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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他的军队。
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尽管我们的宣传是乐观的，但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
彭德怀将军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２００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当时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北朝鲜人重兵把守的喋血山岭和伤心岭。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范弗里特预计以两百人为代价，在五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七万余人的庞大兵力。而志愿军方面在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这场战役似乎已经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４日凌晨３点半，战斗打响。美军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５９７．９和５３７．７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洼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３２０多门重炮，２７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而我方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５５０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敌人爬上前沿阵地，任由战士们各自为战。
这一天里，敌人向上甘岭发射３０余万发炮弹，５００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死守４天后，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１９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米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拖条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０号阵地上，１３５团六连仅存１６个人，在对四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就伤亡殆尽了。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炸掉了三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志愿军总部授予黄继光“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仅有彭德怀和黄继光获得过这种级别的荣誉。
２０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２１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十七个营，伤亡七千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四十个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１０月２４日晚上，秦基伟将军部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１２０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２５个兵。
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１０月３０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１３３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１０月１４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的狂轰。
５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先后屯过三四百人的一号坑道，只走出了８个人，下阵地的时候，又在炮火下牺牲了２个，到军部，又被饼干和牛肉罐头撑死１个。
随手抓把土，数出３２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３８１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干上，嵌进了１００多个弹头和弹片。上甘岭，这片３．８平方千米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
什么叫做英雄？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可以叫做英雄。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但我们有可爱的战士——他们从不和自己的祖国讲条件，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而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可以在严寒中整夜潜伏；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１９８６年出版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不到海拔１０６１．７米的五圣山，却标出了上甘岭。
这就是历史的崇山峻岭，让人们一眼就看见了她：“啊，这就是上甘岭！”
编辑/姚晟
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尽管我们的宣传是乐观的，但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
彭德怀将军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２００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当时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北朝鲜人重兵把守的喋血山岭和伤心岭。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范弗里特预计以两百人为代价，在五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七万余人的庞大兵力。而志愿军方面在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这场战役似乎已经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４日凌晨３点半，战斗打响。美军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５９７．９和５３７．７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洼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３２０多门重炮，２７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而我方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５５０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敌人爬上前沿阵地，任由战士们各自为战。
这一天里，敌人向上甘岭发射３０余万发炮弹，５００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死守４天后，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１９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米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拖条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０号阵地上，１３５团六连仅存１６个人，在对四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就伤亡殆尽了。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炸掉了三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志愿军总部授予黄继光“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仅有彭德怀和黄继光获得过这种级别的荣誉。
２０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２１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十七个营，伤亡七千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四十个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１０月２４日晚上，秦基伟将军部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１２０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２５个兵。
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１０月３０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１３３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１０月１４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的狂轰。
５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先后屯过三四百人的一号坑道，只走出了８个人，下阵地的时候，又在炮火下牺牲了２个，到军部，又被饼干和牛肉罐头撑死１个。
随手抓把土，数出３２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３８１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干上，嵌进了１００多个弹头和弹片。上甘岭，这片３．８平方千米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
什么叫做英雄？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可以叫做英雄。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但我们有可爱的战士——他们从不和自己的祖国讲条件，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而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可以在严寒中整夜潜伏；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１９８６年出版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不到海拔１０６１．７米的五圣山，却标出了上甘岭。
这就是历史的崇山峻岭，让人们一眼就看见了她：“啊，这就是上甘岭！”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