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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苦的孤儿到密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从年轻的政治教员到党的新闻工作者；从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采编部主任到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副教授、教授；从政治浩劫中的“顽固分子”到学术解放后的开宗立派；从长期受缚于“左”的思想到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甘惜分，这位接近期颐之年的老人，不仅以他丰富的阅历和精深的思想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奉献了不菲的精神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沧桑的人生故事中，翻云覆雨的时代变迁与峰回路转的个体命运所辉映出的，正是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喜交集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共鸣。
深邃又简单，通融又倔强，无畏又谨慎，饱经风霜的过往令甘惜分的个性矛盾却真实。抚今追昔，他的学术威望已是一个符号，他的学术成就已是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已是一座丰碑。
“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
1916年4月17日，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的一户穷苦家庭，小名“甘在碧”，3岁时父母先后离世，由哥哥艰难抚养。初中毕业后，他辍学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上中学时改名为“甘霞飞”，有一次在小学校园的墙壁上看到一条古人陶侃的格言“古人惜寸阴，吾人当惜分阴”，当时他深受触动并依此为自己更名为“甘惜分”，这个名字就这样跟随了他一生。
从那时起，读书读报就成了年轻的甘惜分最大的喜好，在偏僻的西南小县城，来自上海的进步报刊对甘惜分很有吸引力，“我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大部分都汇到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社邮购书刊了，我还利用五哥在县民众教育馆当管理员的机会，多方订阅上海进步书刊。我的思想变化与上海的进步书刊有很大关系”。不仅如此，思想激变后的甘惜分为了反抗旧社会，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以县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为联络点，成立秘密读书会，开展读书活动。而除了两三年的小学教师经历，甘惜分早年还在县政府当过一个管理度量衡的小职员，1935年，正是因为到成都接受度量衡业务培训的机会，他见到了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
“帮助我接近共产党、接近进步思想的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表哥熊寿祺，他在大革命时期便到武汉参加革命，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那时经常给我写信，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是朋友熊复，他与我是从小的同乡，又一同奔赴延安，解放后他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为四川邻水人的熊复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总社社长、《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要职。对于那段早年的情谊，甘惜分回忆道：“他初中毕业后去上海、成都考大学，眼界比我宽得多，我俩就开始经常通信，痛快淋漓地评论天下事。在成都时，我们经常在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里看书。这里的书店卖的大都是上海的进步出版物，正合我们的需要。1935年成都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然而最令甘惜分记忆犹深的，还是三年后熊复给他寄来的一封信。“抗战爆发后，我们的秘密读书会公开了，改叫抗日移动宣传队，在邻水县城和乡镇上演抗日戏剧，张贴宣传画。有一天，我突然收到熊复写来的一封信，很简单：‘接信后速来我家，同赴延安。’”而对于这封信，甘惜分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那一刻的心情：“哎哟，当时真是高兴得要死！”
就这样，1938年2月26日，不到22岁的甘惜分与熊复辗转抵达朝思暮想的圣地延安。“我走后，县长发出了通缉令。我对我的家庭算是叛逃了。”甘惜分歉疚却淡然，“我满脑子想的全是革命的大问题，我的思想哪在邻水？在全国，全世界。”
延安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对他日后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的分水岭。从1938年赴延安，到1940年转山西，再到1949年进重庆，甘惜分开始了他作为“革命青年”的全新征程。
“到延安以后，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很快转入政治教员训练班。不久，这个班转到中央马列学院，我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学了一年马列经典著作，收获不少。”到延安后没几个月，甘惜分就经抗大队长尚耀武和区队长陈秉德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天，党中央为减轻延安的米粮负担，将抗大和其他多所学校迁往敌后根据地，甘惜分随之到达了位于河北西部的晋察冀边区。甘惜分说：“这时正逢贺龙将军率领的八路军120师从冀中平原来到晋察冀边区休整待命，日寇的一个联队跟踪追来，被120师歼灭。战后，贺龙对抗大校长罗瑞卿提出派两个政治教员给部队干部提高马列理论修养，罗瑞卿一口答应，派出的其中一位就是我。这是我人生历史上的又一大转折。”
1939年冬，八路军120师奉党中央调令，在1939年底从河北迁回晋西北，安扎晋绥地区，甘惜分也随军迁徙，从此在山西待了10年。“到山西时刚24岁，30多岁在全国解放以后才离开山西，我把全部青春都献给了山西。”甘惜分无限感慨。这期间，甘惜分先后在晋西党校、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做教员，在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员。1945年内战爆发后，他开始转而从事晋绥军区军事宣传工作，并于冬天奉命北上绥包前线担任前线记者。1946年，甘惜分调往新华社绥蒙分社任记者并参与创建《绥蒙日报》。1947年，他又调回晋绥地区，担任新华社晋绥分社编辑。1949年，甘惜分南下重庆，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直至1954年，西南总分社随着各大行政区的撤销而撤销，甘惜分才结束了这段“战与火”的记者生涯。
回忆过往，甘惜分满怀喟叹：“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这步跨得非常大，也跨得很正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
“认识真理是逐步的发展过程”
