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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我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和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就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大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处理好城乡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实际，为了中国城乡关系和谐发展，进行了艰辛又漫长的探索。
一、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演变历程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交流”阶段（1949～1952年）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但也面临着许多考验，国外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阻挠，国内疮痍满目，生产力水平极低。为了迅速恢复战后经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其次，统一货币和规范金融，为经济统一发展奠定基础。最后，国家大力发展集市贸易，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深受压迫的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国家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政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发展机会平等，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也可以从事工商业；富农经济和私营工商业存在，可以雇工，并且借贷自由。工农业产值大大提高，农业人口迁移至城市，城市人口比重增加。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乡阻隔”阶段（1953～1957年）
经过1949～1952年的发展，国民经济得到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我国的工业水平仍然非常落后。因此，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试图初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一五”计划时期，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工业的发展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频率大大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了15.4%。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政府继续采取措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缩小。农民从价格上获得了利益，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及工农联盟的巩固产生了有效的积极影响。
1953年12月初，为了解决粮食产量增长落后于需求量增长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对商品粮食进行统一调拨、分配和管理，以保证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农民丧失了剩余农产品的自由支配权，农副产品的自由流动遭到禁止，而且限制了农民进城就业，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家对生产和劳动实施统一的计划管理，农民失去自由安排自己劳动的权力，进步强化了对农民的组织约束。由此，合作化从组织上配合统购统销政策，促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初步形成。
（三）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城乡分离”阶段（1958年～1978年）
这一时期，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任务得以完成的基础上，国家调整了城乡发展思路，从城乡统筹兼顾逐渐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为重点、农村和农业为城市和工业服务的发展策略。虽然国家仍然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工业化发展。
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则，公有化程度极高，农民作为公社社员参加劳动，个人几乎没有拥有私有财产。人民公社运动使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不能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同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将公民分为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使城市和农村产生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就业、生活用品供给、福利等许多方面因为户口性质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城市和乡村应有的联系和流动被彻底割裂，形成了各自封闭的局面。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城乡之间的长期隔绝和分离。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这种制度力量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全面确立并越发巩固。城乡之间的阻隔，使得工业的发展不能惠及农业，农业生产方式和状态仍然非常落后，农民的生活相当贫困。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引入市场机制，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原本阻隔的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已迫不及待。经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家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采取了多重措施，试图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
（一）历史新时期：城乡差距先缩小后扩大阶段（1979～2002年）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改革从农村开始。首先，人民公社制度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集体所有、分户经营”特点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保障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支配自身劳动的权力，这使得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成为可能，农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这为改变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取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市场自由买卖逐渐代替了计划供应，大部分的农产品不再由国家定价而是由市场定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关系得到了调整。这些措施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关系得到改善。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我国工业和城市的经济改革序幕，国家逐渐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第一，改革地方行政体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行政壁垒。通过一部分地区的改革试点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体系发展思路：以一个主导城市为中心，通过大城乡区域的建立，统一安排生产、统一规划城市建设、统一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部署，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城乡要素的互通互补。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束缚。以“减税、让利、扩权”为主要手段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在城市中的全面展开，使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通过改革，不仅使企业重获发展生机，而且加大了城乡之间物资、劳动力、技术的交流，为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准备了条件。第三，国家十分重视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国家试图发挥其在促进城乡关系协调发展方面的最大正效应。
通过农村和城市的改革，这一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但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基础地位仍不稳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在改革过程中，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与此对应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不仅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以“三提五统两工”为主的农民负担却在加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时“三农”状况的最佳写照。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以及城乡阻隔的二元结构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2002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国家开始调整过去的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战略政策，努力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型城乡关系。党和国家开始更多的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三农”问题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国进入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
一方面，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4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的意见，粮食“直补”在全国实施。同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第十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五年逐步减免农业税的计划，以及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出。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征收农业税的历史落下帷幕。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使解决“三农”问题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另一方面，国家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建立强农惠农的制度体系。政府从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各方面为农村发展提供支持，基本形成了强农惠农的制度体系，包括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有91.5%的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达到8.15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7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出约1.6万亿元，相当于1993～2002年的支出总和。2008年投入“三农”的中央财政预算资金3917亿元，比2007年增长15.3%。由此可见，国家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是相当大的。
三、结语
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城乡关系和谐的最终目的，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实施使我国农村面貌得到一定的改善、农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城乡关系正以良好的态势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郑融，1989.5-，女，四川南充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法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王传涛，1985.9-，男，山东枣庄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法学，研究方向：中国化的经济理论实践
