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有限的维度,无限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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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中所表现的选材、用语的“简单”,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对选择梁启超先生其人何事的写作内容的“省略”,梁实秋先生对恩师抒发情感的“节制”。在有限的写作维度(时空)里,作者刻意隐藏了无限的温度。
  关键词:省略 节制
  梁實秋先生在《文学讲话》中提到创作的要旨:“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梁实秋先生主张文章的简单之美,认为“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状态”。《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作为其晚年作品,是对其创作主张的很好体现。
  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高中语文·必修一)》对先生文风的“简单”提出了质疑,认为本文“由于追求简洁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不足之处”,具体论述为:“本文给人的感觉,好像没有充分展开,一是材料不够充分、丰富,或者说辅料不多,其实除了直接写演讲,还可以写梁任公的其他的事,或与梁任公的演讲有关的事,如作者写自己后来在茅津渡候船渡河的情景就是一种延伸,可是全文仅此一处,别无他述;二是语言俭省,固然是好,但过于简、过于省,如此精美的人物形象和场景的描绘本该描写得充分一些,用语可多一些,可惜俭省了、紧缩了,如结尾一段,‘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简则简矣,只是读起来感觉有点‘紧’,不够舒展。”
  对比编者与作者对“简”的不同认识,编者更多的是从个人阅读感受上进行感性评价,作者则是创作心理上“经过选择”的理性认知。对《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求“简”文风的不同评价,体现着阅读思维方式和审美表达方式的不同。
  “简练”一般意义上是指表情达意“简要精练”。“简单”一般意义上是指不复杂、头绪少、平凡等。文学中的“简单”并不是指一望到底、无可品味。“经过选择删芟”之后的“简单”,其背后一定有理性思考的支撑和谋篇布局的通盘考虑。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要从字面意思里读出字背后的意思,更要敏感于“作者故意说了什么”背后的“故意没说什么”。“简单”的背后绝不简单。
  笔者认为,《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中所表现的选材、用语的“简单”,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对选择梁启超先生其人何事的写作内容的“省略”,梁实秋先生对恩师抒发情感的“节制”。在有限的写作维度(时空)里,作者刻意隐藏了无限的温度。还原这些“省略”和“节制”,我们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品鉴这篇经典散文。
  一、品“人”,关注梁启超先生演讲内容的有意“省略”
  阅读《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我们很容易对梁启超先生的鲜明个性留下深刻印象,进而归纳概括出先生的人品特质。但细读文本,分析先生的演讲内容,可以发现,先生演讲的内容是片段式的甚至是碎片式的呈现。既是演讲“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便应该对先生如何解读韵文情感做详细陈述。但所选三则韵文,开头古诗,只记录先生朗诵《箜篌引》的诗句内容,没记录先生如何解读;为写先生博闻强识,只记录先生忽然记不得什么,不记叙先生记得什么;先生讲述《桃花扇》,仍不记录先生精妙的讲解;及至讲解杜甫诗句,更是完全没有对讲演内容的记载。
  (一)所有对韵文的讲解都没有记录,或是客观写实,或是另有原因
  查阅史料,分析如下:
  1.先生未曾讲解的
  《箜篌引》虽短小,但其强烈的悲剧情节及悲怆情感触动了历代读者,它是关于无法挽回的生命消逝的歌哭。据《乐府诗集》卷对其注云:“闻者莫不堕泪饮泣。”明代学者陆时雍曾在《古诗镜》中评价该诗曰:“是歌是哭?招魂欲起。寥落四语,意自怆人!”
  陈村曾记录了一事,谈论梁实秋先生的同窗闻一多对梁启超演讲的追忆:有一次闻一多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从上面这段记叙看,即是照实记录,梁实秋先生对梁任公演讲的回忆不得不简单。
  2.先生不忍讲解的
  我们先把先生讲解《桃花扇》一段的内容补充完整:“这是明将左良玉接到崇祯皇帝自尽驿报的唱词,全句是这样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你圣子神孙,反不如飘篷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惟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这恨怎平,有皇天作证……’”
  《桃花扇》借儿女情长抒家国兴亡之感,而且涌动着民族主义的情愫。从先生“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到不能自已”的描述看,先生被文章里的爱国、忠君、失国悲情所感染,情难自控。再从先生个人遭遇和他所处的时代浮沉看,《桃花扇》的悲哀和先生的家国之悲是极其吻合的,所以“悲从中来”。这样的诗句,先生恐怕是不忍讲解的。
  同样道理,《箜篌引》中奔赴死地的狂夫,似乎也可以在梁任公的朋友圈里找到对应的人物,比如谭嗣同。先生的不忍可能正是因为诗句触动了内心深处最大的伤痕。
  所以,有时写作内容的简单,恰恰是因为人物内心情感的复杂。
  3.先生不需讲解的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出了家国失去之后又复得的极度喜悦。即是“狂喜”,自然诉诸情绪,而不是理性地分析。先生生活的大时代,政局动荡,内战不断,对于杜甫所言之“收复”及其狂喜,国人应是有普遍的心理期待的。这样的诗歌,写出了心理的愿景,可以理解,也大概不需讲解。   (二)通过关注梁启超先生演讲过程中的有意“省略”,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突出个性特征:至情任情
  这一点在文章中可以找到印证,即“作者特意说了什么”,作者反复强调的内容。
