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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0后”诗歌，早在新世纪之初，就被关注和讨论了。可惜在陕西，这一讨论一直比较零碎。对这一个以代际命名的群体，至今缺乏较为完整的描述。2019年，是一个具有节点性质的年份。走过这一年，“80后”就陆续进入40岁了。的确是该回顾和自我审视一下了。更不用说，早从前几年开始，“90后”的更为年轻的写作者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逼”得“80后”不得不面临“前后夹击”的态势。笔者作为“80后”中的一员，同样面临这样的“节点”问题，不得不带着感慨与警醒，总结并承认——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活着活着就老了”。
然而，这种回顾和省察以个人的方式进行自我审视，固然无不可，甚至是必须的;它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但是，要求更为客观一些的、以“他者”的方式对一个群体的评判，如何可能？具体实践起来，却有重重困难。比如，何谓“陕西诗人”？如果将范围划定为本省籍、或外省籍而主要在陕西从事诗歌创作与活动的80后诗人，但是有些陕西籍而在外省（临时）工作或定居的诗人，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们丰富着陕西的诗歌面向，不仅使我们无从拒绝，甚至觉得极为必要。更不用说，由于现代生活变动不居，和许多人一样，诗人们如今也面临着今天在此处、明天就有可能去他别处的境遇。这些，都为“陕西诗人”的边界划定带来了一定难度。
从诗歌内部来说，有效的评论不仅要求对所评论的群体相当熟悉，还要对这个群体的外围状况（比如外省的状况，比如“80前”、“90后”的情况）的相当把握，最好还能了解一些个人的状况。此外，也是最重要的——还需要有对诗（不是某一派诗、而是风格和类型多样的诗）的判断力。所有这些，对于像笔者这样一个已经不年轻的“年轻人”和“嫩手”来说，都不无困难。
有些吊诡的是，这似乎又是一种“诱惑”：正因为不了解，所以不该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正因为是“新手”，所以更应该多加“操练”（熟悉的朋友都知道，笔者的多数“评论”文字，都是个案分析，极少宏观的考察，就因为所见不多而又“手生”）。以鄙之意，一直私心里觉得，宏观的文字应该由经验丰富、意见沉稳的批评者来写。类似的事于笔者，似乎多有不相宜。虽则如此，面对“80后”的诗歌现状，又觉得义不容辞。于是，虽然自知不称职，也还是勉力为之。最终的结果，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印象、感受、期望和共勉。
二
谈论陕西80后诗歌，仿佛“80后”有什么可以总结和抓得住的共同特点。实际的情形则是，因为存在着10年的跨度，即使在“80后”内部，都可能存在所谓“代际”差别。比如8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在情感和观念上，与70年代末出生的诗人可能更相近一些。而80年代末出生的诗人，则与90年代初的诗人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话语。更不用说，出生的地域、成长的环境、知识的背景、生活的遭际与机遇，乃至文学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都可能使他们在诗歌创作的具体取向上各有所取，形貌相异。通过近几年对陕西80后诗人的观察，笔者感到，从创作路向上看，目前的陕西“80后”诗歌创作，在继承前辈诗人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呈现出这样几个倾向。
第一，延续陕西诗歌独特的抒情特征。陕西诗歌的独特的抒情性、甚至浪漫性，有悠长的传统。从近处往远处说，有“70后”诗人王琪、王可田，也有“60后”诗人成路、白麟，更有“50后”诗人耿翔等人，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的诗人那里。如今，我们看到，“80后”的诗人马慧聪、李东、曹文生、窟野河（王勇）、岳朗……等人，不同程度地走在这条路上，部分地延续、强化和开拓着这个传统。
