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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冰（1992.03-），女，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业：翻译硕士（英语笔译方向），研究方向：诗歌翻译。
摘要：古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诗歌语言及形式等方面都有着独特性，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英译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抗译性。面对这种翻译之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通过意象变换、词汇变通等，能够更好地展现原作风貌。
关键词：古诗；英译；创造性叛逆
一、引言
自古以来，古诗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裁，抒情达意的文学方式，许多名品佳作流传千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由于古诗使用文言文，语言凝练，格式韵律规整，文化内涵丰富，考虑到中英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异，以及文字背后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古诗英译的过程中面对巨大的困难。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埃斯卡皮，1987：137-138）许多翻译家、学者也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研究探讨，肯定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必要性。许钧也曾撰文提及：“忠实’，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许钧，2003：23）
Shelly对于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也是对“创造性叛逆”恰当的比喻：诗可以像一粒种子一样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它可以在新的土壤生根、发芽和成长。（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2001：58）
二、古诗英译的抗译性
中国古代诗歌种类繁多，可以分为诗、词、曲，也可以按照音律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按照内容可以分为抒情诗、咏物诗、田园诗、边塞诗等等，古诗运用文言文，遵照特定的格式及韵律，进行创作。古诗英译的抗译性是源于中国古诗本身语言、格式、韵律、意象，根本上是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抗译性给译者带来了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翻译的困难。
1.古代汉语带来的抗译性
古诗的语言是文言文即古代汉语，由于与现代汉语的不同，古代汉语本身为译者带来了理解的困难，译者需要拥有一定的古代汉语功底及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等来理解原诗的内涵。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更是自身的美，简练之美，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不可能为了这种“古韵”使用“古代英语”，那样会造成现代读者理解的困难，也无法还原古代汉语之美，这就造成了古诗英译的抗译性。
2.韵律格式带来的抗译性
同时，这种抗译性也是古诗韵律格式造成的。汉语读音由拼音构成，而英语由音标构成，拼音与音标的不同，造成了汉语诗歌与英文诗歌韵脚的不同，这就使得韵脚具有“不可译性”，同时中英诗歌的韵律格式也有所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是采取原诗的韵律格式还是融入英文诗歌的韵律格式，不同的译者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诗歌多数如律诗、绝句等，还有严格的句式要求，结构整齐、对仗工整，这样的美学特质，在翻译过程中几乎无法再现，译文的长度无法如同原文一样整齐。
3.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抗译性
诗人为了借由诗歌表达喜、怒、哀、乐，由衷的钦佩、赞叹、感激，往往会借助意象，这些意象深入中国文化，如何在翻译字面意思的同时，重现文化意象。这些文化意象是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思维模式沉淀的产物，意象作为文化符号，在英译的过程中也具有抗译性。古诗英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如何让译文读者拥有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心理感受，译者如何几近完美的再现原作风貌是译者最大的挑战。
三、创造性叛逆在古诗英译中的运用
古詩英译的过程中，为了使译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会采用创造性叛逆的方式。谢天振对于创造性的界定是：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其将叛逆界定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创造性叛逆有着许多表现形式，改编和有意误译就是最常见的两种：
1.改编：主要指翻译过程中文学体裁、形式的改变。例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理雅各就分别在1871年和1876年出行了《诗经》的散文式英译本和诗体英译本，其中散文式英译本就是一种改编。此外，谈到古诗英译不能不提的就是庞德，他是著名的诗人，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他十分具有创新精神，将韵律格式严格的古诗，译成了风格自由、无韵律的自由诗，他主张将诗歌平民化，语言口语化，其译作也被广为流传，可见适当的创造性叛逆有助于读者接受。例如：
（1）原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有何哉？
庞德译文：Sun up，work
Sun down，rest
Dig well，drink of the water
Dig field，eat of the grain
Imperial power，and to us what it is？
（2）原文：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
艾思柯译文：Still，silent，Li Mountain road，In clear autumn，grass，trees，yellow.
这两篇古诗英译的译作都舍弃了原作的形式，而是选择运用自由的表达方式，着重对于原作内容的翻译，达到了较好的翻译效果，符合自由诗的美学风格。
2.有意误译：是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故意不忠实原文或违反译语的语言习惯来进行翻译。庞德在其古诗英译译作《神州集》中就有许多误译及异化的翻译案例。再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对唐代诗人王维《相思》的翻译：
原文：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颉，此物最相思。
许渊冲译作：Red berries grow in southern land.How many load in spring the trees？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They would revive fond memories.
