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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由帝制时代走向共和时代的大变革时期，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开放国门，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艰难的转折过程。
因而，中国近现代文学接触西方文学之门也是由翻译这个“无形之手”来打开的，而恰恰是由林纾等福建籍的文人担起了这历史的使命，更准确地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众所周知，1919 年的五四新文学活动标榜推广白话文运动，中国白话文学由鲁迅的《呐喊》作为先声，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新旅程，而中国现代文学通称的前驱者除了“鲁、郭、茅、巴、老、曹”之外，还有陈独秀、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钱钟书、周作人、郑振铎、闻一多、冰心、林徽因、林语堂、梁实秋等一大批人。无疑，他们属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作家群，是以白话文学为创作语言的新生代作家。他们大致分为两类：留日、留欧美或精通英文者。他们之成为第一代现代文学开创者，与他们的留学外国，得风气之先有很大干系。他们在从事创作前都接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并且尝试以翻译来学习创作手法，此举对于后来的以白话文创作文体不仅是一种训练，而且，从“引进”而至于自创，这也是东亚国家的作家们走向现代化的必经的前阶。
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成功，使得日本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岛国迅速崛起而成为亚洲强国。中国的士大夫及年轻一代受日本的“维新”的刺激，最方便的就是去日本游学或留学，“留日”一时成为趋之若鹜的潮流，许多不谙日文的士大夫可用“笔谈”与日人交流。而去英美则语言成一大障碍，加之路途遥远，去欧美留学人选较少。梁启超就发明过一种解读日文的速成方式。香港学者谭汝谦教授曾编有《日本翻译中文书目》及《中国翻译日文书目》两大册，从中或可略窥清末民初士人、知识精英通过汲取日本的“西化”之精髓而“洋为中用”或“师夷外技”的倾向蔚成风潮。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倾向不是学日本化之精神，而是通过日本的经验来了解西方的现代性之内涵，好像日本是一个中转站，把他们已吸收的西方现代性译为中文而介绍到中国来，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这一方面固然有中国历来蔑视东洋文化的“老大”心理之作祟，另一方面也取了日译汉的方便之道。加上地理相近，所谓“同文同种”（笔者认为：同文可以，同种就未必），舟楫方便，交通无碍。
然而，翻译西方的政治与文学进入中国的始作俑者却并非步日本人之后尘。中国士人在引介西方文化、文学予国人以两位福州人最为有名。而且，此后的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代作家群有不少人也从事翻译与创作活动，他们的成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页，甚至可以说，这一代代的翻译家们对现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新军的成长居功至伟，值得研究。我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大气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天时”与“地利”。自宋、元以来，福建就是与异国通商的商贸重镇，所谓万商贾舶来舟楫之地，泉州于宋元曾为世界海上贸易大港，故有“海上丝路”之起点的说法。通译担当起最重要的沟通之媒介作用，而五方十邑之士移居于此，闽南方言中就杂有许多外国词语，包括印尼荷兰语、菲律宾西班牙语等。直至明末清初，为了一统河山，防止郑成功家族据台反清，清廷颁“片板不得下海”之海禁，遂使财源通四海的海上繁华之地渐至没落。但华侨移民海外则人流不断，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逼迫清廷“五口通商”之后，厦门又成其中一重要口岸。
其次是晚清后期，福建人文渐复鼎盛。侯官人在朝中当官者甚伙，而福建每年在科举考试中中举、中进士人数为南方之强地。所以福建造船舰、办海军，遂成洋务运动中的一大重镇。晚清时期的福建文坛上最著名的有林则徐、陈宝琛、沈葆桢、严复、萨镇冰、郑孝胥等人。比他们更早一辈的则是陈寿祺等人。在古老的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关头，这批福建文坛上的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或被推上历史的舞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严复、林纾、沈葆桢、辜鸿铭、萨镇冰等代表人物。林则徐曾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得风气之先，他略通英文及葡萄牙文，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曾将林则徐等翻译的文书合编为《海国图志》，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过启蒙作用。
沈葆桢晚年则力主选拔派遣优秀学生去英国留学，严复、萨镇冰等人遂成为第一批中国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这家学院被视为当年全球顶尖的海军军官摇篮。严复与萨镇冰一文一武。严复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和教育，他翻译的《天演论》成为近代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书，而萨镇冰则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最著名的领军人物。