第二，继承和发扬陕西诗歌的口语化传统。这个传统由韩东、丁当等当代诗人于上世纪80年代开启，继而在上世纪90年代由诗人伊沙这里发展强化，后来，又在新世纪初借着网络平台进一步滥觞，成为国内诗歌的一个重要面向。陕西诗歌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是国内口语诗的一方重镇。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在以身居西安伊沙、秦巴子等人为核心的“长安诗歌节”周围，聚集了一批泛口语诗歌写作者，其中包括“60后”的李岩、“70后”的朱剑、黄海、王有尾，也有“80后”的西毒何殇、艾蒿、刘天雨、左右（因其多样的诗歌面向，准确说算半个口语诗人）、袁源、刘斌、高兴涛……等诗人。他们当中，有来自陕南、陕北、关中等各个地方的写作者，其总体诗歌倾向则是，先锋、直接、现实、锐利、怪诞、意外、黑色幽默等等。虽然此次“大展”，有些诗人并没有参与进来，但是他们的强大的写作动力、资源和路向，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他们在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简洁化、直接化和当下化上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这一点，只消看袁源的诗，就不难理解。
上述写作者中，高兴涛算是有点例外，他的诗歌总体上是叙事，但是音调更为低抑，带着极为克制的细微的抒情。这一点，既是对陕西传统的抒情特征的改造性继承（改造后的结果是其写作更加直接和透彻），又使他的写作与更为敞露的口语写作拉开了距离。就此来说，高兴涛和另一些诗人如秦客、张大林、张二冬、安途……等，有点相似。他们基本上没有参与到“长安诗歌节”的活动圈子中去，却同样呈现出口语诗直接和爽利的特征。特别是秦客，从进入新世纪初开始，就借着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在各大诗歌网站崭露头角，随后登上国内重要的诗歌刊物，始终以先锋的诗歌写作样态，表现颇为不凡。他们的诗歌，相比单纯的口语写作，又普遍地具有某种叙述的跳脱感（比如张大林的诗题与诗歌内容之间的张力，秦客诗中那种冷静、旁观式的描述与内在的轻盈和抒情的意味等），以及经过自我意识控制、因而有效把握的细微的抒情。这一点，对于陕西、乃至整个中国的口语诗发展都多有开拓和贡献。
与这种写作倾向有些相似，又显得更为“居间”状态的诗，可说是陕西80后诗歌的第三个倾向与特点。与直接、日常写作的口语诗相比，这些诗更显抒情;与更为常见的陕西抒情诗相比，它们又更显灵动。比如破破、高东国、焕、吕布布……或许还应算上杨麟（他的诗看似传统，又不时地包藏着意外）的一些诗，都是如此。这个传统似乎可以上溯到“70后”的詩人周公度那里。笔者曾在别处说过，周公度是上天给陕西诗歌的一个馈赠。因为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倾向，简洁、干净、微妙、悠远，没有方巾气，也没有地方性，更没有承袭陕西诗歌陈旧的书写方式，无论从诗歌的内容，还是具体的写法，都对矫正陕西诗歌的一些积弊，极有启发。就此来说，周公度开启了陕西诗歌的一个传统。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被70后诗人开启的新传统上，慢慢走出一些“后继者”，他们以自己的才情和想象，进行着各自的创造性书写，使得陕西诗歌的总体面貌不仅显得更为立体多样，而且空前地巧妙、锐利、具有锋芒。这种锋芒有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也有直接伸入生活的直接性。不夸张地说，这种写作提高了整个陕西诗歌的整体水平。 同时，这类诗歌也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学养，我说的并非为创作者食而不化的那种知识，而是被其消化并转化成其创作素质、成为其身心一部分的涵养。这一点，无论从其写作的题材（明显地宽泛了）、还是处理题材的方式（明显地多样了、运用自如了），都可以看出来。与此类似的，还有丁小龙等人的创作。他们的写作同样地没有明显的地域性，同样地向精神和记忆的内部开掘。只是，也可说形成对照的是，丁小龙的诗并不如前面几位写得那么爽利，而是具有某种幽暗的低沉和迂回的质素。在和缓低微的叙述中具有明显的沉思甚至冥想特征。它来自记忆，也来自创作者主体对记忆的重塑。如此明显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写作，在之前的陕西诗歌中比较少见，而随着写作者总体素质（包括文化程度）的提高，知识作为素养或素养的之准备的写作，空前繁盛和有效起来。
第四，与上述写作真正形成对照的，则是子非等人的诗歌创作。子非的诗几乎完全来自他的生活，他的家乡，他所看到的日益疮痍的农村和出身村里人（包括从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这使得他的诗具有无可辩驳的大地感。这种大地感与之前关于乡土的叙述不同，仿佛犁铧翻开了大地的深处，他的诗更有之前的乡土诗所不具有的真实感，尤其是关乎当下的痛感。同样从汉中走出来的诗人杨康，有部分诗作也具有这些特点。所不同者，他的诗多以“我”的为圆心，一步步切入。子非的诗则多以旁观的“冷眼”和“热腔”，展示给我们某种事态。