“1954年以后，是我生命史的后一段，是命运的分界线和转折点。1954年，我奉调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又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在中宣部的安排下，38岁的甘惜分离开重庆，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副教授，主讲新闻理论。4年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自此在人民大学任教，直至1998年正式离休。然而，“象牙塔”教书育人的事业并未给甘惜分带来与世无扰、平静悠然的生活，相反，“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来就与人争论不休”。究其缘由，甘惜分却举重若轻：“无非是探讨这门学科的规律，作真理的追求。” 不得不提的是，甘惜分新闻学术之路的开启，恰恰伴随着中国社会在政治大潮中跌宕起伏的特殊时代背景。同时，新闻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草创之初难免各家争鸣、意见分殊。再加上当时的甘惜分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执着敢言，于是乎，明枪不躲，暗箭不防，“生就一副犟脾气”的甘惜分卷入了一系列的政治漩涡，驻足回首，又是一串唏嘘。
1957年夏天，北京召开了两次首都新闻座谈会，用毛泽东的话说，第一次是“否定”，第二次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对第一次“否定”的反击，即反右派斗争。当时还在北大的甘惜分出席了两次座谈会，并且在第二次会议中将同样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来自复旦大学的王中作为了主要的批判对象。
“我与王中，新闻观点是始终有分歧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有的是可取的，但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小的片面性。如果他更冷静些，更客观些，多一点科学分析，少一点火气，他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大。”综合起来，甘惜分大体批判了王中的如下几个观点：一是“报纸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而不是阶级需要的产物；二是报纸具有商品性和政治性两大属性；三是“读者需要论”。甘惜分说：“经过几十年来的反复思索，我认为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在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上。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是在新闻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
无论如何，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恩怨并没有随着20世纪90年代王中的去世而消隐，相反，却在甘惜分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结和反思。“1957年批判王中同志并没有批判他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有哪些失误，而是动不动就把人家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纲到反革命分子。其实，王中以及和王中一样同遭文字之灾的大批新闻界和各个学术界的朋友，都是无罪的，他们从爱国爱民的立场出发，对执政党的政策有所建议、有所批评，也应当是容许的。也就是说，反右派斗争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双方都蒙在鼓里，低头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祸，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实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
时过境迁，甘惜分的这番肺腑之言令人扼腕。而当年曾被视作新闻理论南北两派代表性人物的王中与甘惜分，如今一位早已作古，徒余叹息；一位已值迟暮，白发婆娑，此间的物是人非、个中得失又如何不教人追忆。当下重提甘王之争，其意义除了让人积极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或许还是提醒知识分子须时刻看清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割裂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时，甘惜分曾表示要出一本书——《我与王中》，详细记述这场论争的前因后果。然而当被再次追问出书一事时，甘惜分则表示没有必要了。“我其实对王中了解很少，只是与他有过一场争论。我追求真理，我和他的争论就是这样。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延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深，他解放前后一直在上海，他坚持他的东西，我坚持我的东西。所以，他要说服我，我要说服他，都不容易。现在他早已经不在了，还论战干什么？不用了。那本《我与王中》，也不准备写了。”
实际上，甘惜分与王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那场论争仅仅只是掀开了他其后“暴风急雨”论争人生的开始。1960年，他卷入中国人民大学清查“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孤军之力遭到批判，所幸“真理在手，无所畏惧”，最终在中宣部工作组的调查下澄清了是非。然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究没有让他躲过厄运，但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的经历，甘惜分却不愿多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反动，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更谈不上什么学术问题。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苦难，是知识分子们共同的浩劫。”
有过冤屈，有过愤懑，有过懊悔，也有过酣畅，但甘惜分将这一切都视为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经过程。“我是个打不倒的老家伙，我没有东倒西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是因为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我是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
经历浩劫之后的甘惜分，对新闻界极左之害已有切肤之痛，怀着“空抛了许多大好时光”的遗憾，他将郁积多年的深思熟虑倾泻笔端，开始了思想解放的曲折历程。也恰恰是在其后的几十年，他用日夜兼程的速度为新中国新闻理论的殿堂悄悄地打下了根基。
1979年，他写完《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一文，用洋洋洒洒2万字考证了“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个“禁区”并非党中央的根本方针。1981年，他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左”的倾向》一文，直指年初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重视，认为该决定存在片面性。有人曾经评价说，“相信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或有同感。但是，只有他敢说出来”（周克冰，《新中国新闻思想的探索者——访老新闻学者甘惜分》，收录于《甘惜分文集》（第三卷））。