严复在《天演论·序》中最早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个字后来也成为中国翻译三原则。他指出：“信”即忠实于原作，“达”是忠实于读者，“雅”则是对文学语言的忠诚，指重视翻译的文体风格。他在《天演论》用的是述译之笔；在《原富》则用依文翻译的“泛译”。这个标准上百年来对中国翻译界产生过无以复加的影响。“雅”是后世翻译家觉得难以办到的一件事。郭沫若就认为：所谓雅，应该是译文要追求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一百多年来，中国因迅速地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触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外文水平。“信”“达”二事均已成易手，惟独“雅”却越来越难达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从事翻译者的中国文学根底，尤其是古典中国文学根底训练不够，水准较老一辈译者差了一大截有关。
严复提倡西学、科技救国，也推介共和等西方的价值观。另一个被视为复古主义的保皇派人物是祖籍福建泉州同安的辜鸿铭。他出生于马来西亚，后来由传教士带到欧洲，精通拉丁文、英文等多国文学。但他回国后却是复古派人物，提倡保存国粹、发扬中学，忠于皇室，以道德兴国。他曾痛诋严复及林纾的翻译，甚至当着他们的面说要“杀了”严、林二人。辜鸿铭之所以看不上严、林翻译西方政制、文学的作为，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学、文化看不起的卫道者立场。清末民初的三大翻译家均出自闽籍，这好似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康有为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虞初者，西汉小说家，此指小说也。 商务印书馆将原先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连载的林纾小说都列入商务“说部丛书”，整套发售，十年之后，所出林纾小说已达数十种之多，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名牌”产品。统计表明，自 1906 年至 1916 年，商务印书馆 16 年间所出林纾等名家们翻译小说达 214 种，超过当时文明、广智、小说丛林等 7 家主要出版社的总和，而林译小说为其最大宗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林纾的译名却因其顽固坚持古文、反对白话文而成五四运动主将们激烈反对的众矢之的。其中也遭到这些主张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对其译作的讹误的尖锐批判。五四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之一是白话文的胜利，而商务印书馆则是白话文教育的最大推手，自商务印书馆于 1904 年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之后，白话文于小学现代教育先声夺人，既终结了旧私塾的以古文为主的教育，也开始了白话文教育的历史阶段。这不得不说是高凤谦、蔡元培和张元济对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贡献。
三
郑振铎于 1920 年与茅盾成立小说研究会，主张小说写作的“全盘西化”。他主编过《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也是最早肯定和批判过林纾小说的文学研究家。同时，他一生从没离开过翻译活动，其译作有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
郑振铎可谓是闽籍翻译家中继林纾之后最出色的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先驱之一，他对中国新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既是五四运动中的倡导者和健将，也是中国现代翻译家。1917 年夏他考进北京管理学院，积极参与五四运动，成为该校学生代表和北京的福建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他虽出生于浙江省永嘉，但一直不忘自己的原籍。1923 年与高梦旦之女结婚。在其文学生涯中，他曾参与编辑了《闽潮》《新社会》《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了大量译作，对印度文学、俄罗斯文学和希腊文学的翻译情有独钟。尤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品翻译，在民国初期的读者中甚具影响。由郑氏与他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1921年商务版）对中国现代的话剧、戏曲产生极大的催化作用。他更为著名的译作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吴建明在《郑振铎与翻译》一文中指出：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而出力最多的就是郑振铎。冰心看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用三言二语写下来。”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意义的。20世纪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印度学者曼歌·比斯瓦斯在 1958 年《悼念郑振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譬如：他翻译的《飞鸟集》中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已成佳句，流传不已。顺便一提，中国最近有一流行作家以近乎色情的文字将泰戈尔的《飞鸟集》重译，引起网络上的争议，有人就将郑振铎译的《飞鸟集》与之作了比较，斥之为不忠实于原著的乱译。
对比一下，可见郑译与今译（冯唐译）文学性及格调的巨大反差。郑振铎在翻译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建树是对现代翻译理论的提倡及推动，他既肯定了严复、林琴南这两位闽籍翻译家对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译介之功，也指出了其翻译目的及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们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