第五，一些身处外地的陕西籍诗人，如吕布布（商州人，现居深圳）、杨康（汉中人，现居重庆）、苏微凉（现居杭州）、陈昊（西乡人，现居杭州）、冷风（现居广西柳州）、张海波（柞水人，现居广西横县）、哑者无言（吕付平，旬阳人，现居浙江宁波）……在诗歌创作上都多有成绩。比如杨康，早在五六年前的大学期间就热心诗歌并崭露头角，陆续在国内各大刊物发表诗作，不仅创作数量多，质量也比较整齐（虽然总体来看散文化痕迹较重）。总之，这些创作者由于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精神资源，他们的诗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异质性和某些在陕西的诗人身上所缺乏的卓越特征。作为陕西诗歌的有益补充和调剂，它们同样值得珍视。
以上几个路向的创作，各有鲜明的特色;其中不少，都是向国内水平看齐，甚至与之并列，成为当前国内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不同的倾向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式“咬合”和发展。表面看来似乎相矛盾，实际上在相互的“冲突”中存在相互吸纳和更新的可能。
三
上述一些倾向，主要是就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的。从诗歌内容或题材来说，值得一提的是，陕西“80后”的诗歌创作，显示出越来越直面生活的真实性与切身性。与传统诗歌写作中的某些虚矫、回避和无视现实的倾向不同，“80后”的写作大都回避宏大叙事，相反，他们扎根现实、注目日常生活，聚焦于具体而微的世俗细节，读来更容易让人感到亲近、真实，引发同感。这些特点，在泛口语化的诗中自然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如张海波、卿荣波、张二冬……等人的部分诗作中，我们看到，情形也是如此。更有甚者，在一些诗中，诗人们不回避现实生活的凝重、坚硬和痛楚，直笔写来，在诗艺之外，更显出史的价值与道义。杨康、苏微凉、哑者无言等人的诗，都是如此。而像子非、钟楠等人，以具象和案例的方式写到人的死、不幸、命运……这更是之前的诗歌很少写到的，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直接和锋芒。而像梁亚军、高权、左右等人的诗，更是能够从自身的独特经验出发，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好诗。这些都是好的征象，说明诗人们的创作在不断朝向自身、朝向未加遮掩的真实。对于诗来说，真实是最可贵的，也最难得的。
前文提到，“长安诗歌节”，作为一个以西安为核心，辐射全省，乃至全国的诗歌圈子，它固然也可以看作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地域性“集团”。但是与我们下面所要提及的地域性“集团”不同，“长安诗歌节”作为一个“集团”，它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诗歌写作倾向上的相似，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个首先在诗歌观念和创作方式上相近的“集团”，而不是“地域性”“集团”——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它也是下面所谈及的地域性“集团”中的一个。
这里，笔者想要重点提及的，是汉中的诗歌地域性“集团”，尤其是以子非、黄兵等80后诗人为代表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有60后的诗人古岛作为前辈和灵魂，有子非等80后诗人为骨干，也有“90后”诗人程川等后起之秀为有力的后续力量，不仅形成地域“集团”，还成为一个前后相继的梯队，前后扶掖，互相鼓励，形成了创作上的良好互动。加之有他们自己创办的民刊《乌鸦》所呈现的“集团”内的创作成绩，以及与外界有效交流，就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更显活跃。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神木80后诗人“井喷”式涌现的状况。以一个总人口不到50万的县，所涌现出来的80后诗人就有马慧聪、青柳、破破、惟岗、十指为林、王永耀、窟夜河（王勇）、沙柳、杨佳佳、李岸等十多位诗人，不能不令人称奇。其中，不少诗人已经多有创获，成绩骄人。这样的“井喷”现象，大约也可称之为“神木现象”。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总结和深思的。比如，它与陕北前些年的快速发展之间有无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又有怎样的普遍性？等等。如果将视野再放大到整个榆林市，那么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榆林几乎可以说是陕西省内九个地级市诗歌创作的第一大市，也是出现诗人最多、最密集的一个市。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同样值得追问和深思。
