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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下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也是一个病人的话,那么,紧张的医患关系,无疑是最典型的临床症状。而更深层次的病因,则是医疗卫生体制的僵化。
福建南平市,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中小城市,因一起医疗纠纷而“一闹成名”。2009年6月21日,一“肾积水并尿毒症”患者在做完手术后出现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后家属聚众闹事,扣押并殴打砍伤医护人员长达20余小时,打砸科室使整个医院陷于瘫痪状态。据报道,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一例普通的医疗事故险些酿成群体性事件。如果说当下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也是一个病人的话,那么,紧张的医患关系,无疑是最典型的临床症状。而更深层次的病因,则是医疗卫生体制的僵化。
症状一:医闹凶猛
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中,“南平事件”不是第一件,也不是最后一件。仅广东一省,在2006年间,发生数起恶性医闹事件。2006年4月,一患者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因注射“低分子右旋糖酐”后成为植物人,家属聚集了200多人在医院内游行4小时,索赔1500万元。后经当地卫生、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调解,以医院无条件答应患者后续治疗费用而了结。5月20日,廉江市东升农场医院收到一名5岁呼吸困难的急重症患儿,后患儿因突发心跳呼吸停止,抢救无效而死亡。家属闻讯后聚集了300多人围攻医院,强行锁上医院大门,毁坏部分设施,持续三天,要求赔偿60万元,造成医院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15万-20万元。5月26日,一发热患儿入住暨大华侨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患儿家属纠集60余人,强占儿科病区、门诊,围攻、追打医护人员,并扬言要火烧医院等。前后共持续了12天,医院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在2009年间,仅6月份,媒体报道过的医闹事件,就有“三明医闹,医生跳楼”、“河南医闹,围殴院长”、“武汉护士长被割喉”、“广东医闹出动防暴警”。医闹事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形式,甚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或许,正是在这種背景下,为了防止一起医患纠纷的家属闹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民营医院——山厦医院的医生护士头戴钢盔上班,保安手持棍棒守卫,甚至还有警犬参与守门。山厦医院一夜之间全国闻名。
面对越演越烈的医疗暴力索赔事件,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指出,医疗暴力索赔事件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闹”这个新职业的产生。职业医闹的背后,首先是利益驱使,所谓:“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职业医闹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寻找“商机”,一旦发现有病人死亡,就会主动与死者家属沟通,承诺组织人到医院闹事,拿到赔偿后分成。职业医闹的形成,源于医患纠纷的增加,但也源于诉讼渠道的堵塞。一个合同的履行方式主要是私人方式和国家方式,私人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按道理应该诉诸国家机器。然而,由于对司法公正存疑,再加上诉讼成本的高昂, “国家这个底线正义”作为第三方失败后,合同履行就会退回到私人方式实施。在“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规则背后,私人方式的履行,往往意味着血腥和暴力。
症状二:医源性缄默不语和集体不信任
所谓医源性疾病,指在临床实践中,由于某些因素而引起新的疾病。比如,预防甲流而引起的恐惧症、疑病症、强迫症等都可以属于医源性疾病。医源性疾病和医源性问题在临床并不少见,可是医务人员却习惯对此保持缄默,我们将之称为“医源性缄默不语”。在法学领域,沉默是一种权利。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说过“沉默是强势言语压力下话语权的习惯性放弃”。而在医疗领域,医生的这种缄默,则往往成为医患纠纷暴发点。下面,我们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某患者因骨折入院,手术顺利完成后送回病房,病房护士根据术后医嘱给患者进行补液治疗,约数分钟后,患者出现全身瘙痒并发热,当班护士意识到可能是因输液导致了病情变化,便停止了输液,返回治疗室要求同班护士通知当班医生抢救患者,立即回到患者身边,给患者吸氧、做心电图监护等急救处理。患者家属问原因,还多次着急地催她去叫医生时,当班护士一言未发,患者家属对当班护士的“沉默”非常气愤。1周后患者因其他并发症病情恶化,耿耿于怀的家属认为患者的病情恶化是由于当班护士那天没有及时通知医生而造成的,要求追究当班护士的责任。当班护士不明白,自己积极参与抢救,在整个抢救过程处理得当,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什么患者家属还要上告?