  “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有情感”“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这些对先生动作神态的描写共同指向了先生与众多有学问、有文采的学者不同的特质:至情、深情、任情。“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再一次点明了在梁实秋先生眼里,梁任公最让作者难以忘怀的原因。
  再看文章结尾“有热心肠的学者”,可知“热心肠”的大概意思。“热心肠”对应的是“冷眼旁观”,在这里至少是指先生对家国的“至情任情”。梁启超在演讲中也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梁实秋先生对梁启超先生作为“人”之人性的描写,也正体现了梁实秋先生的文学思想观。他在《文学讲话》中提到“文学是人性的描写”的主张;又说,人“比兽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
  是否可总结为,先生在对中国韵文的“懂得”里,有对自己及友人命运的“懂得”,而这“懂得”又使得听众对先生之心境“懂得”、对中国韵文的情感“懂得”,从而使中国文学带着炽热的温度走入听者的内心,引起强烈的情感震颤?而文末“求之当世能有几人”,则在呼唤世人的“懂得”了。
  梁任公先生的寂寞,梁实秋先生是懂得的。梁实秋先生曾仰望的寂寞及他自身日后遭遇的寂寞,当世却是懂得者“能有几人”了。那样的时代大概很坏,但人与人之间可以单纯地去懂去仰去怜去随,又让人羡慕。
  因为不懂,所以以为简单。
  因为懂得,所以变得简单。
  敏感于“故意没说什么”。
  写作文学作品恰如照相。若要全面了解当时之景,必得欣赏相片中的人物,更要遥想相片中的人物的心态与姿态。
  “作者故意说了什么”背后的“故意没说什么”,在此文中,我称它为梁实秋先生对恩师所抒发情感的“节制”。
  民国十年,梁任公清华演讲之时,已五十一岁。在经历了诸多政治风波彻底失败后,他退出了政坛,退而论书策。时年,梁实秋不过十八岁的年纪,对梁任公这样的大学者是怀着敬仰之情的。文中也多次提到这样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
  在这种强烈的仰望和敬慕之下,作者最后却将恩师定义为“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这与梁启超先生在历史上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的定性却是不一致的。
  难道“政治”是作者刻意要避开的话题吗?
  回顾梁启超先生的一生,从坚定的保皇派到辅佐袁世凯,到与段祺瑞执政府合作,其政治生涯更多的是失败、失意且不合时宜。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不谈并不等于不想谈,不愿谈。专心学术,也可能是因为政治之路的无路,退而求其次。若从政治成败来评论其价值,如何为梁任公定性是很难处理的问题。
  而梁启超一派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间宿怨积聚,也是在当时评价梁启超时遇到的难题。梁实秋先生写作此文时,偏居台湾,已是五十岁之中年人,也曾意气风发地投身政事,而在政治颠簸中最终也选择了远离政治,专心学术。他对自己境况的自述是:“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梁启超既要回忆政治人物,又要避开政治话题,这就涉及如何截取具有写作价值的片段。于是,我们看到了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与政治无关”的碎影流年。
  事实上,对政治人物的政治身份的淡化以及作者刻意避开的内容,恰恰是作者的心结所在,是他的“不得已”而为之。梁启超先生、梁实秋先生,都是传统儒学浸染下的读书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血脉的一部分。正如梁实秋所言:“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而梁任公的每一个言行,无不折射着他作为政治人物的政治情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在作者的笔下,成为要刻意隐去的内容,于是读起来似乎每个镜头都被删芟了。
  “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平静平淡的结尾,与一般的回忆性散文完全不同。但细细琢磨前后文句“求之当世能有几人”,就能体会到写作的缘由以及对先生的追忆思念和对先生逝去后世上再无先生的遗憾痛苦。“筆而记之”,古典书面语的运用,郑重其事,“记”在此不仅是回忆记载,更应是记录纪念。结合自己有些相似的政治遭遇,梁实秋对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更是寄予了深深的理解、同情,虽然是日后才明白的。
  在梁任公的故事里,梁实秋先生也照见了自己一生的影子。这样的一篇文章写完,老先生是要大哭一场的。这正是,满纸正经言里,一把辛酸泪。
  所以,看似简单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其感情内核的简单。文字的节制,背后定有其节制的复杂内因。
  从“简单”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品人”的过程,就是“品文”的过程。形与神相互依傍,对它们的教学过程理应是同步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而推论,习得写作能力的过程,也应该是在文本的深度细读过程中的稍加点染、耳濡目染、水到渠成?
  回看题目,“演讲”限定了记叙的主要事件,“一次”限定了事件的数量,“梁任公”限定了事件的表现对象,“记”限定了作者要以客观之眼进行叙写。梁启超先生是学而优则仕,仕路绝而求解脱于学,这样的陌路悲剧英雄,我们仅以赞叹敬仰,便少了梁实秋先生的怆然与真诚。如此厚重的历史与文学,至纯至简。细细看来,作者在有限的写作维度(时空)里,刻意显露和隐藏了无限的情感温度,读之动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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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廖支新,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编 辑:张晴 E?鄄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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