“红豆”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相思，在处理这一意象时，译者没有直接将“红豆”译出，而是译为了red berries（红莓），显然这就是一种“有意误译”。
四、结语
诗歌作为饱含文化因素的文学体裁，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文化差异的把握，决定着译文的质量，“创造性叛逆”摒弃了字面意义上的忠实，考虑的是诗歌意境再现、读者心境的共鸣，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展现译者的文学创造力，对于译语文化也有着深刻影响。（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138
[2]许钧.“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的建立[J].中国翻译，2003，（1）：24
[3]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58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37
摘要：古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诗歌语言及形式等方面都有着独特性，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英译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抗译性。面对这种翻译之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通过意象变换、词汇变通等，能够更好地展现原作风貌。
关键词：古诗；英译；创造性叛逆
一、引言
自古以来，古诗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裁，抒情达意的文学方式，许多名品佳作流传千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由于古诗使用文言文，语言凝练，格式韵律规整，文化内涵丰富，考虑到中英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异，以及文字背后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古诗英译的过程中面对巨大的困难。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埃斯卡皮，1987：137-138）许多翻译家、学者也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研究探讨，肯定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必要性。许钧也曾撰文提及：“忠实’，与“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双重性格，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许钧，2003：23）
Shelly对于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也是对“创造性叛逆”恰当的比喻：诗可以像一粒种子一样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它可以在新的土壤生根、发芽和成长。（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2001：58）
二、古诗英译的抗译性
中国古代诗歌种类繁多，可以分为诗、词、曲，也可以按照音律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按照内容可以分为抒情诗、咏物诗、田园诗、边塞诗等等，古诗运用文言文，遵照特定的格式及韵律，进行创作。古诗英译的抗译性是源于中国古诗本身语言、格式、韵律、意象，根本上是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抗译性给译者带来了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翻译的困难。
1.古代汉语带来的抗译性
古诗的语言是文言文即古代汉语，由于与现代汉语的不同，古代汉语本身为译者带来了理解的困难，译者需要拥有一定的古代汉语功底及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等来理解原诗的内涵。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更是自身的美，简练之美，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不可能为了这种“古韵”使用“古代英语”，那样会造成现代读者理解的困难，也无法还原古代汉语之美，这就造成了古诗英译的抗译性。
2.韵律格式带来的抗译性
同时，这种抗译性也是古诗韵律格式造成的。汉语读音由拼音构成，而英语由音标构成，拼音与音标的不同，造成了汉语诗歌与英文诗歌韵脚的不同，这就使得韵脚具有“不可译性”，同时中英诗歌的韵律格式也有所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是采取原诗的韵律格式还是融入英文诗歌的韵律格式，不同的译者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诗歌多数如律诗、绝句等，还有严格的句式要求，结构整齐、对仗工整，这样的美学特质，在翻译过程中几乎无法再现，译文的长度无法如同原文一样整齐。
3.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抗译性
诗人为了借由诗歌表达喜、怒、哀、乐，由衷的钦佩、赞叹、感激，往往会借助意象，这些意象深入中国文化，如何在翻译字面意思的同时，重现文化意象。这些文化意象是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思维模式沉淀的产物，意象作为文化符号，在英译的过程中也具有抗译性。古诗英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如何让译文读者拥有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心理感受，译者如何几近完美的再现原作风貌是译者最大的挑战。
三、创造性叛逆在古诗英译中的运用
古詩英译的过程中，为了使译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会采用创造性叛逆的方式。谢天振对于创造性的界定是：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其将叛逆界定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创造性叛逆有着许多表现形式，改编和有意误译就是最常见的两种：
1.改编：主要指翻译过程中文学体裁、形式的改变。例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理雅各就分别在1871年和1876年出行了《诗经》的散文式英译本和诗体英译本，其中散文式英译本就是一种改编。此外，谈到古诗英译不能不提的就是庞德，他是著名的诗人，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他十分具有创新精神，将韵律格式严格的古诗，译成了风格自由、无韵律的自由诗，他主张将诗歌平民化，语言口语化，其译作也被广为流传，可见适当的创造性叛逆有助于读者接受。例如：
（1）原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有何哉？
庞德译文：Sun up，work
Sun down，rest
Dig well，drink of the water
Dig field，eat of the grain
Imperial power，and to us what it is？
（2）原文：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
艾思柯译文：Still，silent，Li Mountain road，In clear autumn，grass，trees，yellow.
这两篇古诗英译的译作都舍弃了原作的形式，而是选择运用自由的表达方式，着重对于原作内容的翻译，达到了较好的翻译效果，符合自由诗的美学风格。
2.有意误译：是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故意不忠实原文或违反译语的语言习惯来进行翻译。庞德在其古诗英译译作《神州集》中就有许多误译及异化的翻译案例。再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对唐代诗人王维《相思》的翻译：
原文：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颉，此物最相思。
许渊冲译作：Red berries grow in southern land.How many load in spring the trees？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They would revive fond memories.
“红豆”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相思，在处理这一意象时，译者没有直接将“红豆”译出，而是译为了red berries（红莓），显然这就是一种“有意误译”。
四、结语
诗歌作为饱含文化因素的文学体裁，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文化差异的把握，决定着译文的质量，“创造性叛逆”摒弃了字面意义上的忠实，考虑的是诗歌意境再现、读者心境的共鸣，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展现译者的文学创造力，对于译语文化也有着深刻影响。（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138
[2]许钧.“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的建立[J].中国翻译，2003，（1）：24
[3]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58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