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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句俗语，道尽了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问题：农民以及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事关农村民生大计，2013年，四川省在全国首创农民增收书记县长负责制，今年7月，省委、省政府又进一步调整完善该考核办法，对全省除成都市五城区和攀枝花市东区、西区外的176个县（市、区）党政负责人进行考核，垫底“县官”要述职。
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三期叠加”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四川176县将如何作为，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呢？为此，《当代县域经济》记者对成都、凉山、雅安等地县域经济和农业新业态进行了采访。专家认为，破解农民增收难题，需要大力创新，推进规模化，提高科技含量，进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Part 1
现状规模化集约化不足制约科技含量提高
“发达国家，3%的农业人口供给全国的粮食需求，而中国60%的农业人口却解决不了粮食的自给自足。”2015年9月27日，在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面对中国农大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陈泽民说，他认为，提高科技投入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唯一途径。
小农经济、粗放经营、过度开发等，是四川乃至全国农村面临的根本问题，种子的培育、种苗的优化、机械化的种植、收割到后期的深加工，及开拓新的流通销售渠道，都与四川农民相去甚远。
今年上半年，四川对全省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做了一份形势分析报告认为，虽然四川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农业生产稳定，劳务经济稳步提升，新村建议成效明显，扶贫攻坚大力推进，但农民收入的增速已经放缓，农业效益低下，农村资产盘活利用不足。
凉山州总结出当前农民增收面临的5个问题：旧有模式“亮红灯”，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越涨越高；种田增收“空间变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村集体经济“空壳化”；区域发展“两重天”，2014年，大凉山彝区和木里藏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925元，而安宁河谷六县市为10818元，差距拉大等。
即使是在平原地区的成都崇州市，土地流转也出现了新问题：流转不畅。崇州市农发局副局长刘波说，曾有一家公司在隆兴镇杨柳村流转土地搞现代农业，但因经营状况不佳，出现毁约退租情况。 崇州桤泉镇的土地流转曾经热闹一时，有30多家业主汇聚那里种植蔬菜，如今仅剩1家还在坚持。
提高农业种植的科技含量，其首要条件就是规模化、集约化种植。没有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科技含量无从谈起。
《当代县域经济》记者注意到，目前，成都、雅安、绵阳等市正着力于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如雅安市打造“千里特色产业经济走廊”促农民增收，提升基地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水平，并加大对龙头企业、农民专合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扶持力度。绵阳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专合组织、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在促农增收方面，四川省发改委针对规模化和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也提出了对策：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统筹农村各类产权“多权同确”，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提高农产品产出效益；大力培育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等。
如何探路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加大科技投入，从而提质增效促农增收呢？这成为摆在全省176县“当家人”面前的一道课题。
崇州市依靠这种农村内生动力，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经营主体、经营收益、经营目标“共营多赢”的局面。目前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4%，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60%、农民组织化率达69%、农机化率达70%。
Part 2
破解以“共营”走向“共赢”
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四川不少区市县正展开多方探索，不少县域的经验成果可圈可点。
破解农民增收难题的，成都崇州市的经验可谓经典探索。农民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是土地。崇州市正是从土地着力，破解农民增收之道。
如何做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从而实现农业的科技化与现代化，最终促成农民增收？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最初，崇州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推行的正是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期间，新问题产生了：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1000元左右，如果流转公司经营不善，收益微薄，经营难以为继。目前，高企的劳动力成本、难以预料的市场风险和土地流转费用，致使公司化的农业经营难以持续，一些公司不得不毁约退租。
崇州隆兴镇杨柳村曾有一家公司流转土地搞现代农业，最终因经营不佳而毁约；桤泉镇的土地流转也曾热闹一时，有30多家业主汇聚那里种植蔬菜，最后仅剩1家还在坚持。
土地流转的出路在哪里，崇州市的“当家人”在苦苦思索。在农民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的情况下，崇州当地农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临危受命”，接手退回土地，但商定的流转费用变更为“当年收益按一定比例分成”这一新思路，谁知，这一新型方式竟成为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模式的雏形。
这种新型模式，经营者与土地承包权人都能接受，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很快就顺利铺开。这种模式，正是一种在全国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新的农业经营体系——共营制。
在共营制下，农民参股方式，把土地交给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田间大小事，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模式中，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对耕种不失“话语权”“收益权”；受聘的职业经理人通过利益联结，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为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依靠这种农村内生动力，崇州市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经营主体、经营收益、经营目标“共营多赢”的局面。