除了郑振铎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影响的闽籍作家有许地山、冰心、林徽因、庐隐，他们大都出身名门世家，精通英文，有家学渊源。许地山，笔名落华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南，原籍福建龙溪。他的主要著作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危巢坠筒》等，被誉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基督教文学代表。许地山在抗战初期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出身台湾望族之家，后来病逝于香港。能执掌港英时代第一学府的中文系，可见他亦是翻译大家。他的内地、台、港的文学生涯，庶几可与台静农先生相近。
冰心之父谢葆璋乃福州“船政系”出身，她本人负笈美国，精通英文。林徽因则生于浙江杭州，与郑振铎同属出生于浙江的闽籍人士。其父林长民，1902 年赴日留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政经，也是出身福州望族，1909 年回国，民国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为林纾的学生之一。林徽因则因负笈英伦三岛，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
这里要特地将冰心的翻译成就做一介绍。据说冰心的翻译尝试是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 1920 年，因为华北水灾筹款义演，她参与翻译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德林克写的《青鸟》。她的硕士论文是《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她后来自述：“（文中）李易安的 25 首词就是我最早的中译英习作。”
李树德在《试论冰心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详细指陈冰心的翻译成就：“她的第一部英汉翻译作品是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1931 年）…… 1955 年至 1965 年期间，是冰心的翻译的高峰期，她先后翻译了来自多个国家的五十多部作品，包括诗歌、诗剧、小说、散文诗等。”“直到晚年，她也没有停下译笔，还与丈夫吴文藻先生一起参加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的翻译工作。”可以说，翻译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
冰心自幼受林纾小说影响，据王炳根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第一章的考证，冰心自言：到了 11 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也就是说她 11 岁前已经阅读了西方的文学名著达近百种，其中林译为最多。到青年时代开始发出新声又受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之启悟，形成了“冰心体”的写作风格。20世纪50年代后，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书上，这种“创作”与“翻译”相互发生影响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一面。不仅中国如此，日本当代最负盛名的现代小说家村上春树也是一手写小说，一手翻译外国的小说的。
四
清末民初是中国由帝制时代走向共和时代的大变革时期，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开放国门，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艰难的转折过程。
因而，中国近现代文学接触西方文学之门也是由翻译这个“无形之手”来打开的，而恰恰是由林纾等福建籍的文人担起了这历史的使命，更准确地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众所周知，1919 年的五四新文学活动标榜推广白话文运动，中国白话文学由鲁迅的《呐喊》作为先声，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新旅程，而中国现代文学通称的前驱者除了“鲁、郭、茅、巴、老、曹”之外，还有陈独秀、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钱钟书、周作人、郑振铎、闻一多、冰心、林徽因、林语堂、梁实秋等一大批人。无疑，他们属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作家群，是以白话文学为创作语言的新生代作家。他们大致分为两类：留日、留欧美或精通英文者。他们之成为第一代现代文学开创者，与他们的留学外国，得风气之先有很大干系。他们在从事创作前都接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并且尝试以翻译来学习创作手法，此举对于后来的以白话文创作文体不仅是一种训练，而且，从“引进”而至于自创，这也是东亚国家的作家们走向现代化的必经的前阶。
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成功，使得日本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岛国迅速崛起而成为亚洲强国。中国的士大夫及年轻一代受日本的“维新”的刺激，最方便的就是去日本游学或留学，“留日”一时成为趋之若鹜的潮流，许多不谙日文的士大夫可用“笔谈”与日人交流。而去英美则语言成一大障碍，加之路途遥远，去欧美留学人选较少。梁启超就发明过一种解读日文的速成方式。香港学者谭汝谦教授曾编有《日本翻译中文书目》及《中国翻译日文书目》两大册，从中或可略窥清末民初士人、知识精英通过汲取日本的“西化”之精髓而“洋为中用”或“师夷外技”的倾向蔚成风潮。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倾向不是学日本化之精神，而是通过日本的经验来了解西方的现代性之内涵，好像日本是一个中转站，把他们已吸收的西方现代性译为中文而介绍到中国来，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这一方面固然有中国历来蔑视东洋文化的“老大”心理之作祟，另一方面也取了日译汉的方便之道。加上地理相近，所谓“同文同种”（笔者认为：同文可以，同种就未必），舟楫方便，交通无碍。
