺，负责编辑工作。在和大师谈话时，我提起高尔泰。他很慈悲地问我，那位高先生有什么特长。当听我介绍高是一名画家，就说正好有信徒捐助10万美金，想请人给《星云禅话》配画，不如请你的朋友来试试。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尔泰夫妇，并让他们画几幅样稿，带着去见大师。事先我还打电话给星云的朋友金尧如，让他在大师面前为高美言几句。其实，当时金先生并不知道高尔泰是何许人也。过了几天，大师在西来寺宴请金尧如、我和高尔泰夫妇。我和热心肠的金先生一唱一和在饭桌上吹捧高尔泰是大陆的国家级名画家。星云当场拍板用10万美元让他们画100幅插图，并答应他们搬进西来寺附近一名信徒的别墅居住。听说他们既不会开车，也不懂英文，就建议我从西来寺搬去和他们同住，在生活上帮助他们。
最初的日子里，彼此相安无事。我每天开车去西来寺上班，他们在家里画画。周末我在家也是各做各的饭吃。我每星期有一两次开车载他们去超市购买食物和日用品；帮他们用英文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文件。不久以后，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冷淡下来。后来才想起有两件事得罪了他們。一是刚开始画了几天，老高忽然跟我说，出国前哈佛大学曾邀请他做访问学者，想先去哈佛待两年再回来画画。我有点着急说：“你去哈佛访问不是长久之计。这画画的10万美元能让你们的生活有个基础（当时一般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1000美元）。等你两年后从哈佛回来也许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高说他今后想在美国大学教书，我说：“你不会英文，又没有美国学位，怎么可能在大学教书呢？”也许高以为我小看了他，脸色一沉就没有再说话。二是一个多月后，我见他们一直保持着国内悠闲的生活习惯，早晨照样晚起，中午照样午睡，黄昏照样散步，完全没有紧迫感，有一天就郑重其事地说：“你们既然打算在美国长期生活，就应该想办法依靠自己，我和你们总有一天要分开的。小雨还年轻，应该去学会英文和开车。”其实，我完全是为他们着想，但高又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冷淡很快就变成了提防和猜疑。两口子总是神秘兮兮的，有时在客厅说着话或打电话，见我从房间出来就会突然停下，用警觉的眼光扫我一下。有一天，高突然再三追问我有没有见过信箱里他们的信件，并斩钉截铁地说这一天他们肯定应该有来信。房子里只住着我们3个人，此话无疑是说我偷了他们的信件。当时一股怒气冲上心头真想发作，但想到高也许是因其早年的遭遇而造成心理扭曲，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反应过度，也就释然了。
此后，他去西来寺也就不再找我开车，而情愿打电话让住在远处的朋友过来开车。我没有将此当一回事，但其实已经遭高尔泰夫妇的暗算了。我当初结识星云大师，不想说得太复杂，只说自己是一个佛学研究者，没有详细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高就背着我向寺院中人打小报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诽谤，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最后，西来寺发出律师信将我解雇，勒令我一星期内搬家。这个突然的打击使我走投无路，经历了人生一段最无奈的日子。
起初我并不知道是高尔泰作怪，但他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我被逐出西来寺后居然到处给熟人打电话说我的坏话。这些熟人大多是我介绍给他的，和我相处多年，都很了解我的人格和人品，结果反而使他陷于孤立，在洛杉矶待不下去。金尧如先生出于义愤在电话里斥其忘恩负义，并把高向西来寺告密的事告诉了我。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唯一的受害者，看到萧默的文章才知道高尔泰是有长期告密史的。
编辑 张欢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