说到这里，似乎也不应该忘了作为民间力量的诗歌网和《陕西诗歌》所团结的诗人，以及为陕西的年轻诗人们所提供的成长和发展机会与平台。从气质上说，这是一个更为松散也更为包容的、超越了地域与某种诗歌倾向的诗歌“集团”。
当然，无论外力多大，我们还要从诗人内部寻找原因。就此而言，诗人之间的相互切磋与砥砺恐怕是非常紧要的，对于以后的长期发展，也才是极为重要的。据诗人青柳等人讲述，他们成立了“神木文学批评小组”（让人想起上世纪初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以及近两百年前赫尔岑笔下充满理想的俄国青年们自发成立的“孙古罗夫小组”、“斯坦克维奇小组”、“斯拉夫小组”），常会举行一些“读诗会”和“改诗会”的活动。这种据说不留情面、紧张活跃又不失友好的修改和“苛责”，取得了切实良好的效果。笔者以为，这样的活动，不仅提升了彼此的诗艺，也优化了诗歌环境，增进了彼此的诗歌友谊，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而这些，都是诗歌发展、诗人“丛生”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诗人的地域性“集团”化诞生與存在，实在是促进诗歌发展的重要土壤。类似的活动，上述各个诗歌“集团”其实都在不同程度地做，有的甚至做得有声有色，效果卓著。
四
置身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我们普遍感到，写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从内部来说，是诗写得如何？在诗歌创作圈内如何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从外部来说，是社会的巨变，诗歌日益边缘，写诗不仅难以获得什么实际的回报，就是争取一些目光，也变得困难。当然，这也是个好事。它让那些想通过写诗获得其他利益者，因为看到无望获利，或者获利甚少而自动地走开，让写诗这件事变得更加纯粹。此外，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诗的写作门槛不断提高，也在客观上要求诗人们，不要做一朝成名的梦，不要把诗坛当作名利场，不要以做买卖的心态进入诗歌。相反，需要认清楚，写作从来都是孤独和寂寞的事业。而这，也要求写作者们要有更大的信心和愿力，至少要有更为持久的恒心、耐力，不惜坐“冷板凳”（包括不为大众知晓、不被批评者关注），长久地沉浸在诗歌创作之中，十年如一日，才可能有所创获。从诗歌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来看，许多“中途”的写作者终将会离开。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就像一次长跑，一起出发的人总是很多，能坚持跑到终点的却寥寥无几。有理由期望，继续留在诗歌这里，从事创作活动的，是更多悉心于诗艺之精进者、自我之精进者。
以上所述，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所言，很难说是所谓评论与评判，而更像是一点印象，难脱零散之嫌。对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特点未能提及，即使提到的一些也多有遗漏，更是难以避免。从文章一开始对“评价”的种种困难的详举与分析中，我们也看到，对正走在上升和发展、远没有定型和原地踏步的80诗歌写作者来说，评价本身的“不可能”。虽然如此，本文的题目还是早已暴露了笔者的某些倾向，甚或“判断”。所谓“葳蕤的生长”，既是指写作人数之众多、可圈可点的诗作与诗人的辈出，也是指创作路向的丰富、生长土壤的肥沃。当然，更是对已经展示出来的如此丰茂、强劲的生长力量（包括民间的诗歌组织力量）的感慰——至少也是一种希望能够与各位共勉的愿景。有理由相信，在这一群更具开阔的写作视野的诗人的共同努力下，未来十年里，陕西诗歌的面貌会为之一变，为之一新。
责任编辑|王可田
宋宁刚，南京大学哲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有诗集、诗论集、随笔集、译著等多部。