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或许,“保持缄默”是因为医生知识所限,个体很难对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评价,但更多的原因,则是一种本能的冷漠。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惜语如金,态度生硬,对病人缺乏起码的情感关怀。此外,保持缄默也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所谓言多必失,一旦出现问题,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故意制造一种信息不对称,以逃避责任。正如有人所认为的,医患间最直接的沟通是对话,即语言的交流,包括聆听、描述和解释,但现代医学一个十分可悲的现实是:医学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许多医生认为X线、化疗、CT、MRI高度有效,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患者的叙述权、解释权和聆听权被剥夺,处在一种‘失语’的沉默状态,表面上看是医患双方认知的差异导致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实质上是‘患者’与‘医生’作为道德‘陌生人’对沟通的忽视和在互动中的错位。”
医源性缄默不语的背后,是医患之间的“集体不信任”。在医患互动过程中,相对于患者而言,“医”掌握的信息更多,掌握的资源更有价值,在互动中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患者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会采取 “送红包”、“找熟人”等方式,在医患互动这种陌生人交往中加入熟人交往的因素,增加感情或人情投资,将“外人”转变为“自己人”而产生信任。这也是当个体面对大范围的医患信任缺乏或者说是信任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时,为了满足自己的健康需求与利益,通过人际信任来解决信任问题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必将加重了双方的隔阂,导致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不满,使得医疗市场的风险增加。在医疗过程中,一旦患者感到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健康无法保障,而认同自身在医患互动过程中的弱势地位,这时,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医疗主体就会产生敌对情绪,医患关系立刻变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症状三:见死不救
案例一:南京徐宝宝事件。2009年11月3日,南京5个月大的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肿胀而入住南京市儿童医院,次日早晨不治身亡。据婴儿家属反映,婴儿住院病情恶化时,家属几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徐宝宝母亲甚至三次跪求医生,但是,由于医生打游戏、睡觉等原因,都未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由此导致了婴儿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死亡。
案例二:北京王建民事件。王建民,37岁,齐齐哈尔人,2005年12月13日,他在北京同仁医院的急诊走廊上,嚷着“疼、救命”声死去。据报道,事前,120救护车曾两次送王到该院。同仁医院急诊主任称,之前为王检查,在没有生命危险情况下,医院不便给患者垫钱。但据目击者称,王建民在同仁医院急诊一楼男厕所门口死去,这里离最近的抢救室不到10米。
近年来,媒体关于医院见死不救的报道屡见不鲜。“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最关键的部分。能进大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和领导,一定是正规院校毕业的高材生,这句医学教材扉页上的“誓言”,难道都不记得了吗?《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有明确的条文,“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救死扶伤应是医院和医生的天职。在刑法领域,当事人,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当事人应该负法律责任。
公民生命权利受法律保护,医院拒不履行法律规定的特定义务,而导致他人生命的终结,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间接非法侵犯他人生命的犯罪。如果说刑法设立“见死不救罪”尚存争议,那么,医院和医生见死不救被处以罚金和被判刑的案例,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并不少见。1995年,在波兰罗兹市,一名乘客在公共汽车上发病后被送往当地的瓦迪瓦夫·别加斯基医院,当时值班的医生置若罔闻,拒绝接收病人入院治疗,20分钟后,病人因抢救未及时而死亡。这起“病人死在医院门前”的事件轰动整个波兰。之后,该市地方法院根据检举立案审理,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医生一年监禁,并对医院处以高额罚金。
症状四:机器看病、医生打杂
新华社记者曾做过一个这样的报道,一个心脏介入手术,患者花在医疗器械上的钱占到整个手术费用的84%;一套医疗器械,用到患者身上时的价格是出厂价的3倍多……在昂贵的医疗器械背后,隐藏着惊人的黑幕——在整个医疗器械销售的利益链条中,患者是唯一的利益受损者,為生产商、经销商、医院、医生攫取的高额利润“埋单”。
正如有评论者所质疑的,现在看医生是“机器看病、医生打杂”,诚哉斯言。在医院的广告牌上,招徕顾客的,往往是又引进了哪一国的先进设备。医院的机器是越来越精密,但“人”却越来越远。患者花在“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还占不到4%”。在这样激励下,医院期望的是患者使用更多的“机器”,而不是使用更多的“医生”。
为了遏止医疗器械价格的虚高,有关部门曾酝酿“医疗器械限价政策”,最终因为“触动了内资、外资、医院等多方的利益”而不了了之。通过“限价令”来“强制降价”,向来是最直截了当、最省事也最看得见成效的办法。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就拿药品价格来说吧,“国家20余次指令降价,药价却越降越高”。制度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个人,作为个人行为的约束条件,它的可实施性必须要以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要矫正医疗器械的虚高,就先要矫正不合理的价值分配体制。
“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笔者认为,并不是源于医药价格不公开,而是基于医生的专业优势。作为患者,对医生的话怎敢不听?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下,医生有着足够的理由把患者的腰包掏得一干二净!很显然的是,医生的这种行为是在滥用他们的信息优势。事实上,现在许多医院内部的激励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医生让患者用了多少药,使用了多少机器,就给多少回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所有的医药价格都公开了,但能救得了“看病贵”吗?
