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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一家国企制药厂上班，叫五味制药有限公司，药厂里有成千上万种中草药。我喜欢父亲。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他总会帮助我，教我勤恳守时，教我与人为善，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他还教我踢球，偶尔会送我上学。有时候，他会带我到药厂，教我认识很多种中草药。
从祖国最南端的海边到市区的路上，窗外的树林、田野、水库和行人像一部无声电影从眼前掠过。我紧紧抱着小提琴，我的梦想是成为全世界最出色的小提琴家，如果以后我聋了，怎么办？难道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想到这儿，悲伤涌上心头。我心存最后一丝侥幸——父亲会有办法。他是足智多谋的男子汉，多么棘手的事他都能解决。
回到家，父亲正在睡觉，他准是上夜班了。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拖鞋殷勤地接过我和母亲手里的东西。父亲跟我说话，我摇着头，泪水汹涌而出，我说：“爸……我听不见，我完全听不见了。”
他睡意全无，抓起我的双手，用力摇晃，大声说话，表情极其丰富。我一句也听不见，我跑回房间扑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脸痛哭。
等我的情绪平静下来走出房间，家里一片狼藉，桌椅倒在地上，暖水壶、花瓶、锅盆、碗筷散落满地，母亲坐在电话机前暗自垂泪，父亲不知去向了。我从来没见过父母吵过架红过脸，这一次他们肯定大吵大闹了，想到事情因我而起，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
我走到母亲面前，她对我说了几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我问她：“爸去哪里了？”
她擦干眼泪，又说了几句，也等于什么也没说。
我跑回房间，飞快写下一句：“家里怎么了，爸去哪里了？”我拿给母亲看，她摇摇头，疑惑地看着我。我才反应过来，她有很多字不认识。
她擦干眼泪，开始收拾狼藉的地面，并给我做晚饭。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来。
我满肚子的话没地方发泄，左右脚轮流踢沙发，两只脚的脚趾渗出鲜血，像涂了鲜艳的指甲油。母亲过来抱着我，劝我，给我剥开心果，一个晚上守在我身边，我依旧像发怒的小狮子，不管不顾地发泄情绪。
我想起曾外祖母，她临终前，清楚地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灯灯，你要好好的”，她是不是已经预料到我会遭遇到这一劫难？她是在鼓励我吗？说得轻巧，我这般境地，还能好好的吗？
第二天一整天父亲依旧没有回来。黄昏一点点来临，天色暗下来，从阳台上望去，远处房子的灯光一点儿一点儿亮起来，灯光是黑夜的眼睛，它们能看见世界的另一面。我平静下来了，坚信父亲是我世界里的灯光，他今晚会打开家门出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天午饭后，母亲接了个电话，顿时慌了神，她慌乱地收拾衣物，拉着我向车站跑去。
我一路问她：“妈，我们去哪里？”
“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我仔细辨认她的口型，猜不准去哪里。
我们坐上去海边的车，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和转乘，回到了曾外祖母家的海边。母亲带我径直去了大舅爷家，大舅爷家院里已经聚集了好些亲戚，他们一见我们，就接过行李。母亲转身跟我说几句话，就跟他们走了。
我隐隐感到事情跟父亲有关，我说：“我也去。”
母亲没过多搭理我。大舅爷的孙子孙女们围在我身边，跟我说话。我很着急，明明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只有我蒙在鼓里。