“80后”诗歌，早在新世纪之初，就被关注和讨论了。可惜在陕西，这一讨论一直比较零碎。对这一个以代际命名的群体，至今缺乏较为完整的描述。2019年，是一个具有节点性质的年份。走过这一年，“80后”就陆续进入40岁了。的确是该回顾和自我审视一下了。更不用说，早从前几年开始，“90后”的更为年轻的写作者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逼”得“80后”不得不面临“前后夹击”的态势。笔者作为“80后”中的一员，同样面临这样的“节点”问题，不得不带着感慨与警醒，总结并承认——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活着活着就老了”。
然而，这种回顾和省察以个人的方式进行自我审视，固然无不可，甚至是必须的;它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但是，要求更为客观一些的、以“他者”的方式对一个群体的评判，如何可能？具体实践起来，却有重重困难。比如，何谓“陕西诗人”？如果将范围划定为本省籍、或外省籍而主要在陕西从事诗歌创作与活动的80后诗人，但是有些陕西籍而在外省（临时）工作或定居的诗人，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们丰富着陕西的诗歌面向，不仅使我们无从拒绝，甚至觉得极为必要。更不用说，由于现代生活变动不居，和许多人一样，诗人们如今也面临着今天在此处、明天就有可能去他别处的境遇。这些，都为“陕西诗人”的边界划定带来了一定难度。
从诗歌内部来说，有效的评论不仅要求对所评论的群体相当熟悉，还要对这个群体的外围状况（比如外省的状况，比如“80前”、“90后”的情况）的相当把握，最好还能了解一些个人的状况。此外，也是最重要的——还需要有对诗（不是某一派诗、而是风格和类型多样的诗）的判断力。所有这些，对于像笔者这样一个已经不年轻的“年轻人”和“嫩手”来说，都不无困难。
有些吊诡的是，这似乎又是一种“诱惑”：正因为不了解，所以不该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正因为是“新手”，所以更应该多加“操练”（熟悉的朋友都知道，笔者的多数“评论”文字，都是个案分析，极少宏观的考察，就因为所见不多而又“手生”）。以鄙之意，一直私心里觉得，宏观的文字应该由经验丰富、意见沉稳的批评者来写。类似的事于笔者，似乎多有不相宜。虽则如此，面对“80后”的诗歌现状，又觉得义不容辞。于是，虽然自知不称职，也还是勉力为之。最终的结果，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印象、感受、期望和共勉。
二
谈论陕西80后诗歌，仿佛“80后”有什么可以总结和抓得住的共同特点。实际的情形则是，因为存在着10年的跨度，即使在“80后”内部，都可能存在所谓“代际”差别。比如8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在情感和观念上，与70年代末出生的诗人可能更相近一些。而80年代末出生的诗人，则与90年代初的诗人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话语。更不用说，出生的地域、成长的环境、知识的背景、生活的遭际与机遇，乃至文学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都可能使他们在诗歌创作的具体取向上各有所取，形貌相异。通过近几年对陕西80后诗人的观察，笔者感到，从创作路向上看，目前的陕西“80后”诗歌创作，在继承前辈诗人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呈现出这样几个倾向。
第一，延续陕西诗歌独特的抒情特征。陕西诗歌的独特的抒情性、甚至浪漫性，有悠长的传统。从近处往远处说，有“70后”诗人王琪、王可田，也有“60后”诗人成路、白麟，更有“50后”诗人耿翔等人，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的诗人那里。如今，我们看到，“80后”的诗人马慧聪、李东、曹文生、窟野河（王勇）、岳朗……等人，不同程度地走在这条路上，部分地延续、强化和开拓着这个传统。
