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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不仅国内对此次会议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心本次会议。此次会议召开之际，正是我国增长、转型、改革的关键阶段。我国经济能否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可持续的中速增长，取决于转型改革的重大突破。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节点。目前看来，以欧美为主的外部市场持续萎缩恐怕是中长期的趋势，我国能否顺利推动经济从以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能否有效化解经济矛盾风险，尤其是产能过剩的矛盾，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重大影响。
再者，前些年由于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过深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亟待在市场化改革上取得更大的突破，更充分地释放市场活力。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疑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如何迈出下一步定下基调。
改革的催化剂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问题，提出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来推进改革，加强改革顶层设计。今年以来，以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进展。
今天的改革所处的背景与过去30年相比，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比如，我国是否能打破固有的利益关系？能不能改变行政过度干预经济的情况，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我们面临的对外开放的全球形势背景与以往也不同，能不能适应新形势，形成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我们面临的这些新情况，使全面深化改革处于历史新起点。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过去相比也产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以欧美为主的外部市场萎缩也是中长期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立足于自身，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从制造业开放转向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的发展方向。我们还需要全面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推进全球新的一体化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我国目前面临如此之多的新矛盾、新形势和新挑战，改革需要有历史性的新突破才能适应这些挑战。当前，部分关键改革已经出现。从今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正取得显著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利率等）。在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的重要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将产生“催化剂”式的作用，推动改革进入更深更彻底的层次。
迎接改革挑战
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以全面改革获取增长转型红利的关键，是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由此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创新动力、释放增长潜力，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这些便是改革红利所释放的巨大空间。
从现实情况看，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市场活力还有相当大的释放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若能取得进一步刺激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成果，其产生的红利将十分巨大。
社会资本规模庞大，投资意愿强烈。2012年底，仅城乡居民储蓄规模就达到40万亿元。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等长期未能有大的突破，这40万亿元的社会资本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活力，同时满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一些全国性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
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使得很多投资难以反映真实成本。一些能拿到低成本信贷和低成本土地的企业，无需竞争也可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动力。一旦资源要素价格得到理顺，所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企业竞争力将被充分激活。
创业是市场活力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从现实情况看，行政审批过多，进入门槛过高，不能不严重压缩创业空间。行政审批改革一旦全面突破，将带来竞争活力和创业活力，由此形成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的新态势。
改革是创新的动力，2012年我国研发支出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和2009年相比接近翻番，占GDP比重达到1.97%。
但是，创新的效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不对应。原因何在？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相关体制机制还不到位。
我国专利的6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发明创造的，技术创新的70%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新产品的80%由中小企业开发的。从创新潜力看，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中小企业市场准入方面，办理时间长、审批手续多、所费成本大、进入门槛高，使一些有创新成果的潜在企业家难以创业。
此外，创新高度依赖于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环境的规范。产权制度不仅包括知识产权，还包括企业产权、个人产权等在内的一系列产权。低成本竞争、低成本污染环境、代工、抄袭模仿和行业行政垄断以及地方保护带来的市场环境恶化，也很难让企业形成真正内在的创新动力。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5%左右，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的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加快推进产权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将有助于我国创新动力的形成与释放，提高创新在增长中的贡献。
如果说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主要是“供给端”红利的话，那么，中国在“需求端”上的红利更为巨大。
这是我国与其他许多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已经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
进入发展新阶段，城乡居民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规模快速增长，形成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我们估算，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加上相关的引致投资需求，中国内需规模将达到百万亿元的级别。这个内需，将支撑未来十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未来的5-8年，中国的转型与改革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将直接释放出这一巨大潜力。 人口城镇化转型将带来巨大需求。当前，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如果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到位，中国有可能在5-8年内缩小人口城镇化与名义城镇化率的缺口，人口城镇化率在2020年达到50%以上，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
收入分配改革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基本趋势。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仅为23%左右，规模约为三亿人。随着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2020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望达到40%左右，总量达到六亿人，成为消费释放最重要的主体。这不仅对中国的增长潜力释放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也是一个重大利好。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加快推进将直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带来其他方面的巨大需求。只要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有重大突破，巨大的内需潜力将得到有效释放，由此成为中国增长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
主动寻求突破