医患和谐还须向体制开刀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医疗体制的泛行政化。有业内人士指出,“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面对生存压力,医生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于是,“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医德问题”是体制问题,没有医德的医生何尝不是被“体制化”的医生。
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良知自然有天赋的力量,在体制的压抑下,拥有再多良知的医生也将无法喘息。要打破这种窘状,让医师遵守道德底线,就应该首先使普通医生获得与其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这不仅是一种激励机制的矫正,它的深刻意义还在于,让医院从体制中解放出来,回到它的天职。
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主治医生”以上职称的医师的“合法”收入,每月不超过4000元人民币。培养一名医学学士需要五年,医学硕士则需要七八年。生命无价,与医生掌握的信息资源和创造的价值相比,医生的合法性收入显然极大偏低。为了获得与其职业相当的收入,医生很可能就会利用信息优势鼓励多用机器、多用药。通过“招标采购”等正常渠道“进货”显然无法获取灰色收入,这正给了“医药销售代表”(俗称药鬼)这一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以可乘之机,滋养了一批从中渔利的“药鬼”。
经济学者汪丁丁曾撰文指出,“为了使医师遵守其希波克拉底誓言,应该使他们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可以进一步推测,只要主治医生平均月收入不低于1万元,副主任医生不低于2万元,他们就愿意放弃走穴、红包、回扣等等不合法收入。”要消灭医疗市场上的非法交易,首先就要激励医院和医生放弃不合法的收入。只有医生这个链条断了,“药鬼”才没有可生存的土壤,一切才会真正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福建南平市,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中小城市,因一起医疗纠纷而“一闹成名”。2009年6月21日,一“肾积水并尿毒症”患者在做完手术后出现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后家属聚众闹事,扣押并殴打砍伤医护人员长达20余小时,打砸科室使整个医院陷于瘫痪状态。据报道,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一例普通的医疗事故险些酿成群体性事件。如果说当下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也是一个病人的话,那么,紧张的医患关系,无疑是最典型的临床症状。而更深层次的病因,则是医疗卫生体制的僵化。
症状一:医闹凶猛
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中,“南平事件”不是第一件,也不是最后一件。仅广东一省,在2006年间,发生数起恶性医闹事件。2006年4月,一患者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因注射“低分子右旋糖酐”后成为植物人,家属聚集了200多人在医院内游行4小时,索赔1500万元。后经当地卫生、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调解,以医院无条件答应患者后续治疗费用而了结。5月20日,廉江市东升农场医院收到一名5岁呼吸困难的急重症患儿,后患儿因突发心跳呼吸停止,抢救无效而死亡。家属闻讯后聚集了300多人围攻医院,强行锁上医院大门,毁坏部分设施,持续三天,要求赔偿60万元,造成医院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15万-20万元。5月26日,一发热患儿入住暨大华侨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患儿家属纠集60余人,强占儿科病区、门诊,围攻、追打医护人员,并扬言要火烧医院等。前后共持续了12天,医院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在2009年间,仅6月份,媒体报道过的医闹事件,就有“三明医闹,医生跳楼”、“河南医闹,围殴院长”、“武汉护士长被割喉”、“广东医闹出动防暴警”。医闹事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形式,甚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或许,正是在这種背景下,为了防止一起医患纠纷的家属闹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民营医院——山厦医院的医生护士头戴钢盔上班,保安手持棍棒守卫,甚至还有警犬参与守门。山厦医院一夜之间全国闻名。
面对越演越烈的医疗暴力索赔事件,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指出,医疗暴力索赔事件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闹”这个新职业的产生。职业医闹的背后,首先是利益驱使,所谓:“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职业医闹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寻找“商机”,一旦发现有病人死亡,就会主动与死者家属沟通,承诺组织人到医院闹事,拿到赔偿后分成。职业医闹的形成,源于医患纠纷的增加,但也源于诉讼渠道的堵塞。一个合同的履行方式主要是私人方式和国家方式,私人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按道理应该诉诸国家机器。然而,由于对司法公正存疑,再加上诉讼成本的高昂, “国家这个底线正义”作为第三方失败后,合同履行就会退回到私人方式实施。在“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规则背后,私人方式的履行,往往意味着血腥和暴力。
