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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骨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干部培养途径及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深入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培养及制度建设，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意义重大。
红军到达陕北后，干部力量薄弱问题成为制约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采取了许多培养干部的有效措施。
一是在规范学习培训中提高干部思想理论素养。延安时期，党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干部思想理论教育。1940年，我们党相继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等文件。在《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学习课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和时事政治、军事五类，内容涵盖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則对培训各级干部的党校和训练班作了规定，明确了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训练区级干部、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和训练班的举办时长、举办单位等。同时还提出要配备专任教员，保证学员每日八小时学习时间，坚持自习为主的原则等具体内容。1941年12月，针对延安干部学校中存在的学用脱节等问题，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员质量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有力解决了当时干部学校存在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问题。大量设立并不断规范的干部培训学校和培训班，为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创造了条件，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实干能力。延安时期，国民党企图阻隔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给根据地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有效破解困境，各革命根据地把提升干部实干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在根据地实际斗争中培养实干能力。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根据地建设火热事业，淬炼了广大党员干部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建设的能力。各根据地结合实际全面强化党员干部军事技能训练，在艰苦环境下开展实地演练，从技术和战术上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军事斗争能力。根据地广大妇女干部积极投身根据地建设，参加技能培训，加强理论学习，在生产劳动等实际工作中有效提升了实干能力与斗争本领。
三是在推动干部交流中提高干部服务群众水平与工作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1939年11月，党作出《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支部要进一步深入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要充分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下进一步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针对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良现象，以及由于干部太固定而导致的干部进步停滞、上下隔阂的弊端，1942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干部交流的建议》，要求把实行干部交流作为一种干部制度与工作制度，并提出了干部调配的四条原则。1943年2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要求根据锻炼培养干部的需要，逐步对干部实行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延安时期通过开展干部交流，有效提高了干部群众工作能力。
党的干部培养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延安时期，我们党积极探索干部培养相关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干部培养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为提升干部在职学习规范化、制度化水平，1941年12月，党作出《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要求在职干部学习应包括本身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的学习。工作之内的学习应包括调查研究和相关理论学习；工作之外的学习应包括文化、时事、理论等更广泛的内容。还指出，学习应从干部的实际文化、理论、政治水平出发，不千篇一律。要激励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品质，坚持学有所用，避免空洞化。1942年2月，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应是第一位的，在职干部教育包含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业务教育等。《决定》要求所有在职干部皆要进行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文化层次偏低的干部要进行文化教育，理论学习资质较强的干部要同步加强理论教育，同时还对每日两小时学习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将干部学习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参考。
二是建立干部调剂制度。为适应根据地战争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依照实际情况，党中央作出了干部调剂的决定。1942年发布的《关于目前根据地党政军民干部调剂的指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选派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政权机关中工作，地方党组织选派一批党性好、有经验的干部到军队中，军队党组织要抽调一些干部到地方学习，同时规定可以抽调一部分县以上民运工作干部从事党务或政权工作，学习更为复杂和全面的知识，并抽调适当的党务干部加强民运工作。延安时期的干部调剂制度，有效加强了干部锻炼，增进了干部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组织基础。
三是建立干部管理制度。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奖惩与监督。为确保预定任务能够及时有效完成，党组织也常根据干部在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过程中的工作优劣与绩效情况进行适当奖惩。1943年4月出台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对干部的奖惩条件、奖惩标准及奖惩程序等都作了明确细致规定。例如对通过考核且在边区各项具体工作中成绩优异或起到模范表率作用者，以提升、记功、给予奖状奖章等办法奖励，而对不作为、不担当、腐化堕落的干部则予以包括撤职、记过、警告等惩戒。与此同时，为加强干部制约与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陆续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法规文件，对规范干部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党的七大《党章》也对干部奖励与处分作了规定。延安时期干部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对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培养主要途径
红军到达陕北后，干部力量薄弱问题成为制约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采取了许多培养干部的有效措施。
一是在规范学习培训中提高干部思想理论素养。延安时期，党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干部思想理论教育。1940年，我们党相继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等文件。在《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学习课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和时事政治、军事五类，内容涵盖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則对培训各级干部的党校和训练班作了规定，明确了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训练区级干部、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和训练班的举办时长、举办单位等。同时还提出要配备专任教员，保证学员每日八小时学习时间，坚持自习为主的原则等具体内容。1941年12月，针对延安干部学校中存在的学用脱节等问题，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员质量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有力解决了当时干部学校存在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问题。大量设立并不断规范的干部培训学校和培训班，为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创造了条件，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实干能力。延安时期，国民党企图阻隔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给根据地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有效破解困境，各革命根据地把提升干部实干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在根据地实际斗争中培养实干能力。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根据地建设火热事业，淬炼了广大党员干部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建设的能力。各根据地结合实际全面强化党员干部军事技能训练，在艰苦环境下开展实地演练，从技术和战术上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军事斗争能力。根据地广大妇女干部积极投身根据地建设，参加技能培训，加强理论学习，在生产劳动等实际工作中有效提升了实干能力与斗争本领。
三是在推动干部交流中提高干部服务群众水平与工作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1939年11月，党作出《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支部要进一步深入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要充分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下进一步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针对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良现象，以及由于干部太固定而导致的干部进步停滞、上下隔阂的弊端，1942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干部交流的建议》，要求把实行干部交流作为一种干部制度与工作制度，并提出了干部调配的四条原则。1943年2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要求根据锻炼培养干部的需要，逐步对干部实行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延安时期通过开展干部交流，有效提高了干部群众工作能力。
二、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培养制度建设
党的干部培养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延安时期，我们党积极探索干部培养相关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干部培养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为提升干部在职学习规范化、制度化水平，1941年12月，党作出《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要求在职干部学习应包括本身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的学习。工作之内的学习应包括调查研究和相关理论学习；工作之外的学习应包括文化、时事、理论等更广泛的内容。还指出，学习应从干部的实际文化、理论、政治水平出发，不千篇一律。要激励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品质，坚持学有所用，避免空洞化。1942年2月，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应是第一位的，在职干部教育包含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业务教育等。《决定》要求所有在职干部皆要进行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文化层次偏低的干部要进行文化教育，理论学习资质较强的干部要同步加强理论教育，同时还对每日两小时学习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将干部学习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参考。
二是建立干部调剂制度。为适应根据地战争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依照实际情况，党中央作出了干部调剂的决定。1942年发布的《关于目前根据地党政军民干部调剂的指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选派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政权机关中工作，地方党组织选派一批党性好、有经验的干部到军队中，军队党组织要抽调一些干部到地方学习，同时规定可以抽调一部分县以上民运工作干部从事党务或政权工作，学习更为复杂和全面的知识，并抽调适当的党务干部加强民运工作。延安时期的干部调剂制度，有效加强了干部锻炼，增进了干部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组织基础。
三是建立干部管理制度。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奖惩与监督。为确保预定任务能够及时有效完成，党组织也常根据干部在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过程中的工作优劣与绩效情况进行适当奖惩。1943年4月出台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对干部的奖惩条件、奖惩标准及奖惩程序等都作了明确细致规定。例如对通过考核且在边区各项具体工作中成绩优异或起到模范表率作用者，以提升、记功、给予奖状奖章等办法奖励，而对不作为、不担当、腐化堕落的干部则予以包括撤职、记过、警告等惩戒。与此同时，为加强干部制约与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陆续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法规文件，对规范干部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党的七大《党章》也对干部奖励与处分作了规定。延安时期干部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对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