从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问题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将提出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或在多个方面获得突破。如深化价格改革，使要素价格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改变扭曲资源环境成本的投资激励机制；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应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由此释放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在我国，过去35年形成的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把市场作用置于政府主导下，以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在特定的阶段这一增长方式发挥了正能量的作用。但随着发展阶段变化，政府主导带来越来越多的弊端，难以为继。最为突出的是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实践表明，任何其他机制，包括政府在内，都不能取代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发挥政府有效作用，关键在于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不能追求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而是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
突破口是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本届政府承诺，国务院各部门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今年以来，经过三次改革，累计削减和下放了242项，占五年预期目标的42.7%。从社会需求看，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加快行政审批改革进程，两至三年内达到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实现本届政府的预期目标，五年内完成削减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目标。
发挥政府有效作用，关键是改变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打破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在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的前提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干部选拔机制，实现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使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已经到了转向消费驱动的关节点。从现实情况看，其关键是推进投资转型和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配置。
加快推进投资转型。我国的投资，并不是单纯的过剩问题，而是投资需求结构与消费结构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以养老为例，人们对养老的需求全面上升，而养老服务严重短缺。仅我国的城市居家养老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市场，2020年将超过5000亿元。根据国务院前不久出台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八万亿元以上。
再以文化为例，未来五年，随着文化需求的增长，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可能从目前的3%上升至5%，预计需要四万亿元的投资。
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国有资本战略性配置调整的方向，是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
与全球分享“中国红利”
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在APEC会议提出，“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超过4亿人次”。初步估算，在亚洲区域，未来5年，中国从亚洲进口商品将从当前的1万亿美元增长至6万亿美元；对亚洲国家的投资将从当前的200亿美元增长到1500亿美元；到亚洲国家和地区旅游人数将从当前的0.7亿人次增长到3亿人次。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的制造业开放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的新阶段。要把开放型服务的发展提高到战略层面：在国内，在严格监管的同时，进一步放开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扩大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开放试点，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在国际上，从扩大市场空间出发，加快扩大项目下的自由贸易。可以考虑率先推进旅游、农业项下的自由贸易，逐步过渡到难度比较大的能源项下等自由贸易。
未来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背景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把促进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大目标。综合考虑因素，新阶段要把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重点突破，并且争取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
习近平说过，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过去的成就获益于改革，未来的梦想更需寄托于改革。
我们认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其关键在于改革攻坚的实质性突破，全面开放的新进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我国。同样，中国改革红利的释放，受益的也不仅仅是13亿人，它将辐射至与中国有着密切经贸往来的区域经济体。中国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推进全面开放，可以让全球分享“中国红利”。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节点。目前看来，以欧美为主的外部市场持续萎缩恐怕是中长期的趋势，我国能否顺利推动经济从以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能否有效化解经济矛盾风险，尤其是产能过剩的矛盾，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重大影响。
再者，前些年由于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过深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亟待在市场化改革上取得更大的突破，更充分地释放市场活力。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疑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如何迈出下一步定下基调。
改革的催化剂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问题，提出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来推进改革，加强改革顶层设计。今年以来，以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进展。
今天的改革所处的背景与过去30年相比，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比如，我国是否能打破固有的利益关系？能不能改变行政过度干预经济的情况，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我们面临的对外开放的全球形势背景与以往也不同，能不能适应新形势，形成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我们面临的这些新情况，使全面深化改革处于历史新起点。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过去相比也产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以欧美为主的外部市场萎缩也是中长期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立足于自身，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从制造业开放转向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的发展方向。我们还需要全面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推进全球新的一体化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我国目前面临如此之多的新矛盾、新形势和新挑战，改革需要有历史性的新突破才能适应这些挑战。当前，部分关键改革已经出现。从今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正取得显著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利率等）。在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的重要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将产生“催化剂”式的作用，推动改革进入更深更彻底的层次。
迎接改革挑战
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以全面改革获取增长转型红利的关键，是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由此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创新动力、释放增长潜力，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这些便是改革红利所释放的巨大空间。
从现实情况看，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市场活力还有相当大的释放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若能取得进一步刺激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成果，其产生的红利将十分巨大。
社会资本规模庞大，投资意愿强烈。2012年底，仅城乡居民储蓄规模就达到40万亿元。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等长期未能有大的突破，这40万亿元的社会资本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活力，同时满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一些全国性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
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使得很多投资难以反映真实成本。一些能拿到低成本信贷和低成本土地的企业，无需竞争也可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动力。一旦资源要素价格得到理顺，所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企业竞争力将被充分激活。
创业是市场活力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从现实情况看，行政审批过多，进入门槛过高，不能不严重压缩创业空间。行政审批改革一旦全面突破，将带来竞争活力和创业活力，由此形成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的新态势。
