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我所认识的教授之中，朱先生是我接触最多，也是忘年相交最深的一个。碰到不少北大的老师，都说朱先生很勤奋，甚至是最勤奋的一个。对此，朱先生解释说，这种勤奋，并不是出于明白，而恰恰是出于自己的不明白；因为有许多事情不明白而想尽快地搞明白——尽管如此，有些事情却始终未能搞明白。例如，关于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并不了解。但是，又不能等了解了再去生活。只能是边生活，边了解。
　　朱先生批评那种坐而论道，“不抓住每一顷刻在实现中的人生，而去追究过去的原因与未来的究竟”，做“无穷追溯”的倾向。“这道理哲学家们本应知道，而爱追究最初因和最后果的偏偏是这些哲学家们。”这是“不通达”。他认为，应该恰恰相反，求诸抓得住的现在，而不是渺茫不可知的未来。
　　他在意流逝，但不悲观：“孔子看水，发过一个最深永的感叹，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本来就是流动的；就‘逝’的一方面来看，不免令人想到毁灭与空虚——但是，这并不是有去无来，而是去的若不去，来的就不能来；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
　　朱先生在其处女作《无言之美》中，就已经提出了他对生活的根本看法。他说：“我们所居的世界是完美的，就因为它是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去，不通已极，但是实含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便呆板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生活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
　　生活中碰到麻烦和痛苦，这是免不了的，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即便是出于爱。总体上，朱先生是很达观的，对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很开。
　　在文人圈子里生活，又会有一些特別的麻烦，有那种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对于这些，他是既反感又无奈，深感小鬼难缠。他回顾说，年轻的时候，自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但是，你想躲避是非纠纷，是非纠纷却非敲你的门不可。而事实上，最容易得罪人的，就是说真话、做实事，特别是做成功了点什么，有了一点名气，你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容易成为靶子。
　　在那大张旗鼓的全国性的美学大辩论中，尽管朱先生已是“千夫所指”，但他依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他认为并不正确的批评。他保持着他那坚持真理的读书人准则。他的精神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不辜负世界的恢弘和人生的丰富，不勉强一切人都走一条路。
　　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点发展到了极致：他尽可能去发现批评他的人的优点。比如上世纪80年代前期，他有一次曾拿出胡乔木给他的亲笔信让我看。我感觉到这封信突出地表达了对朱先生的敬意。当时，朱先生正受到批判，心情很不好，常常吃不下饭，也不做事，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朱先生忧心的是：我们民族的伤痛还没有从“文革”的灾难中痊愈，怎么可以再往伤口上撒盐呢？朱师母叫我常去陪他说说话。围绕着这封信，我们讨论了很多。尽管许多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对朱先生口诛笔伐；但是，主持批判的人对他仍不失尊敬。朱先生认为：由此可见他们的了不起；所以，被批判的人，气量可以大一点，不必有太多的抵触。
　　后来，我自己的岁数也在慢慢增大，经历也多了起来，我也看到了人生中的悲剧的因素。我很想把自己的体会告诉朱先生，然而，这时他早已离开了我们。
　　（选自《文汇报》2009年2月19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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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1897—1986），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文字》《谈美》等，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内容切实，文笔流畅，对提高青年的写作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颇有启迪。
　　朱先生送给年轻人的几句话
　　1.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
　　2.普通人的毛病在责人太严责己太宽。埋怨环境还由于缺乏自省自责的习惯。自己的责任必须自己担当起，成功是我的成功，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3.志气太大，理想过多，事实迎不上头来，结果自然是失望烦闷；志气太小，因循苟且，麻木消沉，结果就必至于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