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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向鲁迅先生讨教作文的秘诀，鲁迅直言作文没有秘诀。这里所说的没有秘诀实则是作文没有生活素材就写不出，然而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生活素材，为何有人写得出，有人写不出呢，这就说明并非有了生活素材就能写出作文，尤其是写出好作文。从生活素材到文章之间有一个思辨的过程，所谓思辨即思考辨析，对生活素材进行加工、提炼，揭示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悟出某些道理，并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作文。如同一个很有趣味的审判案件，尽管它有着翔实的记载，却还不是一篇作文（比如小说），只不过是提供作文的素材，如要写成一篇好的文字，还需借助思辨洞察案件的内部本质，比如人物的行为动机、形成事情变化的核心要点以及案件本身的内在意义等等。由此可见作文没有秘诀，是因为各人拥有的生活素材及所思所想并不一样，但要写成作文尤其是好作文则一定要经过思辨的过程。
生活素材当中有的是亲身经历过的，有的则是道听途说，直接的生活素材经过思辨后可以成为一篇好作文，间接的生活素材经过思辨也能写成一篇好作文。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论述了马克思为什么能做出剩余价值理论这样的重大贡献时指出：“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而马克思就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正是思辨的结果。
如何思辨？一是多方面、多角度地思考辨析，因为很多事物的答案并非是唯一的。比如议论“六国”灭亡的原因，宋朝的苏洵在《六国论》中，从六国对付秦国在策略上有过失这一角度议论，得出了六国灭亡的原因在于“赂秦”这一结论。文章一再阐明六国就是因为“赂秦”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影响到了对其他被侵略国家的援助。面对秦国的侵略，是联合抵抗还是割地求和，这是六国存亡的关键。六国原本可以抗秦，由于妥协求安终于败亡，作者为此非常痛惜。而苏洵的儿子苏辙在《六国论》中，则从韩、魏在六国与秦对抗中的地位重要性这一角度议论，批评了战国策士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韩、魏是六国屏障，是秦国的腹心之患。但这样的情势竟没有引起六国的重视：如果秦国越过韩、魏用兵于燕、赵，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各国不去援助韩、魏，韩、魏自身又无力抗秦，最后只能屈服于秦，导致秦军能畅通无阻地向各国进兵，使六国遍遭祸害。六国诸侯为贪图小利，背弃盟约，自相残杀，终遭秦国破灭，这是十分可悲的。清朝的李祯在《六国论》中又异于二苏的看法，认为后世指责秦国是因为秦国残暴，其实六国同样如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的观点。六国想要夺取天下的欲望同秦国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没有能够做到像秦国那样而已，而且六国之间矛盾重重，联合抗秦的“合纵”策略不可能实现，最终为秦所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作者因此为六国提出了一条求生之策，就是要行“仁义”，如能行“仁义”，不仅可以保自己，还能“王天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令人遗憾。尽管不少人对六国的灭亡原因作了思考分析，但这一问题仍可广泛思考，比如秦国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等等，还可立论提出自己的主张。
二是颠覆性的思考辨析。《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故事作为诸葛亮“智慧”的经典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就有人怀疑：那个绝顶聪明的司马懿为什么会中诸葛亮的“空城计”？难道他真的那么傻？司马懿在“空城”一役中的反常举措，怎样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是值得思考的。司马懿的个人仕途大起大落，充满艰险，又遭嫉妒，政敌颇多，做事往往受到多方的牵制，在曹操、曹丕和曹睿的掌权时代里，几进几出。经此起伏，使他明白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能临危授命为“平西都督”，在某种意义上讲全是诸葛亮的“功劳”。因为满朝的文武，此时只有他司马懿可在疆场上与诸葛亮一较高低，有诸葛亮一天在，他司马懿便一天在朝中有用，政敌就奈何他不得，很显然，一旦抓住了诸葛亮，魏国面临的大敌也就不复存在了，既然魏国不再有致命的死敌，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老于世故的司马懿深谙此理，断然决定不进“空城”，放宿敌诸葛孔明一马，实则是为自己留出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对这一明显反常的决定，若稍稍去加以思索，便会发现很多的疑问。也正是这种种的疑问，引得有人对此进行探究的强烈兴趣，也就有了新鲜的看法，也就能够写出不俗的文章。
三是生发开去并作深入一步的思考辨析。列宁在评论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时说：“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马克思的新发现就在于他能对已有的东西进行深入开掘，因为在辨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比如对于“绿”这个话题，朱自清和陆蠡分别写过《绿》和《囚绿记》。《绿》是一篇美文，它之所以脍炙人口传诵至今，不仅在于它形象地描绘了梅雨潭“奇异”“醉人”的绿，而且还在于它字里行间所洋溢的那一种浓郁的诗味。不仅具有诗的构思、诗的结构，更有诗的情感、诗的意境、诗的语言，可以说做到了以诗为文，文中有诗，这正是《绿》的独特魅力所在。而《囚绿记》中对于“绿”的描写也很富有诗意，细腻且温柔，但又从“绿”生发开去并引出这样一个哲理：一个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当一种东西侮辱了他的精神的时候，他的内心会逼他去抗争，他为精神自由而死，死而无憾。同样鲁迅和果戈里都写过同名的《狂人日记》，两篇小说在体裁、形式和表现方法上，虽有某些相同或近似，比如都采用日记体，都采用“以狗喻人”，都呼喊“救救孩子”，但鲁迅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借鉴，两个狂人貌似神殊，就思想内容的深度而言，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果戈里难以企及的，后起的《狂人日记》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是对于可怜的生活、可怜之人的温厚嘲笑；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是对旧世界弊害的深入发掘和彻底否定。果戈里作品中的“狂人”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俄国官场的某些黑暗，“救救孩子”的呼声也只是想挽救或改变小人物的穷困潦倒的命运；而鲁迅作品中的“狂人”悲剧是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礼教斗士的壮举，“救救孩子”却是要掀掉“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显然鲁迅《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要比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深厚得多。