改革是创新的动力，2012年我国研发支出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和2009年相比接近翻番，占GDP比重达到1.97%。
但是，创新的效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不对应。原因何在？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相关体制机制还不到位。
我国专利的6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发明创造的，技术创新的70%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新产品的80%由中小企业开发的。从创新潜力看，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中小企业市场准入方面，办理时间长、审批手续多、所费成本大、进入门槛高，使一些有创新成果的潜在企业家难以创业。
此外，创新高度依赖于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环境的规范。产权制度不仅包括知识产权，还包括企业产权、个人产权等在内的一系列产权。低成本竞争、低成本污染环境、代工、抄袭模仿和行业行政垄断以及地方保护带来的市场环境恶化，也很难让企业形成真正内在的创新动力。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5%左右，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的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加快推进产权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将有助于我国创新动力的形成与释放，提高创新在增长中的贡献。
如果说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主要是“供给端”红利的话，那么，中国在“需求端”上的红利更为巨大。
这是我国与其他许多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已经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
进入发展新阶段，城乡居民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规模快速增长，形成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我们估算，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50万亿元左右，加上相关的引致投资需求，中国内需规模将达到百万亿元的级别。这个内需，将支撑未来十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未来的5-8年，中国的转型与改革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将直接释放出这一巨大潜力。 人口城镇化转型将带来巨大需求。当前，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如果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到位，中国有可能在5-8年内缩小人口城镇化与名义城镇化率的缺口，人口城镇化率在2020年达到50%以上，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
收入分配改革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基本趋势。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仅为23%左右，规模约为三亿人。随着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2020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望达到40%左右，总量达到六亿人，成为消费释放最重要的主体。这不仅对中国的增长潜力释放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也是一个重大利好。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加快推进将直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带来其他方面的巨大需求。只要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有重大突破，巨大的内需潜力将得到有效释放，由此成为中国增长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
主动寻求突破
从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问题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将提出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或在多个方面获得突破。如深化价格改革，使要素价格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改变扭曲资源环境成本的投资激励机制；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应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由此释放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在我国，过去35年形成的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把市场作用置于政府主导下，以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在特定的阶段这一增长方式发挥了正能量的作用。但随着发展阶段变化，政府主导带来越来越多的弊端，难以为继。最为突出的是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实践表明，任何其他机制，包括政府在内，都不能取代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发挥政府有效作用，关键在于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不能追求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而是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
突破口是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本届政府承诺，国务院各部门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今年以来，经过三次改革，累计削减和下放了242项，占五年预期目标的42.7%。从社会需求看，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加快行政审批改革进程，两至三年内达到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实现本届政府的预期目标，五年内完成削减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目标。
发挥政府有效作用，关键是改变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打破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在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的前提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干部选拔机制，实现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使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已经到了转向消费驱动的关节点。从现实情况看，其关键是推进投资转型和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配置。
加快推进投资转型。我国的投资，并不是单纯的过剩问题，而是投资需求结构与消费结构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以养老为例，人们对养老的需求全面上升，而养老服务严重短缺。仅我国的城市居家养老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市场，2020年将超过5000亿元。根据国务院前不久出台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八万亿元以上。
再以文化为例，未来五年，随着文化需求的增长，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可能从目前的3%上升至5%，预计需要四万亿元的投资。
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国有资本战略性配置调整的方向，是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
与全球分享“中国红利”
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在APEC会议提出，“今后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超过4亿人次”。初步估算，在亚洲区域，未来5年，中国从亚洲进口商品将从当前的1万亿美元增长至6万亿美元；对亚洲国家的投资将从当前的200亿美元增长到1500亿美元；到亚洲国家和地区旅游人数将从当前的0.7亿人次增长到3亿人次。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的制造业开放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的新阶段。要把开放型服务的发展提高到战略层面：在国内，在严格监管的同时，进一步放开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扩大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开放试点，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在国际上，从扩大市场空间出发，加快扩大项目下的自由贸易。可以考虑率先推进旅游、农业项下的自由贸易，逐步过渡到难度比较大的能源项下等自由贸易。
未来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背景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把促进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大目标。综合考虑因素，新阶段要把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重点突破，并且争取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
习近平说过，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过去的成就获益于改革，未来的梦想更需寄托于改革。
我们认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其关键在于改革攻坚的实质性突破，全面开放的新进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我国。同样，中国改革红利的释放，受益的也不仅仅是13亿人，它将辐射至与中国有着密切经贸往来的区域经济体。中国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推进全面开放，可以让全球分享“中国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