目前，崇州市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4%，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60%、农民组织化率达69%、农机化率达70%。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交出了一份清楚的答卷。可以说，没有创新型发展的探路试错的勇气，没有敢闯敢试的试验区精神，就没有“共营制”的诞生。2015年7月24日，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在成都市举行，“共营制”这一农业现代化路径受到肯定，或将向全国推广。
Part 3
出路以创新化解低效无序
小农经济，粗放经营，农业现代的推进，必然要化解当前一些农村依然存在的低效无序的现状。那么，当如何化解呢？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农业经济研究专家郭晓鸣一直以来关注着崇州“共营模式”，他认为，“共营制”的成功，正是创新因子起着极大作用。郭晓鸣说，要抓关键环节促农增收，创新机制深化农村改革。
创业创新，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大力推进的战略决策，创新驱动发展，也是四川省委省政府的“三大发展战略”之一。郭晓鸣说，农村改革，可着力于“四个创新”。
其一是创新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由于劳动力大量离开农村，老龄化日益严重，农业经营有倒退迹象。因而，必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以替代发展动力不足的小农户生产方式，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其二是创新建设投入机制。现在探索多元化改革方式，探索农民自建、财政资金入股等多种投资方式，让财政投资效益显著提升。财政需要瞄准新型经营主体，给予重点扶持。这是财政投入改革的重要方向，并撬动金融资金进入农业，实现金融创新，使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农业大棚、圈舍等，都具备抵押融资功能。
其三是创新社会服务机制。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必然要依赖于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的支持。要创新改革，不单是经营性的要扶持，公益性的也要支持，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其四是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在农村越来越空心化的背景之下，社会结构在发生很大变化，必须要创新性的社会治理，适应新变化，从而实现农村的稳定，来支撑农村的发展。
目前，四川农民收入仍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18.5元，增长10.3%，高出城镇居民2.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
同时，农村的新村建设也快速推进，成效明显，上半年，新建和改造新村聚居点1017个，新完成“建改保” 的村 2480个，改造提升和保护传统村落涉及农户22.3万户，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大户发展到13105户、家庭农场发展到17873家、农民合作社52273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703户。
可是，新问题不容忽视。今年，四川省的一份调研发现，农民收入增速进一步放缓，产能过剩行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低技能农民工省外就业难度增大；农业比较效益仍然低，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农业规模扩张难度大；农村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够，“多权同确”仍在积极推进，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流转交易等仍在探索试点，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资产资源还有待更大力度激活等。因而，促农增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县官们的面前。
Part 4
发力加速培育农民增收新业态
“十三五”期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攻坚期、突破期和完成期，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农民增收传统渠道受到挤压，一方面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又带来新的契机。把握城乡产业新变化，引领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持续增收，进而促成城乡全面实现小康，作为促农增收的主战场，县域经济又将如何发力呢？
2015年4月15日至5月30日，四川省委农工委、省发改委、财政厅、农业厅、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等12个部门组成专题调研组，对农民增收新业态进行了专题调研。专题调研组认为，四川农村的新业态，表现突出的有乡村旅游、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社会养老、农村文化创意等5个产业。
在“四化同步”的大背景下，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农民收入的产业形态不断丰富，新业态加速涌现、竞相迸发，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新的增长源。
乡村旅游业方面，正从传统“农家乐”模式向度假养生创意等新的模式转变。2014年，全省农民旅游业人均纯收入704.5元，同比增长13.3%。不过，乡村旅游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排浪式消费、低层次发展的阶段，消费方式以传统的“喝茶+打牌+洗肺”为主，“留得住、住得下”的度假型、康养型消费少。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方面，个性化、多样性消费趋势明显，强化了“市场端”的导向作用，倒逼提升了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生产，但总体覆盖面不大，农产品初加工率很低，初加工设施设备造价高、普及率较低、人才支撑不够等问题突出，综合效益不高。
农村电子商务方面，以“互联网+三农”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电子商务，正在改写农村商品流通模式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起步虽晚，但势头迅猛。2014年，全省农副产品通过网络销售260万吨，销售额超过126.2亿元。但因居住分散、运距长、公路交通条件差，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瓶颈突出。
农村养老服务业方面，公益性养老服务难以满足需求，社会资本投入养老服务业悄然兴起，农村养老服务业已经起步，产业业态的形成和经营主体的出现，还处于“星星之火”的初始阶段。
农村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民演艺、农村传统手工艺、古镇古村营运、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方面，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很大。但整体处在初始阶段，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产业分散零乱、聚集度低。