未经思辨时，看到的是一块含有水晶的矿石，或许只认为是普通的石头而已，一旦经过思辨，却能发现矿石内部蕴藏着美丽的水晶。■
生活素材当中有的是亲身经历过的，有的则是道听途说，直接的生活素材经过思辨后可以成为一篇好作文，间接的生活素材经过思辨也能写成一篇好作文。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论述了马克思为什么能做出剩余价值理论这样的重大贡献时指出：“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而马克思就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正是思辨的结果。
如何思辨？一是多方面、多角度地思考辨析，因为很多事物的答案并非是唯一的。比如议论“六国”灭亡的原因，宋朝的苏洵在《六国论》中，从六国对付秦国在策略上有过失这一角度议论，得出了六国灭亡的原因在于“赂秦”这一结论。文章一再阐明六国就是因为“赂秦”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影响到了对其他被侵略国家的援助。面对秦国的侵略，是联合抵抗还是割地求和，这是六国存亡的关键。六国原本可以抗秦，由于妥协求安终于败亡，作者为此非常痛惜。而苏洵的儿子苏辙在《六国论》中，则从韩、魏在六国与秦对抗中的地位重要性这一角度议论，批评了战国策士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文章详尽地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韩、魏是六国屏障，是秦国的腹心之患。但这样的情势竟没有引起六国的重视：如果秦国越过韩、魏用兵于燕、赵，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各国不去援助韩、魏，韩、魏自身又无力抗秦，最后只能屈服于秦，导致秦军能畅通无阻地向各国进兵，使六国遍遭祸害。六国诸侯为贪图小利，背弃盟约，自相残杀，终遭秦国破灭，这是十分可悲的。清朝的李祯在《六国论》中又异于二苏的看法，认为后世指责秦国是因为秦国残暴，其实六国同样如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的观点。六国想要夺取天下的欲望同秦国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没有能够做到像秦国那样而已，而且六国之间矛盾重重，联合抗秦的“合纵”策略不可能实现，最终为秦所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作者因此为六国提出了一条求生之策，就是要行“仁义”，如能行“仁义”，不仅可以保自己，还能“王天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令人遗憾。尽管不少人对六国的灭亡原因作了思考分析，但这一问题仍可广泛思考，比如秦国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等等，还可立论提出自己的主张。
二是颠覆性的思考辨析。《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故事作为诸葛亮“智慧”的经典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就有人怀疑：那个绝顶聪明的司马懿为什么会中诸葛亮的“空城计”？难道他真的那么傻？司马懿在“空城”一役中的反常举措，怎样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是值得思考的。司马懿的个人仕途大起大落，充满艰险，又遭嫉妒，政敌颇多，做事往往受到多方的牵制，在曹操、曹丕和曹睿的掌权时代里，几进几出。经此起伏，使他明白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能临危授命为“平西都督”，在某种意义上讲全是诸葛亮的“功劳”。因为满朝的文武，此时只有他司马懿可在疆场上与诸葛亮一较高低，有诸葛亮一天在，他司马懿便一天在朝中有用，政敌就奈何他不得，很显然，一旦抓住了诸葛亮，魏国面临的大敌也就不复存在了，既然魏国不再有致命的死敌，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老于世故的司马懿深谙此理，断然决定不进“空城”，放宿敌诸葛孔明一马，实则是为自己留出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对这一明显反常的决定，若稍稍去加以思索，便会发现很多的疑问。也正是这种种的疑问，引得有人对此进行探究的强烈兴趣，也就有了新鲜的看法，也就能够写出不俗的文章。
三是生发开去并作深入一步的思考辨析。列宁在评论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时说：“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马克思的新发现就在于他能对已有的东西进行深入开掘，因为在辨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比如对于“绿”这个话题，朱自清和陆蠡分别写过《绿》和《囚绿记》。《绿》是一篇美文，它之所以脍炙人口传诵至今，不仅在于它形象地描绘了梅雨潭“奇异”“醉人”的绿，而且还在于它字里行间所洋溢的那一种浓郁的诗味。不仅具有诗的构思、诗的结构，更有诗的情感、诗的意境、诗的语言，可以说做到了以诗为文，文中有诗，这正是《绿》的独特魅力所在。而《囚绿记》中对于“绿”的描写也很富有诗意，细腻且温柔，但又从“绿”生发开去并引出这样一个哲理：一个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当一种东西侮辱了他的精神的时候，他的内心会逼他去抗争，他为精神自由而死，死而无憾。同样鲁迅和果戈里都写过同名的《狂人日记》，两篇小说在体裁、形式和表现方法上，虽有某些相同或近似，比如都采用日记体，都采用“以狗喻人”，都呼喊“救救孩子”，但鲁迅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借鉴，两个狂人貌似神殊，就思想内容的深度而言，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果戈里难以企及的，后起的《狂人日记》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是对于可怜的生活、可怜之人的温厚嘲笑；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是对旧世界弊害的深入发掘和彻底否定。果戈里作品中的“狂人”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俄国官场的某些黑暗，“救救孩子”的呼声也只是想挽救或改变小人物的穷困潦倒的命运；而鲁迅作品中的“狂人”悲剧是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礼教斗士的壮举，“救救孩子”却是要掀掉“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显然鲁迅《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要比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深厚得多。
未经思辨时，看到的是一块含有水晶的矿石，或许只认为是普通的石头而已，一旦经过思辨，却能发现矿石内部蕴藏着美丽的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