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被誉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奠基之作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由甘惜分在他64岁这一年仅仅历时4个月就独立完成。对此，甘惜分无比欣慰：“如果说1960年我在全国反右倾之浪潮中大反极左思潮，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炮，那么1980年我写出《新闻理论基础》，就是放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二炮。”对此，《人民日报》曾报道说：甘惜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1986年，在《新闻理论基础》之上重新修订的《新闻原理纲要》一书问世，甘惜分借此几乎重新建构了自己对新闻工作及新闻规律认识的脉络。同年，甘惜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开始使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了解民情舆情，摸清社会脉搏。1988年，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收录了甘惜分1979年至1986年初的主要学术代表作，他表示：“我的新闻思想到此算是一个总结。新的思想征程正在开始。”1993年，由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杀青，皇皇180万字，由100多位新闻研究者共同努力达三年之久完成，是中国第一部详尽全面的大型新闻学辞书。1996年，80岁高龄的他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历程与学术心路铺于纸上，用4个月完成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几经周折，2005年，此书终于在香港出版。在这期间，甘惜分还陆续提出了自己日臻成熟的新闻理论，包括“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等等。而更令人敬重的是，除了教坛耕耘，桃李天下，从1983年开始，甘惜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不仅培养了国内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并且他的10位博士生，如今都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 甘惜分曾经这样总结自己40余年来的学术生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的具体思想发生了几次转折。第一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多年内，我是一个完全的正统派。不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思想十分信服和崇拜，而且对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缺乏具体分析。第二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到80年代前半期的思想徘徊。我在那个十年对毛泽东逐渐进行具体分析，逐渐清醒。我在革新与保守、创造与拘谨之间徘徊近十年之久。我有所前进，却还不敢大胆革新，在学术上有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第三时期，1978年以后，我完成了觉醒的过程，彻底同陈腐思想告别。我经历了一番涅槃，达到了新的境界。简而言之，这个过程就是：探索、徘徊、清醒。”
甘惜分说，新闻学是政治性极其强烈的一门学科，党把新闻工作视为“喉舌”，所以新闻学研究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从党的领导角度考虑新闻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其中一种思维方式。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以研究科学规律为出发点的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要探索新闻的规律性。“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10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正统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思维方式。但是经过后来40多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再加上40多年中国各方面情况包括新闻工作情况的几次急剧变化，我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第二种转变，即向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甘惜分新闻思想的形成确如他所言，经历了几次鲜明的转折过程，以至于有人曾用“左”“右”不讨好，来质疑这位革命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前后如此巨大的思想变化。但实际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简单标签，都无法涵盖甘惜分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核。从本质上说，正是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支撑着他从未流于一个左右摇摆的风派人物。因此，他的思想转折其实恰恰暗合了他在政治生活中一路亲历的文化觉醒，以及依据于此而从未停止过的自我反省与否思。
但就像甘惜分自我比喻的那样：“我是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是长期在解放区党组织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不可否认的是，谁也无法挣脱命运所决定的思想牢笼。因此，当重新解读他的学术心路与思想体系时便不难发现，甘惜分的不平凡之处并不在于他学术观点的无懈可击，而恰恰在于他不但极其清醒“笼中鸟”的人生现实，并且敢于正视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同时，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坦坦荡荡、豁达无畏地从未放弃过对这座“牢笼”的超越与抗争。
“最自豪的是我没有认错路”
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书写中，甘惜分的名字是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不开的。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甘惜分的意义，则让人看到了精神信仰的强大力量。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人生观是正确的，是到目前为止最科学的世界哲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建立一个无剥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全人类的最后归宿。资本主义绝不是一个永恒的制度，它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制度最后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甘惜分斩钉截铁，笃信不疑。
甘惜分说：“我最自豪的事是从20岁左右就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到现在为止，我这个人没有认错路，我把正确的东西告诉了群众。”他继续说道：“我最讨厌的就是把报纸看作是简单的情况交流，这种看法太浅薄了。我们在交流之中，实际上应该把一种正确的、先进的思想，一种真理传播到群众中去，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就完了。所以我最反对仅仅把报纸看作一种信息交流，而没有把它看作一种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交流。我们要克服群众中的错误思想，要把先进思想传达到报纸上去，要从群众中来，反过来再回到群众中去。”
