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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中国注定要多灾多难,注定要经受风雨洗礼。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步伐的到来,惊醒了还在亚细亚梦想中的神州大地。在洋人炮弹的火光和鸦片的迷雾当中,中国向何处去?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苦苦思索并奋起应战,严复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可以这样说,在严复之前,中国思想界所有的努力基本上都局限在传统的眼光和方法之中,严复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是“中国思想界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不仅如此,在维新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严复以创办《国闻报》的实际行动奠定了他在中国报坛不可动摇的地位。严复等人创办的《国闻报》在当时被看做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机关之一,严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新派的同路人。
丰富的人生经历
严复出身于名医世家,幼年起就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因家庭变故,在12岁时,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不收取任何费用的福州船政学堂所录取,从此开始接受西方现代科技的教育。严复25岁留学英国,广泛涉猎了西方第一流思想家的著作。他对西洋学问造诣之深,对西方社会了解之广,在当时可以说无人能望其项背。随着对西欧文明的了解日深,严复对中国传统及现状的弊端也看得更为透彻。他提出:“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趣向。”①正是有着这样深刻的认识,严复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炽热的报国心,在他留学两年之后回到国内,希望能将自己所学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一展鸿图。“得志当为天下雨”、“平生梦想深饥溺”就是严复的宏伟抱负。在马江船政学堂担任教员一年之后,严复被直隶总督李鸿章调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正是在天津的这段岁月,严复充分释放了自己的才情,他带给国人一个震动,同时,也让世人认识了严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严复以一个报人的角色进入了新闻界。
早期与报业的接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坚决主张抗敌,反对投降议和的严复与千千万万国人一样被战败的条约所警醒,“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②。严复痛感“国祸益深”,决心以言论警世。从1895年2月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公开放出了自己的悲声:他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几篇极具影响的论文,全面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大胆抨击中国两千年以来传统的专制政治,从理论上为维新变革造势。系列议论的问世,俗世为之震惊,严复的名字开始为时人所熟知。当然,严复并不只限于口头上的呐喊,他也积极投身到了维新运动的实践中,尽自己的力量做了许多切实有力的事情。为了宣传维新,各地竞相办报,严复对新兴报刊投以极大的关注。他不仅在《直报》不断刊发政论,在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创办后,除了精神鼓舞、经济赞助,他也不忘将自己得意之作交《时务报》发表。他的力作《辟韩》等便在《时务报》转载,并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无疑为《时务报》站稳脚跟提供了强有力支持。这一时期与报纸的接触,也让严复切身体会和认识到了报纸在社会变革中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以及报纸本身的强大舆论力量,所以,严复要自己办报了。
严复与《国闻报》
1897年夏,在维新派办报热潮的推动下,严复与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内阁中书杭辛斋等人,集资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倡导变法维新。创办报刊,是严复在维新时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为《国闻报》写下了大量的时评政论文章,大力宣扬维新,使之成为维新运动的舆论阵地。办《国闻报》的宗旨,在《〈国闻报〉缘起》上说得明白:“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制;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③面对种种现实,严复认识到,中华民族希望的缆绳,不是维系在其传统的道义原则的朽木上,而是寄托在现实生存的双桨上。振兴的希望不可能来自对旧梦的重温;而只有痛苦地向敌人学习,才有民族复兴的一线生机。以报刊介绍中外情况,扩大人们的见闻,增进人们的智慧,汲取国外治理国家社会的经验,富民强国,这正是严复他们办报的意义所在。因此,《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从创刊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对外国报刊、书籍的翻译介绍工作,而最杰出的翻译人员则是严复本人。早在《国闻报》创刊之前,严复就开始了对《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出于警戒国人自强保种的目的,严复对赫胥黎此书的翻译,并非字字直译,全盘照搬。在翻译过程中,他不仅写了大量按语来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就连文本翻译中也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改造发挥。在这“学问饥荒”的年代,严复译《天演论》的问世,不啻向中华民族古老的心田刮进了一股强劲清新的气流。《天演论》的翻译和介绍,“创造性地给予了当时中国人以一种新鲜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思想上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系统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的。
严复的办报策略及新闻理念
