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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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万河谷的一块崖壁上，八个大字遒劲有力：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团长祁发宝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① 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祁发宝（左二）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仅带几名官兵前出交涉。（视频截图）② 印軍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越线搭建便桥、修建道路，悍然进行挑衅。（视频截图）③ 面对数倍于己的印军，祁发宝张开双臂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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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有感性的与理性的之分，并非出自笔者的杜撰。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已区别了感觉与思维。后来，经验论的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唯理论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尽管所执非一，但感性与理性的划分似乎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定论。康德更在两者之间加上了“知性”范畴，然而这于本文的主题似无关紧要，因为我要说的仅仅是：认识的人与实践的人是统一的，感性认识只能导致感性实践，这同理性指导下的实践须待理性
《史记》除了帝王、將相之外，也不乏巨贾、酷吏、游侠、刺客以至滑稽之类的角色。显然，这是因为他们是某一阶层的代表，在这些人物的荣辱兴衰中，往往辐射着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铸成同志的《杜月笙正传》和《哈同外传》是我国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新品种。这两本为反派人物立的传不仅能使读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有形象的认识，它们的出版也使读者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传记文学作品中，将会看到更丰富
金梅的《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摊开在我的书桌上。北京少有的炎热天。热的空气和热的记忆使我边看边揩汗。终于读完了。我为作者多年努力的成果高兴，真心实意的。 我和金梅的初识，是三十年前。我们分别从江南考入了北京大学。他比我早一年毕业了，留校教书，他说因家在天津，他自愿调走。当时河北省会在天津，他去了河北省文联。此后，他随着河北省会的变异，到了保定，到了石家庄，一直在名称来回变换的一家省文艺杂志社当评论
我们是两个理工科研究生，我们和周围的部分同学都是《读书》的极为热心的读者，每一期《读书》我们都读，且读后必议。可以说我们太喜欢你们所编辑的这本《读书》杂志了，我们爱它是因为它对真的执着追求、它的刚正的性格、它能容纳“鲜花”、“野草”的气魄、它勇于播放各种声音的胆识……。虽然它的格调层次决定了《读书》在发行数量上难与时下各流行通俗刊物相匹敌，但它的价值是自有公论的。伍晓鹰、张维平的《对话》、黄裳的散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印度艺术则是这个文明古国中最令人神往的瑰宝之一。要研究印度艺术，有必要了解它的哲学基础。哲学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它造就了这个民族的艺术气质，决定了作为艺术中一般原则的精神的类型。那么，印度艺术的精神类型是什么呢？ 印度学者许马云·迦比尔的《印度的遗产》(上海人民版)一书，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颇有裨益。他在书中叙述了印度统一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历史统一性、
桑塔耶纳(一八六三——一九五二)是现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一生著述较多，思想犀利，见解深刻，且文笔优美，其中一些作品，构成了“英语文学遗产的具有永久价值的部分。”就哲学而言，这位由美国实用主义大师威廉·詹姆士指导出来的哲学博士，以其五卷本巨著《理性生活——人类生活诸相》，赢得美国自然主义哲学家的推崇；在美学上，他的第一部美学著作《美感》一书则被认为是“对美学的重要贡献。”(《英国百
清代，尤其是乾嘉间，朴学(又称汉学)在沉默了千余年后又忽然苏醒、活跃起来，乾、嘉学风很快风靡全国，以至“家称贾马、人说许郑”。乾嘉学派的兴衰，距今不远，可供考察、研究的典籍不少，中华书局新近点校出版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是其中较为有用的，虽系旧籍，认真读来，每可产生新意。 清代朴学的兴起，固然与皇上的倡导有关，凡走这条路的大多前程如锦。但是仔细看看当时知识分子的情况，深感事实并不尽然；青紫加身、得
有关英国文学史料的一点考查 一九三一年，美国莎学专家约翰·莱斯利·霍特逊(JohnLeslieHotson，一八九七——)在伦敦档案馆十六世纪英国最高法院秘密文件中发现了一五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签发的一份逮捕莎士比亚的命令。霍特逊以《一个伟大的发现》(AGreatDiscovery)为题，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号的《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Monthly)上首次向读者介绍了他的新发现。
《读书》一九八五年四期郭剑冬的文章，指出《苏曼殊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版)误收一千多年前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诗，“认为是苏曼殊一九一六年之作”。其说极是。 按此错误的始作俑者，为文公直，初见于他编的《曼殊大师全集》(上海，有益书局，一九三五年)。该书在香港流行甚广，我所看到的，有文渊书店翻印的《全集》本，另有学林书店翻印的《曼殊大师诗文集》，与正风书店的《曼殊大师诗集》，均沿袭文
前些时候读到刘哲民先生编注的《郑振铎书简》和他写的《回忆西谛先生》，觉得非常亲切。郑先生是先父森玉先生多年的好友，我年幼时在家看到的他给我父亲的亲笔信总在百件以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是他出国访问遇难的前一天，正好那天下午我父亲因公由沪抵京，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到车站迎接，陪我父亲同往故宫宿舍，又偕同我父亲和北京图书馆的赵斐云(万里)先生到他的寓所晚餐，直到晚上八时许才别去。岂料这次会见，竟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