97岁高龄的甘惜分每天依旧坚持看书、读报，从新闻中了解国事民情。尽管现如今听力有些减退，体力也大不如前，但依旧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从未停止思考。“人家夸奖我，说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奠基人。我说我不希望人家给我扣好帽子，也不希望人家给我扣坏帽子，实事求是就行了。我只是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来研究新闻学，到了什么地步，我不敢说，但是不是奠基者，还是让历史来评价，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令人欣慰的是，2012年，150万字、三卷本的《甘惜分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文集系统地收录了甘惜分从1946年到2011年间陆续发表的新闻作品、理论文章、访谈、信札以及学术代表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的发展变化。但是甘惜分似乎对自己仍不满意：“那部三卷本文集，到现在为止，我的新闻观点都在里头了。但是我还想压缩它，压到十来万字，使它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受新闻传播的影响，我怎么能够把新闻工作的地位、作用，把新闻事业和群众的关系高度概括出来？我现在觉得有很多话，已经到了门边。但我还想把它更加准确地、简练地概括到几句话中去。我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这是理论研究出身的甘惜分至今仍未停止的追求。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社会的理解与继承，甘惜分却不无忧虑：“现在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但不接受，甚至有些排斥，认为都是一些教条。这是因为他们连最基本、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都没有真正看过。我曾经在课堂上再三反复强调，要好好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最基本的读物都没有看过，还有什么资格来评论马克思主义？”而对于新闻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甘惜分则更为关切：“新闻记者不是文字匠，新闻记者是政治观察家和社会活动家。首先要掌握大局，其次要注意细节。对于新闻记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但是正确的世界观，并且是正确的方法论，新闻记者要认真研读唯物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
但凡涉及信仰问题，甘惜分的神情都是一如始终的坚定，透过他的庞眉皓发，这情景不免让人敬重且感动。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中，甘惜分曾经对自己的老年生涯这样描述：“颐养天年不是我的人生哲学，战斗到死才是我的人生哲学。我愿意做一个终生求索的学生，不为名，不为利，只图为人民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这番宣言，更似一种写照。 “为人民服务是个大问题”
甘惜分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我的性格有一个缺陷——太书生气，几十年我都没有变过书生味道。社会交往、人情世故，我都不太关心。因为这个，吃了不少苦头。我是一个孤儿，小时候在家天天挨打，在外人家看不起，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想：我将来就要有出息给你们看。于是从小就养成了内心反抗、对人忍辱的性格。改革开放以后，我为党为民写了许多有棱角的文章，敢于争取平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慷慨直言，这都是我长期受辱的反抗。”
童年的坎坷经历让甘惜分对“自由”与“平等”有着强烈的渴望，也让他的“人民关怀”格外强烈。“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求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我这个自由不是自由化的自由，而是要允许人民讲不同的意见，要允许人民独立思考，要允许学术自由。”为此，甘惜分毫不讳言当年曾公开质疑毛泽东思想的那段历史——
“197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建国3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学术讨论会，我被邀请参加了新闻组的讨论，同组的都是新闻界的老同志、老领导，还有党外老报人，全部大约五个人。我发言指出，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人员谈话有这样一段：‘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能加上一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把人民的意见、要求和批评等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样才比较全面，也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集中起来了。”
可以看出，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判断问题，是甘惜分一以贯之的立场。而当被追问到他对青年学子的寄语时，甘惜分则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新闻记者怎么为人民服务？这是个大问题。我记得马克思、列宁都曾经说过，报纸应该更好地影响人民，引导思想前进。可这条路怎么走？不容易。全世界几十亿的人，他们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学生。用什么思想来引导，这个问题大概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成为人民的引导者，还要寻找更好的方法。”甘惜分继续说道，“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但我们可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我们到底给了人民什么？我们的报刊有多少反映人民生活和人民思想的报道和文章？办一张真正为人民的报纸，这是我‘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有论文的核心。”
赤子之心诚可鉴，钟爱书法的甘惜分曾经留下过许多墨宝，都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无论是“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还是“拜人民为师，而后师于人民”，他的内心所流露出的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一切。
已故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在甘惜分先生92岁寿诞时为他题诗：“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这既是赞美，又更像是英雄相惜的会意。这位传奇般的老者在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的感召下一直在思索，是阅历让他深邃，又是忠诚令他简单；是岁月让他通融，又是执着令他倔强；是信仰让他无畏，又是虔诚令他谨慎。他在苦难中度过，却用坚守与追求写就了充盈饱满的人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参考文献：
[1]甘惜分.甘惜分文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甘惜分，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邻水县。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1939年调赴敌后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任高级干部学习班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入新华社任记者和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1954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新闻专业合并，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理论学刊《新闻学论集》主编等。1998年离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