我跟着追出去，他们纷纷跳上那天晚上我乘坐的大卡车绝尘而去，我追在后面竭尽全力地喊：“我也去——”
陪在我身边的是舅爷的孙子孙女们，他们也跟着跑跟着喊。眼看着大卡车越走越远，它像一只灰色的甲虫爬行在盘旋的公路上，纵使我拼尽全身力气也追不上，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小，最后隐没进树林里。
眼前只有树林和耀眼的阳光。一垄一垄翠绿的、墨绿的和远处灰蒙蒙的树林，重重叠叠地延伸，它们在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薄薄的蒸汽。回头已经看不见大海。
我站在8月的沥青公路上，像站在滚烫的热锅上，无助得犹如一只小蚂蚱。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想法，父亲一定遇上大事了，他会死吗？他是不是死了？他死了我怎么办？
大舅爷的孙女小婵拎着我掉落的鞋子第一个跟上来，她把鞋子递给我，我问她：“我爸怎么了？”
她说什么我也听不见。
我又问她：“我爸是不是死了？”
她笑了，摇摇头说：“没死。”
我一再确认她的口型，终于放下心。双脚有点儿渗血，我忘了痛，此刻汗流浃背的我无比轻松，一拐一拐地跟着小婵他们回去。
回到家里，我在纸上跟小婵“说话”。
我写道：“我妈他们去哪里？”
小婵写道：“去找你爸。”
我：“我爸怎么了？”
小婵：“你爸去镇上卫生院大闹，把杜医生打得半死，还去他家里闹事，说你要是聋了，他会杀了杜医生一家。后来他被抓起来关进派出所了。”
父亲一辈子教我与人为善，在学校里不要跟同学吵架和打架，不要欺负同学，如果有人欺负自己要告诉老师。他也从来不惹是生非，这一次，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记得父亲的同事付叔叔来家里吃饭时讲，单位里有个人想把父亲从科长的位置上挤对下来，做了不好的事栽赃到父亲身上，父亲没有争辩就把责任承担下来，他若是把那事说出去那人会丢了工作。可是那人还理直气壮来跟父亲理论什么，父亲不理会他。付叔叔说：“灯灯，你爸肚子里能撑船哩。”父亲抿一口茶，说：“大伙都心知肚明呢，不是什么大事，用不着跟他计较。”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去买菜，刚出菜市场他就被横穿过来的自行车撞了，骑自行车的人急刹车跳下来，不可思议的是那人车筐里的酱油泼了他一身，那人只是瞧了瞧我们，拧好瓶盖，没有道歉就走了。父亲只是说了一句：“真不懂事。”至今他的那件有着油渍的白衬衫再也没有穿过。我随随便便就能列举出十件几十件事，说明父亲的大度，或者过度谦让，乃至懦弱、退缩。
一想到父亲打了人，我心生一股豪气，他也没那么懦弱吧。为了我找人打架了，父亲简直是个英雄。只要他活着，一切都不会那么糟糕，我会好起来的。
几天后，父亲被释放出来。我以为我聋了，他会嫌弃我，他没有，他对我比以前还要好。
父亲告诉我，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口型，了解对方说话的内容。他一边很夸张地说话一边教我观察。有时候，我看不懂，莫名地着急烦躁，像困兽一般绝望地叫喊。你们不懂这样的感受，好比你习惯了你的左膀右臂，突然间失去了，你连最简单的取点儿东西也无法做到，你会感到恐慌、无助，感到世界离你越来越远。你想象不到自己会变得这么弱小，毫无反抗之力。你无所适从。你愤怒抓狂，你想自暴自弃。
父亲总是鼓励我，在纸上跟我聊天，他说：“咱们一定能治好耳朵，你放宽心。”
我：“如果治不好怎么办？”
父亲：“不可能治不好。世界上那么多疑难杂症医生都能医治，你的耳朵只是小问题，小小小小的问题，就像用剪刀剪下一个線头那么简单。”
我：“我是说，万一治不好呢？”
父亲：“不存在万一，我们要相信一万个能治好。”
我一直问他，万一治不好的结局，父亲一直回避，直到有一天被问急了，他在纸上“说”：“治不好有治不好的活法呗，有什么大不了。”
治不好的活法是什么样？我忍不住想：我听不见铃声，看到同学们走进教室也跟着走进教室，看到他们出来也跟着出来，他们背书包回家，我也背书包回家。上课时我听不到老师任何一句话，考试会得鸭蛋。同学取笑我，我听不见，我还对他们友好地微笑，把他们当好朋友。我再也不能拉琴了，首席小提琴手会由谁来替代？我上街买东西问价格，只能跟老板比手势……我要随身携带纸和笔，碰到不识字的人，他们瞧都不瞧一眼纸上的文字，他们满脸不开心地走开。在大街上，看到人家跑也跟着跑，以为有火灾或者地震，说不定人家在跑步锻炼。我要仔细观察别人的口型，死死盯着别人的脸，人家以为我脑筋有问题……啊，想到将来的种种，悲伤又涌上心头。