《国闻报》的创刊,使得维新派在中国北方有了唯一且是最好的舆论机关,为了保住这块阵地,严复等人采取了一套特殊的办报策略。
报馆主人名为外人,实为自己。为了避免清政府的直接干涉,严复等把报社设在天津租界地面,以便得到租界当局的庇护,同时,他们请了一位鲜为人知的福建人李志成来担当馆主。之后,面对政府的调查,严复等又“与东邻矢野君相商,借作外援”⑤,假作卖给日本人西村博,除了刊出西村博的声明外,还将公元纪年取消,改用日本明治年号。
报馆不进入,文章不署名。为了避人耳目,严复等人在筹办和处理《国闻报》的工作时,都是在王修植家中进行的,严复“足迹未履馆门”,从报纸的筹备,再到后来报纸的刊行,严复从未踏进报馆大门一步。不仅如此,他们对外都不承认自己报馆主笔的身份,更不会在文章中署上自己的真名。
报纸刊载内容小心谨慎。严复等人在制定的《国闻报馆章程》中明确声明:“毁谤官长、攻讦隐私,不但干国家之律令,亦实非报章之公理,凡有涉于此者,本馆概不登载。即有冤抑等情,借报章申诉,至本馆登上告白者,亦必须本人具名,并有妥实保家,本馆方许代登。如隐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在是非不分的年代,严复等的办报策略虽为不得已而为之,却也显示了他们的高明与巧妙,并且的确为《国闻报》创造了较为理想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严复的办报理念对时人及后世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报刊能推动社会变革。在倡导维新的人物之中,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的是严复。他认为西方之所以能胜于中国,是因为“不仅在器械而在政教风俗”,而报刊无疑是让国人认识西方政教风俗的最好工具,并且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中国人才能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可以救国,才会赞成维新,力求自强。换言之,报刊能唤醒国人,能直接推动社会的变革。
注重新闻的地方色彩。读者对自己身边的事情最感兴趣,严复深谙此道。因此,《国闻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它除了刊登京、津、华北等地的新闻和国际新闻外,报馆章程规定东南方各省“一概不述”。
“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汪大燮曾经说过:“《国闻报》请人法最妙,所请即《泰晤士报》馆所请之人,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不确、不详、不多,不速,人不要看,四美具则费钜矣!”⑥王修植说当时许多人都为《国闻报》提供信息:“京中时有重大新闻,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自交好,无一定也。”⑦再加上天津离北京较近,信息很快就传递过来。
严复与《国闻报》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永远记录着这样的报人、这样的报刊,严复留给我们的是永远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注 释:
①郭嵩涛:《伦敦巴黎日记》,转引自马勇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国闻报〉缘起》,《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李泽厚:《论严复》,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⑤《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⑥⑦《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马勇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2.李泽厚著:《论严复》,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冯宝善著:《严复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4.《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讲师)
编校:张红玲
丰富的人生经历
严复出身于名医世家,幼年起就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因家庭变故,在12岁时,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不收取任何费用的福州船政学堂所录取,从此开始接受西方现代科技的教育。严复25岁留学英国,广泛涉猎了西方第一流思想家的著作。他对西洋学问造诣之深,对西方社会了解之广,在当时可以说无人能望其项背。随着对西欧文明的了解日深,严复对中国传统及现状的弊端也看得更为透彻。他提出:“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趣向。”①正是有着这样深刻的认识,严复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炽热的报国心,在他留学两年之后回到国内,希望能将自己所学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一展鸿图。“得志当为天下雨”、“平生梦想深饥溺”就是严复的宏伟抱负。在马江船政学堂担任教员一年之后,严复被直隶总督李鸿章调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正是在天津的这段岁月,严复充分释放了自己的才情,他带给国人一个震动,同时,也让世人认识了严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严复以一个报人的角色进入了新闻界。
早期与报业的接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坚决主张抗敌,反对投降议和的严复与千千万万国人一样被战败的条约所警醒,“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②。严复痛感“国祸益深”,决心以言论警世。从1895年2月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公开放出了自己的悲声:他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几篇极具影响的论文,全面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大胆抨击中国两千年以来传统的专制政治,从理论上为维新变革造势。系列议论的问世,俗世为之震惊,严复的名字开始为时人所熟知。当然,严复并不只限于口头上的呐喊,他也积极投身到了维新运动的实践中,尽自己的力量做了许多切实有力的事情。为了宣传维新,各地竞相办报,严复对新兴报刊投以极大的关注。他不仅在《直报》不断刊发政论,在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创办后,除了精神鼓舞、经济赞助,他也不忘将自己得意之作交《时务报》发表。他的力作《辟韩》等便在《时务报》转载,并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无疑为《时务报》站稳脚跟提供了强有力支持。这一时期与报纸的接触,也让严复切身体会和认识到了报纸在社会变革中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以及报纸本身的强大舆论力量,所以,严复要自己办报了。