一、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演变历程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交流”阶段（1949～1952年）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但也面临着许多考验，国外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阻挠，国内疮痍满目，生产力水平极低。为了迅速恢复战后经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其次，统一货币和规范金融，为经济统一发展奠定基础。最后，国家大力发展集市贸易，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深受压迫的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国家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政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发展机会平等，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也可以从事工商业；富农经济和私营工商业存在，可以雇工，并且借贷自由。工农业产值大大提高，农业人口迁移至城市，城市人口比重增加。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乡阻隔”阶段（1953～1957年）
经过1949～1952年的发展，国民经济得到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我国的工业水平仍然非常落后。因此，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试图初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一五”计划时期，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工业的发展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频率大大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了15.4%。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政府继续采取措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缩小。农民从价格上获得了利益，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及工农联盟的巩固产生了有效的积极影响。
1953年12月初，为了解决粮食产量增长落后于需求量增长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对商品粮食进行统一调拨、分配和管理，以保证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农民丧失了剩余农产品的自由支配权，农副产品的自由流动遭到禁止，而且限制了农民进城就业，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家对生产和劳动实施统一的计划管理，农民失去自由安排自己劳动的权力，进步强化了对农民的组织约束。由此，合作化从组织上配合统购统销政策，促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初步形成。
（三）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城乡分离”阶段（1958年～1978年）
这一时期，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任务得以完成的基础上，国家调整了城乡发展思路，从城乡统筹兼顾逐渐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为重点、农村和农业为城市和工业服务的发展策略。虽然国家仍然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工业化发展。
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则，公有化程度极高，农民作为公社社员参加劳动，个人几乎没有拥有私有财产。人民公社运动使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不能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同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将公民分为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使城市和农村产生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就业、生活用品供给、福利等许多方面因为户口性质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城市和乡村应有的联系和流动被彻底割裂，形成了各自封闭的局面。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城乡之间的长期隔绝和分离。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这种制度力量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全面确立并越发巩固。城乡之间的阻隔，使得工业的发展不能惠及农业，农业生产方式和状态仍然非常落后，农民的生活相当贫困。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引入市场机制，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原本阻隔的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已迫不及待。经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家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采取了多重措施，试图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
（一）历史新时期：城乡差距先缩小后扩大阶段（1979～2002年）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改革从农村开始。首先，人民公社制度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集体所有、分户经营”特点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保障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支配自身劳动的权力，这使得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成为可能，农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这为改变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取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市场自由买卖逐渐代替了计划供应，大部分的农产品不再由国家定价而是由市场定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关系得到了调整。这些措施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关系得到改善。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我国工业和城市的经济改革序幕，国家逐渐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第一，改革地方行政体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行政壁垒。通过一部分地区的改革试点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体系发展思路：以一个主导城市为中心，通过大城乡区域的建立，统一安排生产、统一规划城市建设、统一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部署，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城乡要素的互通互补。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束缚。以“减税、让利、扩权”为主要手段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在城市中的全面展开，使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通过改革，不仅使企业重获发展生机，而且加大了城乡之间物资、劳动力、技术的交流，为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准备了条件。第三，国家十分重视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国家试图发挥其在促进城乡关系协调发展方面的最大正效应。
通过农村和城市的改革，这一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但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基础地位仍不稳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在改革过程中，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与此对应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不仅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以“三提五统两工”为主的农民负担却在加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时“三农”状况的最佳写照。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以及城乡阻隔的二元结构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2002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国家开始调整过去的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战略政策，努力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型城乡关系。党和国家开始更多的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三农”问题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国进入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
一方面，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4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的意见，粮食“直补”在全国实施。同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第十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五年逐步减免农业税的计划，以及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出。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征收农业税的历史落下帷幕。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使解决“三农”问题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另一方面，国家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建立强农惠农的制度体系。政府从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各方面为农村发展提供支持，基本形成了强农惠农的制度体系，包括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有91.5%的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达到8.15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7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出约1.6万亿元，相当于1993～2002年的支出总和。2008年投入“三农”的中央财政预算资金3917亿元，比2007年增长15.3%。由此可见，国家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是相当大的。
三、结语
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城乡关系和谐的最终目的，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实施使我国农村面貌得到一定的改善、农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城乡关系正以良好的态势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郑融，1989.5-，女，四川南充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法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王传涛，1985.9-，男，山东枣庄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法学，研究方向：中国化的经济理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