调研表明，这5个产业形态已经形成、产业发展已成气候、产业趋势已经显现。抓住这5个产业，就能够抓住农民增收新业态的关键，就能够在开辟农民经营性增收路径上迈出新步子。
农民增收，事关农村民生大计，2013年，四川省在全国首创农民增收书记县长负责制，今年7月，省委、省政府又进一步调整完善该考核办法，对全省除成都市五城区和攀枝花市东区、西区外的176个县（市、区）党政负责人进行考核，垫底“县官”要述职。
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三期叠加”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四川176县将如何作为，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呢？为此，《当代县域经济》记者对成都、凉山、雅安等地县域经济和农业新业态进行了采访。专家认为，破解农民增收难题，需要大力创新，推进规模化，提高科技含量，进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Part 1
现状规模化集约化不足制约科技含量提高
“发达国家，3%的农业人口供给全国的粮食需求，而中国60%的农业人口却解决不了粮食的自给自足。”2015年9月27日，在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面对中国农大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陈泽民说，他认为，提高科技投入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唯一途径。
小农经济、粗放经营、过度开发等，是四川乃至全国农村面临的根本问题，种子的培育、种苗的优化、机械化的种植、收割到后期的深加工，及开拓新的流通销售渠道，都与四川农民相去甚远。
今年上半年，四川对全省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做了一份形势分析报告认为，虽然四川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农业生产稳定，劳务经济稳步提升，新村建议成效明显，扶贫攻坚大力推进，但农民收入的增速已经放缓，农业效益低下，农村资产盘活利用不足。
凉山州总结出当前农民增收面临的5个问题：旧有模式“亮红灯”，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越涨越高；种田增收“空间变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村集体经济“空壳化”；区域发展“两重天”，2014年，大凉山彝区和木里藏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925元，而安宁河谷六县市为10818元，差距拉大等。
即使是在平原地区的成都崇州市，土地流转也出现了新问题：流转不畅。崇州市农发局副局长刘波说，曾有一家公司在隆兴镇杨柳村流转土地搞现代农业，但因经营状况不佳，出现毁约退租情况。 崇州桤泉镇的土地流转曾经热闹一时，有30多家业主汇聚那里种植蔬菜，如今仅剩1家还在坚持。
提高农业种植的科技含量，其首要条件就是规模化、集约化种植。没有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科技含量无从谈起。
《当代县域经济》记者注意到，目前，成都、雅安、绵阳等市正着力于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如雅安市打造“千里特色产业经济走廊”促农民增收，提升基地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水平，并加大对龙头企业、农民专合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扶持力度。绵阳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专合组织、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在促农增收方面，四川省发改委针对规模化和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也提出了对策：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统筹农村各类产权“多权同确”，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提高农产品产出效益；大力培育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等。
如何探路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加大科技投入，从而提质增效促农增收呢？这成为摆在全省176县“当家人”面前的一道课题。
崇州市依靠这种农村内生动力，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经营主体、经营收益、经营目标“共营多赢”的局面。目前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4%，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60%、农民组织化率达69%、农机化率达70%。
Part 2
破解以“共营”走向“共赢”
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四川不少区市县正展开多方探索，不少县域的经验成果可圈可点。
破解农民增收难题的，成都崇州市的经验可谓经典探索。农民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是土地。崇州市正是从土地着力，破解农民增收之道。
如何做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从而实现农业的科技化与现代化，最终促成农民增收？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最初，崇州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推行的正是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期间，新问题产生了：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1000元左右，如果流转公司经营不善，收益微薄，经营难以为继。目前，高企的劳动力成本、难以预料的市场风险和土地流转费用，致使公司化的农业经营难以持续，一些公司不得不毁约退租。
崇州隆兴镇杨柳村曾有一家公司流转土地搞现代农业，最终因经营不佳而毁约；桤泉镇的土地流转也曾热闹一时，有30多家业主汇聚那里种植蔬菜，最后仅剩1家还在坚持。
土地流转的出路在哪里，崇州市的“当家人”在苦苦思索。在农民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的情况下，崇州当地农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临危受命”，接手退回土地，但商定的流转费用变更为“当年收益按一定比例分成”这一新思路，谁知，这一新型方式竟成为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模式的雏形。
这种新型模式，经营者与土地承包权人都能接受，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很快就顺利铺开。这种模式，正是一种在全国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新的农业经营体系——共营制。
在共营制下，农民参股方式，把土地交给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田间大小事，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模式中，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对耕种不失“话语权”“收益权”；受聘的职业经理人通过利益联结，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为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依靠这种农村内生动力，崇州市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经营主体、经营收益、经营目标“共营多赢”的局面。