严复与《国闻报》
1897年夏,在维新派办报热潮的推动下,严复与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内阁中书杭辛斋等人,集资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倡导变法维新。创办报刊,是严复在维新时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为《国闻报》写下了大量的时评政论文章,大力宣扬维新,使之成为维新运动的舆论阵地。办《国闻报》的宗旨,在《〈国闻报〉缘起》上说得明白:“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制;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③面对种种现实,严复认识到,中华民族希望的缆绳,不是维系在其传统的道义原则的朽木上,而是寄托在现实生存的双桨上。振兴的希望不可能来自对旧梦的重温;而只有痛苦地向敌人学习,才有民族复兴的一线生机。以报刊介绍中外情况,扩大人们的见闻,增进人们的智慧,汲取国外治理国家社会的经验,富民强国,这正是严复他们办报的意义所在。因此,《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从创刊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对外国报刊、书籍的翻译介绍工作,而最杰出的翻译人员则是严复本人。早在《国闻报》创刊之前,严复就开始了对《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出于警戒国人自强保种的目的,严复对赫胥黎此书的翻译,并非字字直译,全盘照搬。在翻译过程中,他不仅写了大量按语来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就连文本翻译中也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改造发挥。在这“学问饥荒”的年代,严复译《天演论》的问世,不啻向中华民族古老的心田刮进了一股强劲清新的气流。《天演论》的翻译和介绍,“创造性地给予了当时中国人以一种新鲜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思想上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系统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的。
严复的办报策略及新闻理念
《国闻报》的创刊,使得维新派在中国北方有了唯一且是最好的舆论机关,为了保住这块阵地,严复等人采取了一套特殊的办报策略。
报馆主人名为外人,实为自己。为了避免清政府的直接干涉,严复等把报社设在天津租界地面,以便得到租界当局的庇护,同时,他们请了一位鲜为人知的福建人李志成来担当馆主。之后,面对政府的调查,严复等又“与东邻矢野君相商,借作外援”⑤,假作卖给日本人西村博,除了刊出西村博的声明外,还将公元纪年取消,改用日本明治年号。
报馆不进入,文章不署名。为了避人耳目,严复等人在筹办和处理《国闻报》的工作时,都是在王修植家中进行的,严复“足迹未履馆门”,从报纸的筹备,再到后来报纸的刊行,严复从未踏进报馆大门一步。不仅如此,他们对外都不承认自己报馆主笔的身份,更不会在文章中署上自己的真名。
报纸刊载内容小心谨慎。严复等人在制定的《国闻报馆章程》中明确声明:“毁谤官长、攻讦隐私,不但干国家之律令,亦实非报章之公理,凡有涉于此者,本馆概不登载。即有冤抑等情,借报章申诉,至本馆登上告白者,亦必须本人具名,并有妥实保家,本馆方许代登。如隐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在是非不分的年代,严复等的办报策略虽为不得已而为之,却也显示了他们的高明与巧妙,并且的确为《国闻报》创造了较为理想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严复的办报理念对时人及后世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报刊能推动社会变革。在倡导维新的人物之中,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的是严复。他认为西方之所以能胜于中国,是因为“不仅在器械而在政教风俗”,而报刊无疑是让国人认识西方政教风俗的最好工具,并且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中国人才能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可以救国,才会赞成维新,力求自强。换言之,报刊能唤醒国人,能直接推动社会的变革。
注重新闻的地方色彩。读者对自己身边的事情最感兴趣,严复深谙此道。因此,《国闻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它除了刊登京、津、华北等地的新闻和国际新闻外,报馆章程规定东南方各省“一概不述”。
“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汪大燮曾经说过:“《国闻报》请人法最妙,所请即《泰晤士报》馆所请之人,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不确、不详、不多,不速,人不要看,四美具则费钜矣!”⑥王修植说当时许多人都为《国闻报》提供信息:“京中时有重大新闻,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自交好,无一定也。”⑦再加上天津离北京较近,信息很快就传递过来。
严复与《国闻报》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永远记录着这样的报人、这样的报刊,严复留给我们的是永远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注 释:
①郭嵩涛:《伦敦巴黎日记》,转引自马勇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国闻报〉缘起》,《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李泽厚:《论严复》,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⑤《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⑥⑦《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马勇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2.李泽厚著:《论严复》,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冯宝善著:《严复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4.《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讲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