症状二:医源性缄默不语和集体不信任
所谓医源性疾病,指在临床实践中,由于某些因素而引起新的疾病。比如,预防甲流而引起的恐惧症、疑病症、强迫症等都可以属于医源性疾病。医源性疾病和医源性问题在临床并不少见,可是医务人员却习惯对此保持缄默,我们将之称为“医源性缄默不语”。在法学领域,沉默是一种权利。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说过“沉默是强势言语压力下话语权的习惯性放弃”。而在医疗领域,医生的这种缄默,则往往成为医患纠纷暴发点。下面,我们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某患者因骨折入院,手术顺利完成后送回病房,病房护士根据术后医嘱给患者进行补液治疗,约数分钟后,患者出现全身瘙痒并发热,当班护士意识到可能是因输液导致了病情变化,便停止了输液,返回治疗室要求同班护士通知当班医生抢救患者,立即回到患者身边,给患者吸氧、做心电图监护等急救处理。患者家属问原因,还多次着急地催她去叫医生时,当班护士一言未发,患者家属对当班护士的“沉默”非常气愤。1周后患者因其他并发症病情恶化,耿耿于怀的家属认为患者的病情恶化是由于当班护士那天没有及时通知医生而造成的,要求追究当班护士的责任。当班护士不明白,自己积极参与抢救,在整个抢救过程处理得当,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什么患者家属还要上告?
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或许,“保持缄默”是因为医生知识所限,个体很难对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评价,但更多的原因,则是一种本能的冷漠。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惜语如金,态度生硬,对病人缺乏起码的情感关怀。此外,保持缄默也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所谓言多必失,一旦出现问题,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故意制造一种信息不对称,以逃避责任。正如有人所认为的,医患间最直接的沟通是对话,即语言的交流,包括聆听、描述和解释,但现代医学一个十分可悲的现实是:医学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许多医生认为X线、化疗、CT、MRI高度有效,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患者的叙述权、解释权和聆听权被剥夺,处在一种‘失语’的沉默状态,表面上看是医患双方认知的差异导致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实质上是‘患者’与‘医生’作为道德‘陌生人’对沟通的忽视和在互动中的错位。”
医源性缄默不语的背后,是医患之间的“集体不信任”。在医患互动过程中,相对于患者而言,“医”掌握的信息更多,掌握的资源更有价值,在互动中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患者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会采取 “送红包”、“找熟人”等方式,在医患互动这种陌生人交往中加入熟人交往的因素,增加感情或人情投资,将“外人”转变为“自己人”而产生信任。这也是当个体面对大范围的医患信任缺乏或者说是信任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时,为了满足自己的健康需求与利益,通过人际信任来解决信任问题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必将加重了双方的隔阂,导致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不满,使得医疗市场的风险增加。在医疗过程中,一旦患者感到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健康无法保障,而认同自身在医患互动过程中的弱势地位,这时,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医疗主体就会产生敌对情绪,医患关系立刻变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症状三:见死不救
案例一:南京徐宝宝事件。2009年11月3日,南京5个月大的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肿胀而入住南京市儿童医院,次日早晨不治身亡。据婴儿家属反映,婴儿住院病情恶化时,家属几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徐宝宝母亲甚至三次跪求医生,但是,由于医生打游戏、睡觉等原因,都未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由此导致了婴儿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死亡。
案例二:北京王建民事件。王建民,37岁,齐齐哈尔人,2005年12月13日,他在北京同仁医院的急诊走廊上,嚷着“疼、救命”声死去。据报道,事前,120救护车曾两次送王到该院。同仁医院急诊主任称,之前为王检查,在没有生命危险情况下,医院不便给患者垫钱。但据目击者称,王建民在同仁医院急诊一楼男厕所门口死去,这里离最近的抢救室不到10米。