从教以来，主要致力于新闻学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等，主编有《新闻学大辞典》，发表论文100多篇。
编校：张红玲
深邃又简单，通融又倔强，无畏又谨慎，饱经风霜的过往令甘惜分的个性矛盾却真实。抚今追昔，他的学术威望已是一个符号，他的学术成就已是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已是一座丰碑。
“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
1916年4月17日，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的一户穷苦家庭，小名“甘在碧”，3岁时父母先后离世，由哥哥艰难抚养。初中毕业后，他辍学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上中学时改名为“甘霞飞”，有一次在小学校园的墙壁上看到一条古人陶侃的格言“古人惜寸阴，吾人当惜分阴”，当时他深受触动并依此为自己更名为“甘惜分”，这个名字就这样跟随了他一生。
从那时起，读书读报就成了年轻的甘惜分最大的喜好，在偏僻的西南小县城，来自上海的进步报刊对甘惜分很有吸引力，“我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大部分都汇到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社邮购书刊了，我还利用五哥在县民众教育馆当管理员的机会，多方订阅上海进步书刊。我的思想变化与上海的进步书刊有很大关系”。不仅如此，思想激变后的甘惜分为了反抗旧社会，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以县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为联络点，成立秘密读书会，开展读书活动。而除了两三年的小学教师经历，甘惜分早年还在县政府当过一个管理度量衡的小职员，1935年，正是因为到成都接受度量衡业务培训的机会，他见到了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
“帮助我接近共产党、接近进步思想的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表哥熊寿祺，他在大革命时期便到武汉参加革命，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那时经常给我写信，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是朋友熊复，他与我是从小的同乡，又一同奔赴延安，解放后他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为四川邻水人的熊复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总社社长、《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要职。对于那段早年的情谊，甘惜分回忆道：“他初中毕业后去上海、成都考大学，眼界比我宽得多，我俩就开始经常通信，痛快淋漓地评论天下事。在成都时，我们经常在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里看书。这里的书店卖的大都是上海的进步出版物，正合我们的需要。1935年成都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然而最令甘惜分记忆犹深的，还是三年后熊复给他寄来的一封信。“抗战爆发后，我们的秘密读书会公开了，改叫抗日移动宣传队，在邻水县城和乡镇上演抗日戏剧，张贴宣传画。有一天，我突然收到熊复写来的一封信，很简单：‘接信后速来我家，同赴延安。’”而对于这封信，甘惜分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那一刻的心情：“哎哟，当时真是高兴得要死！”
就这样，1938年2月26日，不到22岁的甘惜分与熊复辗转抵达朝思暮想的圣地延安。“我走后，县长发出了通缉令。我对我的家庭算是叛逃了。”甘惜分歉疚却淡然，“我满脑子想的全是革命的大问题，我的思想哪在邻水？在全国，全世界。”
延安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对他日后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的分水岭。从1938年赴延安，到1940年转山西，再到1949年进重庆，甘惜分开始了他作为“革命青年”的全新征程。
“到延安以后，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很快转入政治教员训练班。不久，这个班转到中央马列学院，我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学了一年马列经典著作，收获不少。”到延安后没几个月，甘惜分就经抗大队长尚耀武和区队长陈秉德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天，党中央为减轻延安的米粮负担，将抗大和其他多所学校迁往敌后根据地，甘惜分随之到达了位于河北西部的晋察冀边区。甘惜分说：“这时正逢贺龙将军率领的八路军120师从冀中平原来到晋察冀边区休整待命，日寇的一个联队跟踪追来，被120师歼灭。战后，贺龙对抗大校长罗瑞卿提出派两个政治教员给部队干部提高马列理论修养，罗瑞卿一口答应，派出的其中一位就是我。这是我人生历史上的又一大转折。”
1939年冬，八路军120师奉党中央调令，在1939年底从河北迁回晋西北，安扎晋绥地区，甘惜分也随军迁徙，从此在山西待了10年。“到山西时刚24岁，30多岁在全国解放以后才离开山西，我把全部青春都献给了山西。”甘惜分无限感慨。这期间，甘惜分先后在晋西党校、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做教员，在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员。1945年内战爆发后，他开始转而从事晋绥军区军事宣传工作，并于冬天奉命北上绥包前线担任前线记者。1946年，甘惜分调往新华社绥蒙分社任记者并参与创建《绥蒙日报》。1947年，他又调回晋绥地区，担任新华社晋绥分社编辑。1949年，甘惜分南下重庆，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直至1954年，西南总分社随着各大行政区的撤销而撤销，甘惜分才结束了这段“战与火”的记者生涯。
回忆过往，甘惜分满怀喟叹：“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这步跨得非常大，也跨得很正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
“认识真理是逐步的发展过程”
“1954年以后，是我生命史的后一段，是命运的分界线和转折点。1954年，我奉调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又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在中宣部的安排下，38岁的甘惜分离开重庆，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副教授，主讲新闻理论。4年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自此在人民大学任教，直至1998年正式离休。然而，“象牙塔”教书育人的事业并未给甘惜分带来与世无扰、平静悠然的生活，相反，“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来就与人争论不休”。究其缘由，甘惜分却举重若轻：“无非是探讨这门学科的规律，作真理的追求。” 不得不提的是，甘惜分新闻学术之路的开启，恰恰伴随着中国社会在政治大潮中跌宕起伏的特殊时代背景。同时，新闻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草创之初难免各家争鸣、意见分殊。再加上当时的甘惜分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执着敢言，于是乎，明枪不躲，暗箭不防，“生就一副犟脾气”的甘惜分卷入了一系列的政治漩涡，驻足回首，又是一串唏嘘。