从祖国最南端的海边到市区的路上，窗外的树林、田野、水库和行人像一部无声电影从眼前掠过。我紧紧抱着小提琴，我的梦想是成为全世界最出色的小提琴家，如果以后我聋了，怎么办？难道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想到这儿，悲伤涌上心头。我心存最后一丝侥幸——父亲会有办法。他是足智多谋的男子汉，多么棘手的事他都能解决。
回到家，父亲正在睡觉，他准是上夜班了。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拖鞋殷勤地接过我和母亲手里的东西。父亲跟我说话，我摇着头，泪水汹涌而出，我说：“爸……我听不见，我完全听不见了。”
他睡意全无，抓起我的双手，用力摇晃，大声说话，表情极其丰富。我一句也听不见，我跑回房间扑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脸痛哭。
等我的情绪平静下来走出房间，家里一片狼藉，桌椅倒在地上，暖水壶、花瓶、锅盆、碗筷散落满地，母亲坐在电话机前暗自垂泪，父亲不知去向了。我从来没见过父母吵过架红过脸，这一次他们肯定大吵大闹了，想到事情因我而起，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
我走到母亲面前，她对我说了几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我问她：“爸去哪里了？”
她擦干眼泪，又说了几句，也等于什么也没说。
我跑回房间，飞快写下一句：“家里怎么了，爸去哪里了？”我拿给母亲看，她摇摇头，疑惑地看着我。我才反应过来，她有很多字不认识。
她擦干眼泪，开始收拾狼藉的地面，并给我做晚饭。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来。
我满肚子的话没地方发泄，左右脚轮流踢沙发，两只脚的脚趾渗出鲜血，像涂了鲜艳的指甲油。母亲过来抱着我，劝我，给我剥开心果，一个晚上守在我身边，我依旧像发怒的小狮子，不管不顾地发泄情绪。
我想起曾外祖母，她临终前，清楚地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灯灯，你要好好的”，她是不是已经预料到我会遭遇到这一劫难？她是在鼓励我吗？说得轻巧，我这般境地，还能好好的吗？
第二天一整天父亲依旧没有回来。黄昏一点点来临，天色暗下来，从阳台上望去，远处房子的灯光一点儿一点儿亮起来，灯光是黑夜的眼睛，它们能看见世界的另一面。我平静下来了，坚信父亲是我世界里的灯光，他今晚会打开家门出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天午饭后，母亲接了个电话，顿时慌了神，她慌乱地收拾衣物，拉着我向车站跑去。
我一路问她：“妈，我们去哪里？”
“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我仔细辨认她的口型，猜不准去哪里。
我们坐上去海边的车，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和转乘，回到了曾外祖母家的海边。母亲带我径直去了大舅爷家，大舅爷家院里已经聚集了好些亲戚，他们一见我们，就接过行李。母亲转身跟我说几句话，就跟他们走了。
我隐隐感到事情跟父亲有关，我说：“我也去。”
母亲没过多搭理我。大舅爷的孙子孙女们围在我身边，跟我说话。我很着急，明明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只有我蒙在鼓里。
我跟着追出去，他们纷纷跳上那天晚上我乘坐的大卡车绝尘而去，我追在后面竭尽全力地喊：“我也去——”
陪在我身边的是舅爷的孙子孙女们，他们也跟着跑跟着喊。眼看着大卡车越走越远，它像一只灰色的甲虫爬行在盘旋的公路上，纵使我拼尽全身力气也追不上，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小，最后隐没进树林里。