第二，继承和发扬陕西诗歌的口语化传统。这个传统由韩东、丁当等当代诗人于上世纪80年代开启，继而在上世纪90年代由诗人伊沙这里发展强化，后来，又在新世纪初借着网络平台进一步滥觞，成为国内诗歌的一个重要面向。陕西诗歌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是国内口语诗的一方重镇。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在以身居西安伊沙、秦巴子等人为核心的“长安诗歌节”周围，聚集了一批泛口语诗歌写作者，其中包括“60后”的李岩、“70后”的朱剑、黄海、王有尾，也有“80后”的西毒何殇、艾蒿、刘天雨、左右（因其多样的诗歌面向，准确说算半个口语诗人）、袁源、刘斌、高兴涛……等诗人。他们当中，有来自陕南、陕北、关中等各个地方的写作者，其总体诗歌倾向则是，先锋、直接、现实、锐利、怪诞、意外、黑色幽默等等。虽然此次“大展”，有些诗人并没有参与进来，但是他们的强大的写作动力、资源和路向，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他们在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简洁化、直接化和当下化上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这一点，只消看袁源的诗，就不难理解。
上述写作者中，高兴涛算是有点例外，他的诗歌总体上是叙事，但是音调更为低抑，带着极为克制的细微的抒情。这一点，既是对陕西传统的抒情特征的改造性继承（改造后的结果是其写作更加直接和透彻），又使他的写作与更为敞露的口语写作拉开了距离。就此来说，高兴涛和另一些诗人如秦客、张大林、张二冬、安途……等，有点相似。他们基本上没有参与到“长安诗歌节”的活动圈子中去，却同样呈现出口语诗直接和爽利的特征。特别是秦客，从进入新世纪初开始，就借着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在各大诗歌网站崭露头角，随后登上国内重要的诗歌刊物，始终以先锋的诗歌写作样态，表现颇为不凡。他们的诗歌，相比单纯的口语写作，又普遍地具有某种叙述的跳脱感（比如张大林的诗题与诗歌内容之间的张力，秦客诗中那种冷静、旁观式的描述与内在的轻盈和抒情的意味等），以及经过自我意识控制、因而有效把握的细微的抒情。这一点，对于陕西、乃至整个中国的口语诗发展都多有开拓和贡献。
与这种写作倾向有些相似，又显得更为“居间”状态的诗，可说是陕西80后诗歌的第三个倾向与特点。与直接、日常写作的口语诗相比，这些诗更显抒情;与更为常见的陕西抒情诗相比，它们又更显灵动。比如破破、高东国、焕、吕布布……或许还应算上杨麟（他的诗看似传统，又不时地包藏着意外）的一些诗，都是如此。这个传统似乎可以上溯到“70后”的詩人周公度那里。笔者曾在别处说过，周公度是上天给陕西诗歌的一个馈赠。因为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倾向，简洁、干净、微妙、悠远，没有方巾气，也没有地方性，更没有承袭陕西诗歌陈旧的书写方式，无论从诗歌的内容，还是具体的写法，都对矫正陕西诗歌的一些积弊，极有启发。就此来说，周公度开启了陕西诗歌的一个传统。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被70后诗人开启的新传统上，慢慢走出一些“后继者”，他们以自己的才情和想象，进行着各自的创造性书写，使得陕西诗歌的总体面貌不仅显得更为立体多样，而且空前地巧妙、锐利、具有锋芒。这种锋芒有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也有直接伸入生活的直接性。不夸张地说，这种写作提高了整个陕西诗歌的整体水平。 同时，这类诗歌也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学养，我说的并非为创作者食而不化的那种知识，而是被其消化并转化成其创作素质、成为其身心一部分的涵养。这一点，无论从其写作的题材（明显地宽泛了）、还是处理题材的方式（明显地多样了、运用自如了），都可以看出来。与此类似的，还有丁小龙等人的创作。他们的写作同样地没有明显的地域性，同样地向精神和记忆的内部开掘。只是，也可说形成对照的是，丁小龙的诗并不如前面几位写得那么爽利，而是具有某种幽暗的低沉和迂回的质素。在和缓低微的叙述中具有明显的沉思甚至冥想特征。它来自记忆，也来自创作者主体对记忆的重塑。如此明显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写作，在之前的陕西诗歌中比较少见，而随着写作者总体素质（包括文化程度）的提高，知识作为素养或素养的之准备的写作，空前繁盛和有效起来。
第四，与上述写作真正形成对照的，则是子非等人的诗歌创作。子非的诗几乎完全来自他的生活，他的家乡，他所看到的日益疮痍的农村和出身村里人（包括从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这使得他的诗具有无可辩驳的大地感。这种大地感与之前关于乡土的叙述不同，仿佛犁铧翻开了大地的深处，他的诗更有之前的乡土诗所不具有的真实感，尤其是关乎当下的痛感。同样从汉中走出来的诗人杨康，有部分诗作也具有这些特点。所不同者，他的诗多以“我”的为圆心，一步步切入。子非的诗则多以旁观的“冷眼”和“热腔”，展示给我们某种事态。