1957年夏天，北京召开了两次首都新闻座谈会，用毛泽东的话说，第一次是“否定”，第二次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对第一次“否定”的反击，即反右派斗争。当时还在北大的甘惜分出席了两次座谈会，并且在第二次会议中将同样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来自复旦大学的王中作为了主要的批判对象。
“我与王中，新闻观点是始终有分歧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有的是可取的，但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小的片面性。如果他更冷静些，更客观些，多一点科学分析，少一点火气，他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大。”综合起来，甘惜分大体批判了王中的如下几个观点：一是“报纸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而不是阶级需要的产物；二是报纸具有商品性和政治性两大属性；三是“读者需要论”。甘惜分说：“经过几十年来的反复思索，我认为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在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上。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是在新闻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
无论如何，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恩怨并没有随着20世纪90年代王中的去世而消隐，相反，却在甘惜分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结和反思。“1957年批判王中同志并没有批判他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有哪些失误，而是动不动就把人家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纲到反革命分子。其实，王中以及和王中一样同遭文字之灾的大批新闻界和各个学术界的朋友，都是无罪的，他们从爱国爱民的立场出发，对执政党的政策有所建议、有所批评，也应当是容许的。也就是说，反右派斗争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双方都蒙在鼓里，低头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祸，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实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
时过境迁，甘惜分的这番肺腑之言令人扼腕。而当年曾被视作新闻理论南北两派代表性人物的王中与甘惜分，如今一位早已作古，徒余叹息；一位已值迟暮，白发婆娑，此间的物是人非、个中得失又如何不教人追忆。当下重提甘王之争，其意义除了让人积极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或许还是提醒知识分子须时刻看清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割裂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时，甘惜分曾表示要出一本书——《我与王中》，详细记述这场论争的前因后果。然而当被再次追问出书一事时，甘惜分则表示没有必要了。“我其实对王中了解很少，只是与他有过一场争论。我追求真理，我和他的争论就是这样。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延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深，他解放前后一直在上海，他坚持他的东西，我坚持我的东西。所以，他要说服我，我要说服他，都不容易。现在他早已经不在了，还论战干什么？不用了。那本《我与王中》，也不准备写了。”
实际上，甘惜分与王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那场论争仅仅只是掀开了他其后“暴风急雨”论争人生的开始。1960年，他卷入中国人民大学清查“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孤军之力遭到批判，所幸“真理在手，无所畏惧”，最终在中宣部工作组的调查下澄清了是非。然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究没有让他躲过厄运，但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的经历，甘惜分却不愿多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反动，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更谈不上什么学术问题。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苦难，是知识分子们共同的浩劫。”
有过冤屈，有过愤懑，有过懊悔，也有过酣畅，但甘惜分将这一切都视为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经过程。“我是个打不倒的老家伙，我没有东倒西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是因为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我是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
经历浩劫之后的甘惜分，对新闻界极左之害已有切肤之痛，怀着“空抛了许多大好时光”的遗憾，他将郁积多年的深思熟虑倾泻笔端，开始了思想解放的曲折历程。也恰恰是在其后的几十年，他用日夜兼程的速度为新中国新闻理论的殿堂悄悄地打下了根基。
1979年，他写完《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一文，用洋洋洒洒2万字考证了“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个“禁区”并非党中央的根本方针。1981年，他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左”的倾向》一文，直指年初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重视，认为该决定存在片面性。有人曾经评价说，“相信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或有同感。但是，只有他敢说出来”（周克冰，《新中国新闻思想的探索者——访老新闻学者甘惜分》，收录于《甘惜分文集》（第三卷））。
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被誉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奠基之作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由甘惜分在他64岁这一年仅仅历时4个月就独立完成。对此，甘惜分无比欣慰：“如果说1960年我在全国反右倾之浪潮中大反极左思潮，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炮，那么1980年我写出《新闻理论基础》，就是放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二炮。”对此，《人民日报》曾报道说：甘惜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1986年，在《新闻理论基础》之上重新修订的《新闻原理纲要》一书问世，甘惜分借此几乎重新建构了自己对新闻工作及新闻规律认识的脉络。同年，甘惜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开始使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了解民情舆情，摸清社会脉搏。