眼前只有树林和耀眼的阳光。一垄一垄翠绿的、墨绿的和远处灰蒙蒙的树林，重重叠叠地延伸，它们在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薄薄的蒸汽。回头已经看不见大海。
我站在8月的沥青公路上，像站在滚烫的热锅上，无助得犹如一只小蚂蚱。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想法，父亲一定遇上大事了，他会死吗？他是不是死了？他死了我怎么办？
大舅爷的孙女小婵拎着我掉落的鞋子第一个跟上来，她把鞋子递给我，我问她：“我爸怎么了？”
她说什么我也听不见。
我又问她：“我爸是不是死了？”
她笑了，摇摇头说：“没死。”
我一再确认她的口型，终于放下心。双脚有点儿渗血，我忘了痛，此刻汗流浃背的我无比轻松，一拐一拐地跟着小婵他们回去。
回到家里，我在纸上跟小婵“说话”。
我写道：“我妈他们去哪里？”
小婵写道：“去找你爸。”
我：“我爸怎么了？”
小婵：“你爸去镇上卫生院大闹，把杜医生打得半死，还去他家里闹事，说你要是聋了，他会杀了杜医生一家。后来他被抓起来关进派出所了。”
父亲一辈子教我与人为善，在学校里不要跟同学吵架和打架，不要欺负同学，如果有人欺负自己要告诉老师。他也从来不惹是生非，这一次，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记得父亲的同事付叔叔来家里吃饭时讲，单位里有个人想把父亲从科长的位置上挤对下来，做了不好的事栽赃到父亲身上，父亲没有争辩就把责任承担下来，他若是把那事说出去那人会丢了工作。可是那人还理直气壮来跟父亲理论什么，父亲不理会他。付叔叔说：“灯灯，你爸肚子里能撑船哩。”父亲抿一口茶，说：“大伙都心知肚明呢，不是什么大事，用不着跟他计较。”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去买菜，刚出菜市场他就被横穿过来的自行车撞了，骑自行车的人急刹车跳下来，不可思议的是那人车筐里的酱油泼了他一身，那人只是瞧了瞧我们，拧好瓶盖，没有道歉就走了。父亲只是说了一句：“真不懂事。”至今他的那件有着油渍的白衬衫再也没有穿过。我随随便便就能列举出十件几十件事，说明父亲的大度，或者过度谦让，乃至懦弱、退缩。
一想到父亲打了人，我心生一股豪气，他也没那么懦弱吧。为了我找人打架了，父亲简直是个英雄。只要他活着，一切都不会那么糟糕，我会好起来的。
几天后，父亲被释放出来。我以为我聋了，他会嫌弃我，他没有，他对我比以前还要好。
父亲告诉我，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口型，了解对方说话的内容。他一边很夸张地说话一边教我观察。有时候，我看不懂，莫名地着急烦躁，像困兽一般绝望地叫喊。你们不懂这样的感受，好比你习惯了你的左膀右臂，突然间失去了，你连最简单的取点儿东西也无法做到，你会感到恐慌、无助，感到世界离你越来越远。你想象不到自己会变得这么弱小，毫无反抗之力。你无所适从。你愤怒抓狂，你想自暴自弃。
父亲总是鼓励我，在纸上跟我聊天，他说：“咱们一定能治好耳朵，你放宽心。”
我：“如果治不好怎么办？”
父亲：“不可能治不好。世界上那么多疑难杂症医生都能医治，你的耳朵只是小问题，小小小小的问题，就像用剪刀剪下一个線头那么简单。”
我：“我是说，万一治不好呢？”
父亲：“不存在万一，我们要相信一万个能治好。”
我一直问他，万一治不好的结局，父亲一直回避，直到有一天被问急了，他在纸上“说”：“治不好有治不好的活法呗，有什么大不了。”
治不好的活法是什么样？我忍不住想：我听不见铃声，看到同学们走进教室也跟着走进教室，看到他们出来也跟着出来，他们背书包回家，我也背书包回家。上课时我听不到老师任何一句话，考试会得鸭蛋。同学取笑我，我听不见，我还对他们友好地微笑，把他们当好朋友。我再也不能拉琴了，首席小提琴手会由谁来替代？我上街买东西问价格，只能跟老板比手势……我要随身携带纸和笔，碰到不识字的人，他们瞧都不瞧一眼纸上的文字，他们满脸不开心地走开。在大街上，看到人家跑也跟着跑，以为有火灾或者地震，说不定人家在跑步锻炼。我要仔细观察别人的口型，死死盯着别人的脸，人家以为我脑筋有问题……啊，想到将来的种种，悲伤又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