目前，崇州市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4%，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60%、农民组织化率达69%、农机化率达70%。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交出了一份清楚的答卷。可以说，没有创新型发展的探路试错的勇气，没有敢闯敢试的试验区精神，就没有“共营制”的诞生。2015年7月24日，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在成都市举行，“共营制”这一农业现代化路径受到肯定，或将向全国推广。
Part 3
出路以创新化解低效无序
小农经济，粗放经营，农业现代的推进，必然要化解当前一些农村依然存在的低效无序的现状。那么，当如何化解呢？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农业经济研究专家郭晓鸣一直以来关注着崇州“共营模式”，他认为，“共营制”的成功，正是创新因子起着极大作用。郭晓鸣说，要抓关键环节促农增收，创新机制深化农村改革。
创业创新，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大力推进的战略决策，创新驱动发展，也是四川省委省政府的“三大发展战略”之一。郭晓鸣说，农村改革，可着力于“四个创新”。
其一是创新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由于劳动力大量离开农村，老龄化日益严重，农业经营有倒退迹象。因而，必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以替代发展动力不足的小农户生产方式，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其二是创新建设投入机制。现在探索多元化改革方式，探索农民自建、财政资金入股等多种投资方式，让财政投资效益显著提升。财政需要瞄准新型经营主体，给予重点扶持。这是财政投入改革的重要方向，并撬动金融资金进入农业，实现金融创新，使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农业大棚、圈舍等，都具备抵押融资功能。
其三是创新社会服务机制。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必然要依赖于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的支持。要创新改革，不单是经营性的要扶持，公益性的也要支持，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其四是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在农村越来越空心化的背景之下，社会结构在发生很大变化，必须要创新性的社会治理，适应新变化，从而实现农村的稳定，来支撑农村的发展。
目前，四川农民收入仍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18.5元，增长10.3%，高出城镇居民2.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
同时，农村的新村建设也快速推进，成效明显，上半年，新建和改造新村聚居点1017个，新完成“建改保” 的村 2480个，改造提升和保护传统村落涉及农户22.3万户，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大户发展到13105户、家庭农场发展到17873家、农民合作社52273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703户。
可是，新问题不容忽视。今年，四川省的一份调研发现，农民收入增速进一步放缓，产能过剩行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低技能农民工省外就业难度增大；农业比较效益仍然低，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农业规模扩张难度大；农村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够，“多权同确”仍在积极推进，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流转交易等仍在探索试点，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资产资源还有待更大力度激活等。因而，促农增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县官们的面前。
Part 4
发力加速培育农民增收新业态
“十三五”期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攻坚期、突破期和完成期，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农民增收传统渠道受到挤压，一方面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又带来新的契机。把握城乡产业新变化，引领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持续增收，进而促成城乡全面实现小康，作为促农增收的主战场，县域经济又将如何发力呢？
2015年4月15日至5月30日，四川省委农工委、省发改委、财政厅、农业厅、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等12个部门组成专题调研组，对农民增收新业态进行了专题调研。专题调研组认为，四川农村的新业态，表现突出的有乡村旅游、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社会养老、农村文化创意等5个产业。
在“四化同步”的大背景下，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农民收入的产业形态不断丰富，新业态加速涌现、竞相迸发，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新的增长源。
乡村旅游业方面，正从传统“农家乐”模式向度假养生创意等新的模式转变。2014年，全省农民旅游业人均纯收入704.5元，同比增长13.3%。不过，乡村旅游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排浪式消费、低层次发展的阶段，消费方式以传统的“喝茶+打牌+洗肺”为主，“留得住、住得下”的度假型、康养型消费少。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方面，个性化、多样性消费趋势明显，强化了“市场端”的导向作用，倒逼提升了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生产，但总体覆盖面不大，农产品初加工率很低，初加工设施设备造价高、普及率较低、人才支撑不够等问题突出，综合效益不高。
农村电子商务方面，以“互联网+三农”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电子商务，正在改写农村商品流通模式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起步虽晚，但势头迅猛。2014年，全省农副产品通过网络销售260万吨，销售额超过126.2亿元。但因居住分散、运距长、公路交通条件差，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瓶颈突出。
农村养老服务业方面，公益性养老服务难以满足需求，社会资本投入养老服务业悄然兴起，农村养老服务业已经起步，产业业态的形成和经营主体的出现，还处于“星星之火”的初始阶段。
农村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民演艺、农村传统手工艺、古镇古村营运、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方面，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很大。但整体处在初始阶段，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产业分散零乱、聚集度低。
调研表明，这5个产业形态已经形成、产业发展已成气候、产业趋势已经显现。抓住这5个产业，就能够抓住农民增收新业态的关键，就能够在开辟农民经营性增收路径上迈出新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