1988年，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收录了甘惜分1979年至1986年初的主要学术代表作，他表示：“我的新闻思想到此算是一个总结。新的思想征程正在开始。”1993年，由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杀青，皇皇180万字，由100多位新闻研究者共同努力达三年之久完成，是中国第一部详尽全面的大型新闻学辞书。1996年，80岁高龄的他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历程与学术心路铺于纸上，用4个月完成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几经周折，2005年，此书终于在香港出版。在这期间，甘惜分还陆续提出了自己日臻成熟的新闻理论，包括“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等等。而更令人敬重的是，除了教坛耕耘，桃李天下，从1983年开始，甘惜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不仅培养了国内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并且他的10位博士生，如今都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 甘惜分曾经这样总结自己40余年来的学术生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的具体思想发生了几次转折。第一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多年内，我是一个完全的正统派。不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思想十分信服和崇拜，而且对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缺乏具体分析。第二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到80年代前半期的思想徘徊。我在那个十年对毛泽东逐渐进行具体分析，逐渐清醒。我在革新与保守、创造与拘谨之间徘徊近十年之久。我有所前进，却还不敢大胆革新，在学术上有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第三时期，1978年以后，我完成了觉醒的过程，彻底同陈腐思想告别。我经历了一番涅槃，达到了新的境界。简而言之，这个过程就是：探索、徘徊、清醒。”
甘惜分说，新闻学是政治性极其强烈的一门学科，党把新闻工作视为“喉舌”，所以新闻学研究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从党的领导角度考虑新闻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其中一种思维方式。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以研究科学规律为出发点的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要探索新闻的规律性。“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10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正统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思维方式。但是经过后来40多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再加上40多年中国各方面情况包括新闻工作情况的几次急剧变化，我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第二种转变，即向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甘惜分新闻思想的形成确如他所言，经历了几次鲜明的转折过程，以至于有人曾用“左”“右”不讨好，来质疑这位革命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前后如此巨大的思想变化。但实际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简单标签，都无法涵盖甘惜分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核。从本质上说，正是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支撑着他从未流于一个左右摇摆的风派人物。因此，他的思想转折其实恰恰暗合了他在政治生活中一路亲历的文化觉醒，以及依据于此而从未停止过的自我反省与否思。
但就像甘惜分自我比喻的那样：“我是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是长期在解放区党组织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不可否认的是，谁也无法挣脱命运所决定的思想牢笼。因此，当重新解读他的学术心路与思想体系时便不难发现，甘惜分的不平凡之处并不在于他学术观点的无懈可击，而恰恰在于他不但极其清醒“笼中鸟”的人生现实，并且敢于正视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同时，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坦坦荡荡、豁达无畏地从未放弃过对这座“牢笼”的超越与抗争。
“最自豪的是我没有认错路”
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书写中，甘惜分的名字是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不开的。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甘惜分的意义，则让人看到了精神信仰的强大力量。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人生观是正确的，是到目前为止最科学的世界哲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建立一个无剥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全人类的最后归宿。资本主义绝不是一个永恒的制度，它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制度最后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甘惜分斩钉截铁，笃信不疑。
甘惜分说：“我最自豪的事是从20岁左右就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到现在为止，我这个人没有认错路，我把正确的东西告诉了群众。”他继续说道：“我最讨厌的就是把报纸看作是简单的情况交流，这种看法太浅薄了。我们在交流之中，实际上应该把一种正确的、先进的思想，一种真理传播到群众中去，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就完了。所以我最反对仅仅把报纸看作一种信息交流，而没有把它看作一种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交流。我们要克服群众中的错误思想，要把先进思想传达到报纸上去，要从群众中来，反过来再回到群众中去。”