第五，一些身处外地的陕西籍诗人，如吕布布（商州人，现居深圳）、杨康（汉中人，现居重庆）、苏微凉（现居杭州）、陈昊（西乡人，现居杭州）、冷风（现居广西柳州）、张海波（柞水人，现居广西横县）、哑者无言（吕付平，旬阳人，现居浙江宁波）……在诗歌创作上都多有成绩。比如杨康，早在五六年前的大学期间就热心诗歌并崭露头角，陆续在国内各大刊物发表诗作，不仅创作数量多，质量也比较整齐（虽然总体来看散文化痕迹较重）。总之，这些创作者由于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精神资源，他们的诗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异质性和某些在陕西的诗人身上所缺乏的卓越特征。作为陕西诗歌的有益补充和调剂，它们同样值得珍视。
以上几个路向的创作，各有鲜明的特色;其中不少，都是向国内水平看齐，甚至与之并列，成为当前国内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不同的倾向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式“咬合”和发展。表面看来似乎相矛盾，实际上在相互的“冲突”中存在相互吸纳和更新的可能。
三
上述一些倾向，主要是就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的。从诗歌内容或题材来说，值得一提的是，陕西“80后”的诗歌创作，显示出越来越直面生活的真实性与切身性。与传统诗歌写作中的某些虚矫、回避和无视现实的倾向不同，“80后”的写作大都回避宏大叙事，相反，他们扎根现实、注目日常生活，聚焦于具体而微的世俗细节，读来更容易让人感到亲近、真实，引发同感。这些特点，在泛口语化的诗中自然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如张海波、卿荣波、张二冬……等人的部分诗作中，我们看到，情形也是如此。更有甚者，在一些诗中，诗人们不回避现实生活的凝重、坚硬和痛楚，直笔写来，在诗艺之外，更显出史的价值与道义。杨康、苏微凉、哑者无言等人的诗，都是如此。而像子非、钟楠等人，以具象和案例的方式写到人的死、不幸、命运……这更是之前的诗歌很少写到的，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直接和锋芒。而像梁亚军、高权、左右等人的诗，更是能够从自身的独特经验出发，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好诗。这些都是好的征象，说明诗人们的创作在不断朝向自身、朝向未加遮掩的真实。对于诗来说，真实是最可贵的，也最难得的。
前文提到，“长安诗歌节”，作为一个以西安为核心，辐射全省，乃至全国的诗歌圈子，它固然也可以看作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地域性“集团”。但是与我们下面所要提及的地域性“集团”不同，“长安诗歌节”作为一个“集团”，它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诗歌写作倾向上的相似，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个首先在诗歌观念和创作方式上相近的“集团”，而不是“地域性”“集团”——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它也是下面所谈及的地域性“集团”中的一个。
这里，笔者想要重点提及的，是汉中的诗歌地域性“集团”，尤其是以子非、黄兵等80后诗人为代表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有60后的诗人古岛作为前辈和灵魂，有子非等80后诗人为骨干，也有“90后”诗人程川等后起之秀为有力的后续力量，不仅形成地域“集团”，还成为一个前后相继的梯队，前后扶掖，互相鼓励，形成了创作上的良好互动。加之有他们自己创办的民刊《乌鸦》所呈现的“集团”内的创作成绩，以及与外界有效交流，就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更显活跃。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神木80后诗人“井喷”式涌现的状况。以一个总人口不到50万的县，所涌现出来的80后诗人就有马慧聪、青柳、破破、惟岗、十指为林、王永耀、窟夜河（王勇）、沙柳、杨佳佳、李岸等十多位诗人，不能不令人称奇。其中，不少诗人已经多有创获，成绩骄人。这样的“井喷”现象，大约也可称之为“神木现象”。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总结和深思的。比如，它与陕北前些年的快速发展之间有无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又有怎样的普遍性？等等。如果将视野再放大到整个榆林市，那么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榆林几乎可以说是陕西省内九个地级市诗歌创作的第一大市，也是出现诗人最多、最密集的一个市。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同样值得追问和深思。