然而，翻译西方的政治与文学进入中国的始作俑者却并非步日本人之后尘。中国士人在引介西方文化、文学予国人以两位福州人最为有名。而且，此后的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代作家群有不少人也从事翻译与创作活动，他们的成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页，甚至可以说，这一代代的翻译家们对现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新军的成长居功至伟，值得研究。我认为之所以有这种大气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天时”与“地利”。自宋、元以来，福建就是与异国通商的商贸重镇，所谓万商贾舶来舟楫之地，泉州于宋元曾为世界海上贸易大港，故有“海上丝路”之起点的说法。通译担当起最重要的沟通之媒介作用，而五方十邑之士移居于此，闽南方言中就杂有许多外国词语，包括印尼荷兰语、菲律宾西班牙语等。直至明末清初，为了一统河山，防止郑成功家族据台反清，清廷颁“片板不得下海”之海禁，遂使财源通四海的海上繁华之地渐至没落。但华侨移民海外则人流不断，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逼迫清廷“五口通商”之后，厦门又成其中一重要口岸。
其次是晚清后期，福建人文渐复鼎盛。侯官人在朝中当官者甚伙，而福建每年在科举考试中中举、中进士人数为南方之强地。所以福建造船舰、办海军，遂成洋务运动中的一大重镇。晚清时期的福建文坛上最著名的有林则徐、陈宝琛、沈葆桢、严复、萨镇冰、郑孝胥等人。比他们更早一辈的则是陈寿祺等人。在古老的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关头，这批福建文坛上的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或被推上历史的舞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严复、林纾、沈葆桢、辜鸿铭、萨镇冰等代表人物。林则徐曾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得风气之先，他略通英文及葡萄牙文，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曾将林则徐等翻译的文书合编为《海国图志》，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过启蒙作用。
沈葆桢晚年则力主选拔派遣优秀学生去英国留学，严复、萨镇冰等人遂成为第一批中国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这家学院被视为当年全球顶尖的海军军官摇篮。严复与萨镇冰一文一武。严复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和教育，他翻译的《天演论》成为近代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书，而萨镇冰则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最著名的领军人物。
严复在《天演论·序》中最早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个字后来也成为中国翻译三原则。他指出：“信”即忠实于原作，“达”是忠实于读者，“雅”则是对文学语言的忠诚，指重视翻译的文体风格。他在《天演论》用的是述译之笔；在《原富》则用依文翻译的“泛译”。这个标准上百年来对中国翻译界产生过无以复加的影响。“雅”是后世翻译家觉得难以办到的一件事。郭沫若就认为：所谓雅，应该是译文要追求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一百多年来，中国因迅速地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触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外文水平。“信”“达”二事均已成易手，惟独“雅”却越来越难达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从事翻译者的中国文学根底，尤其是古典中国文学根底训练不够，水准较老一辈译者差了一大截有关。
严复提倡西学、科技救国，也推介共和等西方的价值观。另一个被视为复古主义的保皇派人物是祖籍福建泉州同安的辜鸿铭。他出生于马来西亚，后来由传教士带到欧洲，精通拉丁文、英文等多国文学。但他回国后却是复古派人物，提倡保存国粹、发扬中学，忠于皇室，以道德兴国。他曾痛诋严复及林纾的翻译，甚至当着他们的面说要“杀了”严、林二人。辜鸿铭之所以看不上严、林翻译西方政制、文学的作为，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学、文化看不起的卫道者立场。清末民初的三大翻译家均出自闽籍，这好似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康有为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虞初者，西汉小说家，此指小说也。 商务印书馆将原先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连载的林纾小说都列入商务“说部丛书”，整套发售，十年之后，所出林纾小说已达数十种之多，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名牌”产品。统计表明，自 1906 年至 1916 年，商务印书馆 16 年间所出林纾等名家们翻译小说达 214 种，超过当时文明、广智、小说丛林等 7 家主要出版社的总和，而林译小说为其最大宗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林纾的译名却因其顽固坚持古文、反对白话文而成五四运动主将们激烈反对的众矢之的。其中也遭到这些主张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对其译作的讹误的尖锐批判。五四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之一是白话文的胜利，而商务印书馆则是白话文教育的最大推手，自商务印书馆于 1904 年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之后，白话文于小学现代教育先声夺人，既终结了旧私塾的以古文为主的教育，也开始了白话文教育的历史阶段。这不得不说是高凤谦、蔡元培和张元济对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贡献。
三
郑振铎于 1920 年与茅盾成立小说研究会，主张小说写作的“全盘西化”。他主编过《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也是最早肯定和批判过林纾小说的文学研究家。同时，他一生从没离开过翻译活动，其译作有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