97岁高龄的甘惜分每天依旧坚持看书、读报，从新闻中了解国事民情。尽管现如今听力有些减退，体力也大不如前，但依旧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从未停止思考。“人家夸奖我，说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奠基人。我说我不希望人家给我扣好帽子，也不希望人家给我扣坏帽子，实事求是就行了。我只是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来研究新闻学，到了什么地步，我不敢说，但是不是奠基者，还是让历史来评价，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令人欣慰的是，2012年，150万字、三卷本的《甘惜分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文集系统地收录了甘惜分从1946年到2011年间陆续发表的新闻作品、理论文章、访谈、信札以及学术代表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的发展变化。但是甘惜分似乎对自己仍不满意：“那部三卷本文集，到现在为止，我的新闻观点都在里头了。但是我还想压缩它，压到十来万字，使它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受新闻传播的影响，我怎么能够把新闻工作的地位、作用，把新闻事业和群众的关系高度概括出来？我现在觉得有很多话，已经到了门边。但我还想把它更加准确地、简练地概括到几句话中去。我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这是理论研究出身的甘惜分至今仍未停止的追求。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社会的理解与继承，甘惜分却不无忧虑：“现在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但不接受，甚至有些排斥，认为都是一些教条。这是因为他们连最基本、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都没有真正看过。我曾经在课堂上再三反复强调，要好好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最基本的读物都没有看过，还有什么资格来评论马克思主义？”而对于新闻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甘惜分则更为关切：“新闻记者不是文字匠，新闻记者是政治观察家和社会活动家。首先要掌握大局，其次要注意细节。对于新闻记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但是正确的世界观，并且是正确的方法论，新闻记者要认真研读唯物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
但凡涉及信仰问题，甘惜分的神情都是一如始终的坚定，透过他的庞眉皓发，这情景不免让人敬重且感动。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中，甘惜分曾经对自己的老年生涯这样描述：“颐养天年不是我的人生哲学，战斗到死才是我的人生哲学。我愿意做一个终生求索的学生，不为名，不为利，只图为人民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这番宣言，更似一种写照。 “为人民服务是个大问题”
甘惜分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我的性格有一个缺陷——太书生气，几十年我都没有变过书生味道。社会交往、人情世故，我都不太关心。因为这个，吃了不少苦头。我是一个孤儿，小时候在家天天挨打，在外人家看不起，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想：我将来就要有出息给你们看。于是从小就养成了内心反抗、对人忍辱的性格。改革开放以后，我为党为民写了许多有棱角的文章，敢于争取平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慷慨直言，这都是我长期受辱的反抗。”
童年的坎坷经历让甘惜分对“自由”与“平等”有着强烈的渴望，也让他的“人民关怀”格外强烈。“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求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我这个自由不是自由化的自由，而是要允许人民讲不同的意见，要允许人民独立思考，要允许学术自由。”为此，甘惜分毫不讳言当年曾公开质疑毛泽东思想的那段历史——
“197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建国3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学术讨论会，我被邀请参加了新闻组的讨论，同组的都是新闻界的老同志、老领导，还有党外老报人，全部大约五个人。我发言指出，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人员谈话有这样一段：‘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能加上一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把人民的意见、要求和批评等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样才比较全面，也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集中起来了。”
可以看出，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判断问题，是甘惜分一以贯之的立场。而当被追问到他对青年学子的寄语时，甘惜分则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新闻记者怎么为人民服务？这是个大问题。我记得马克思、列宁都曾经说过，报纸应该更好地影响人民，引导思想前进。可这条路怎么走？不容易。全世界几十亿的人，他们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学生。用什么思想来引导，这个问题大概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成为人民的引导者，还要寻找更好的方法。”甘惜分继续说道，“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但我们可知道人民在想什么？我们到底给了人民什么？我们的报刊有多少反映人民生活和人民思想的报道和文章？办一张真正为人民的报纸，这是我‘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有论文的核心。”
赤子之心诚可鉴，钟爱书法的甘惜分曾经留下过许多墨宝，都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无论是“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还是“拜人民为师，而后师于人民”，他的内心所流露出的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一切。
已故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在甘惜分先生92岁寿诞时为他题诗：“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这既是赞美，又更像是英雄相惜的会意。这位传奇般的老者在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的感召下一直在思索，是阅历让他深邃，又是忠诚令他简单；是岁月让他通融，又是执着令他倔强；是信仰让他无畏，又是虔诚令他谨慎。他在苦难中度过，却用坚守与追求写就了充盈饱满的人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参考文献：
[1]甘惜分.甘惜分文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甘惜分，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邻水县。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1939年调赴敌后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任高级干部学习班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入新华社任记者和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1954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新闻专业合并，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理论学刊《新闻学论集》主编等。1998年离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
从教以来，主要致力于新闻学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等，主编有《新闻学大辞典》，发表论文100多篇。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