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为何不同情弱势群体？
　　在美国周游时，我发现，与在澳洲和中国不同的是，我很少听到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情。相反，我所接触的很多人，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人群，大多并不赞同政府扩大福利的趋向。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在美国的体制下，给个人奋斗提供了很多机会，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少干预；过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和救济体系，一方面会扩大政府的公权力，另一方面会增加吃大锅饭的懒汉和钻营的投机者——唐人街上一些边拿救济边干“现金活”而不纳税的人常被他们提起。
　　对于澳洲的高福利体制，这些美国朋友基本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造成澳洲国民不思进取的关键。这种成本高昂的体制，在“大国寡民”的澳洲还能推行，如果运用到人口近4亿的美国，则必然是财政的破产和全社会的灾难。
　　一位在金融界工作了20多年、执掌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华裔告诉我，在美国，除非受歧视、被压制，否则，单纯的所谓“生活艰难”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同情，因为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都是苦出来的。苦，并不值得同情；机会被剥夺，才值得同情。
　　美国人爱强调的是，美国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非“幸福的权利”，它并不保证人人都有财产，但可以保障人人都有追求财产的自由。这或许就是美国人的“觉悟”所在。（雪珥）
　　营利的电子眼拍不出执法公正
　　“电子眼”是强大的辅助执法工具，设立的初衷，在于对交通秩序、社会治安的监控。因此从本质上说，对“电子眼”的投入，应属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在哪里设立、达到怎样的拍摄效果，都应该在严格的公益理念和严肃的法律依据下实施。而这样的职责，只能由政府独自完成，不能由社会法人以“从罚款中获取投资回报”的方式来参与。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财政投入，将一些本该公益化的服务，千方百计加入商业化模式，既加重民众的负担，又降低政府的公信度。与营利“电子眼”并列的此类现象，还有很多。比如，相关法规早已明确的“交通管理部门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人”，交管部门在执行时，许多都是委托快递公司进行的商业化有偿服务，甚至交通台开通的交通信息服务热线，也有每分钟高达3元的电话费。
　　退一步说，即使需要以财政资金购买民生服务，因政府被“公关”或责任心欠缺，导致服务质量无人把关，财政资金被套取的空间同样很大。仅以教育培训为例，近年来媒体屡有报道：一些接受政府委托的培训机构，以假培训、假考试、假就业、假造册等手段，套取政府补贴。针对于此，在服务质量的确认上，就需要引入被服务对象以及社会评价，实行多角度评审。
　　营利的电子眼拍不出执法的公正。这是因为营利的电子眼，一定是由商业利益驱动控制。比如投资者为了获取回报，而跟当地相关部门串通，调整调速器，很多人可能会“被超速”。如此这般，公正从何谈起？（《新京报》，马龙生）
　　农村基层政权退化新倾向
　　近年来国家采取的取消农业税、实施各种惠农政策以及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基层政权功能异化和结构性退化的问题却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与税费改革之前相比，问题的表现略有不同。归纳起来有这样两种倾向：
　　一是基层政权的“悬浮化”。取消农业税之后，很多中西部缺乏资源、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其收入来源主要靠国家的转移支付，它们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运转。对于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日益疏离，逐渐成为“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的一级政权。
　　二是掠夺资源型“内卷化”。“内卷化”反映的是社会实力貌似增强但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基层政权不但不能再以国家名义收取税费，而且一些惠农补贴也以直接给农民发放的方式运作，这就使基层官员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的名义向农民摊派，从而中饱私囊的机会大为减少，但他们却把目光转向了其他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例如，城市周边的土地、房屋、国家给农村拨付的各种惠农资金，等等。也就是说，现在基层政权退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很大一部分是有一定公共资源可以从中渔利的地区，比如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的升值空间较大，农村黑恶势力勾结获取资源和利益的情况比较突出。我称之为，掠夺资源型“内卷化”。
　　这种基层政权退化的倾向危害比较严重，近年来不少基层地区因征地、强拆等引发规模较大且冲突比较激烈的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就是明证。（《南方窗》，于建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