说到这里，似乎也不应该忘了作为民间力量的诗歌网和《陕西诗歌》所团结的诗人，以及为陕西的年轻诗人们所提供的成长和发展机会与平台。从气质上说，这是一个更为松散也更为包容的、超越了地域与某种诗歌倾向的诗歌“集团”。
当然，无论外力多大，我们还要从诗人内部寻找原因。就此而言，诗人之间的相互切磋与砥砺恐怕是非常紧要的，对于以后的长期发展，也才是极为重要的。据诗人青柳等人讲述，他们成立了“神木文学批评小组”（让人想起上世纪初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以及近两百年前赫尔岑笔下充满理想的俄国青年们自发成立的“孙古罗夫小组”、“斯坦克维奇小组”、“斯拉夫小组”），常会举行一些“读诗会”和“改诗会”的活动。这种据说不留情面、紧张活跃又不失友好的修改和“苛责”，取得了切实良好的效果。笔者以为，这样的活动，不仅提升了彼此的诗艺，也优化了诗歌环境，增进了彼此的诗歌友谊，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而这些，都是诗歌发展、诗人“丛生”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诗人的地域性“集团”化诞生與存在，实在是促进诗歌发展的重要土壤。类似的活动，上述各个诗歌“集团”其实都在不同程度地做，有的甚至做得有声有色，效果卓著。
四
置身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我们普遍感到，写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从内部来说，是诗写得如何？在诗歌创作圈内如何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从外部来说，是社会的巨变，诗歌日益边缘，写诗不仅难以获得什么实际的回报，就是争取一些目光，也变得困难。当然，这也是个好事。它让那些想通过写诗获得其他利益者，因为看到无望获利，或者获利甚少而自动地走开，让写诗这件事变得更加纯粹。此外，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诗的写作门槛不断提高，也在客观上要求诗人们，不要做一朝成名的梦，不要把诗坛当作名利场，不要以做买卖的心态进入诗歌。相反，需要认清楚，写作从来都是孤独和寂寞的事业。而这，也要求写作者们要有更大的信心和愿力，至少要有更为持久的恒心、耐力，不惜坐“冷板凳”（包括不为大众知晓、不被批评者关注），长久地沉浸在诗歌创作之中，十年如一日，才可能有所创获。从诗歌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来看，许多“中途”的写作者终将会离开。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就像一次长跑，一起出发的人总是很多，能坚持跑到终点的却寥寥无几。有理由期望，继续留在诗歌这里，从事创作活动的，是更多悉心于诗艺之精进者、自我之精进者。
以上所述，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所言，很难说是所谓评论与评判，而更像是一点印象，难脱零散之嫌。对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特点未能提及，即使提到的一些也多有遗漏，更是难以避免。从文章一开始对“评价”的种种困难的详举与分析中，我们也看到，对正走在上升和发展、远没有定型和原地踏步的80诗歌写作者来说，评价本身的“不可能”。虽然如此，本文的题目还是早已暴露了笔者的某些倾向，甚或“判断”。所谓“葳蕤的生长”，既是指写作人数之众多、可圈可点的诗作与诗人的辈出，也是指创作路向的丰富、生长土壤的肥沃。当然，更是对已经展示出来的如此丰茂、强劲的生长力量（包括民间的诗歌组织力量）的感慰——至少也是一种希望能够与各位共勉的愿景。有理由相信，在这一群更具开阔的写作视野的诗人的共同努力下，未来十年里，陕西诗歌的面貌会为之一变，为之一新。
责任编辑|王可田
宋宁刚，南京大学哲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有诗集、诗论集、随笔集、译著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