近年来,媒体关于医院见死不救的报道屡见不鲜。“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最关键的部分。能进大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和领导,一定是正规院校毕业的高材生,这句医学教材扉页上的“誓言”,难道都不记得了吗?《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有明确的条文,“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救死扶伤应是医院和医生的天职。在刑法领域,当事人,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当事人应该负法律责任。
公民生命权利受法律保护,医院拒不履行法律规定的特定义务,而导致他人生命的终结,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间接非法侵犯他人生命的犯罪。如果说刑法设立“见死不救罪”尚存争议,那么,医院和医生见死不救被处以罚金和被判刑的案例,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并不少见。1995年,在波兰罗兹市,一名乘客在公共汽车上发病后被送往当地的瓦迪瓦夫·别加斯基医院,当时值班的医生置若罔闻,拒绝接收病人入院治疗,20分钟后,病人因抢救未及时而死亡。这起“病人死在医院门前”的事件轰动整个波兰。之后,该市地方法院根据检举立案审理,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医生一年监禁,并对医院处以高额罚金。
症状四:机器看病、医生打杂
新华社记者曾做过一个这样的报道,一个心脏介入手术,患者花在医疗器械上的钱占到整个手术费用的84%;一套医疗器械,用到患者身上时的价格是出厂价的3倍多……在昂贵的医疗器械背后,隐藏着惊人的黑幕——在整个医疗器械销售的利益链条中,患者是唯一的利益受损者,為生产商、经销商、医院、医生攫取的高额利润“埋单”。
正如有评论者所质疑的,现在看医生是“机器看病、医生打杂”,诚哉斯言。在医院的广告牌上,招徕顾客的,往往是又引进了哪一国的先进设备。医院的机器是越来越精密,但“人”却越来越远。患者花在“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还占不到4%”。在这样激励下,医院期望的是患者使用更多的“机器”,而不是使用更多的“医生”。
为了遏止医疗器械价格的虚高,有关部门曾酝酿“医疗器械限价政策”,最终因为“触动了内资、外资、医院等多方的利益”而不了了之。通过“限价令”来“强制降价”,向来是最直截了当、最省事也最看得见成效的办法。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就拿药品价格来说吧,“国家20余次指令降价,药价却越降越高”。制度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个人,作为个人行为的约束条件,它的可实施性必须要以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要矫正医疗器械的虚高,就先要矫正不合理的价值分配体制。
“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笔者认为,并不是源于医药价格不公开,而是基于医生的专业优势。作为患者,对医生的话怎敢不听?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下,医生有着足够的理由把患者的腰包掏得一干二净!很显然的是,医生的这种行为是在滥用他们的信息优势。事实上,现在许多医院内部的激励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医生让患者用了多少药,使用了多少机器,就给多少回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所有的医药价格都公开了,但能救得了“看病贵”吗?
医患和谐还须向体制开刀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医疗体制的泛行政化。有业内人士指出,“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面对生存压力,医生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于是,“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医德问题”是体制问题,没有医德的医生何尝不是被“体制化”的医生。
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良知自然有天赋的力量,在体制的压抑下,拥有再多良知的医生也将无法喘息。要打破这种窘状,让医师遵守道德底线,就应该首先使普通医生获得与其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这不仅是一种激励机制的矫正,它的深刻意义还在于,让医院从体制中解放出来,回到它的天职。
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主治医生”以上职称的医师的“合法”收入,每月不超过4000元人民币。培养一名医学学士需要五年,医学硕士则需要七八年。生命无价,与医生掌握的信息资源和创造的价值相比,医生的合法性收入显然极大偏低。为了获得与其职业相当的收入,医生很可能就会利用信息优势鼓励多用机器、多用药。通过“招标采购”等正常渠道“进货”显然无法获取灰色收入,这正给了“医药销售代表”(俗称药鬼)这一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以可乘之机,滋养了一批从中渔利的“药鬼”。
经济学者汪丁丁曾撰文指出,“为了使医师遵守其希波克拉底誓言,应该使他们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可以进一步推测,只要主治医生平均月收入不低于1万元,副主任医生不低于2万元,他们就愿意放弃走穴、红包、回扣等等不合法收入。”要消灭医疗市场上的非法交易,首先就要激励医院和医生放弃不合法的收入。只有医生这个链条断了,“药鬼”才没有可生存的土壤,一切才会真正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