郑振铎可谓是闽籍翻译家中继林纾之后最出色的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先驱之一，他对中国新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既是五四运动中的倡导者和健将，也是中国现代翻译家。1917 年夏他考进北京管理学院，积极参与五四运动，成为该校学生代表和北京的福建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他虽出生于浙江省永嘉，但一直不忘自己的原籍。1923 年与高梦旦之女结婚。在其文学生涯中，他曾参与编辑了《闽潮》《新社会》《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了大量译作，对印度文学、俄罗斯文学和希腊文学的翻译情有独钟。尤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品翻译，在民国初期的读者中甚具影响。由郑氏与他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1921年商务版）对中国现代的话剧、戏曲产生极大的催化作用。他更为著名的译作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吴建明在《郑振铎与翻译》一文中指出：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而出力最多的就是郑振铎。冰心看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用三言二语写下来。”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意义的。20世纪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印度学者曼歌·比斯瓦斯在 1958 年《悼念郑振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譬如：他翻译的《飞鸟集》中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已成佳句，流传不已。顺便一提，中国最近有一流行作家以近乎色情的文字将泰戈尔的《飞鸟集》重译，引起网络上的争议，有人就将郑振铎译的《飞鸟集》与之作了比较，斥之为不忠实于原著的乱译。
对比一下，可见郑译与今译（冯唐译）文学性及格调的巨大反差。郑振铎在翻译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建树是对现代翻译理论的提倡及推动，他既肯定了严复、林琴南这两位闽籍翻译家对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译介之功，也指出了其翻译目的及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们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
除了郑振铎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影响的闽籍作家有许地山、冰心、林徽因、庐隐，他们大都出身名门世家，精通英文，有家学渊源。许地山，笔名落华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南，原籍福建龙溪。他的主要著作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危巢坠筒》等，被誉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基督教文学代表。许地山在抗战初期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出身台湾望族之家，后来病逝于香港。能执掌港英时代第一学府的中文系，可见他亦是翻译大家。他的内地、台、港的文学生涯，庶几可与台静农先生相近。
冰心之父谢葆璋乃福州“船政系”出身，她本人负笈美国，精通英文。林徽因则生于浙江杭州，与郑振铎同属出生于浙江的闽籍人士。其父林长民，1902 年赴日留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政经，也是出身福州望族，1909 年回国，民国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为林纾的学生之一。林徽因则因负笈英伦三岛，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
这里要特地将冰心的翻译成就做一介绍。据说冰心的翻译尝试是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 1920 年，因为华北水灾筹款义演，她参与翻译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德林克写的《青鸟》。她的硕士论文是《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她后来自述：“（文中）李易安的 25 首词就是我最早的中译英习作。”
李树德在《试论冰心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详细指陈冰心的翻译成就：“她的第一部英汉翻译作品是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1931 年）…… 1955 年至 1965 年期间，是冰心的翻译的高峰期，她先后翻译了来自多个国家的五十多部作品，包括诗歌、诗剧、小说、散文诗等。”“直到晚年，她也没有停下译笔，还与丈夫吴文藻先生一起参加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的翻译工作。”可以说，翻译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
冰心自幼受林纾小说影响，据王炳根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第一章的考证，冰心自言：到了 11 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也就是说她 11 岁前已经阅读了西方的文学名著达近百种，其中林译为最多。到青年时代开始发出新声又受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之启悟，形成了“冰心体”的写作风格。20世纪50年代后，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书上，这种“创作”与“翻译”相互发生影响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一面。不仅中国如此，日本当代最负盛名的现代小说家村上春树也是一手写小说，一手翻译外国的小说的。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