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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任与浙江经济发展
（一）信任对经济的影响
所谓信任即为个人之间对于相互合作所持有的信心。信任属于文化的范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体系中，文化是这个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或曰一股平衡的力量。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分别满足人类的物质资料、社会秩序与公共职能以及生活意义的基本要求。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治理的核心离不开市场经济社会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次)体系或三股力量之间的平衡。
信任在社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韦伯、福山学术研究所确立。韦伯对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儒教的分析，彰显信任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弗兰西斯·福山把韦伯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新教伦理产生社团主义，社团主义产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须的大规模的经济网络终于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双看不见的手”。
信任、文化与经济究竟属于何种关系？福山的研究已经十分明确。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像美国、日本等高信任度的国家，能在个人、家族与国家之间形成强有力的自愿结合，形塑出大型的现代化的专业管理公司；而意大利、法国、中国等国则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往往将信任关系局限于家族之内，因此以家族企业居多，难以发展现代的大企业。信任机制具有一种社会简化功效，大大减少了为对付时间风险、道德风险、不确定性风险所花的成本。
（二）信任与浙江模式的形成
浙江模式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在“浙江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家族企业、产业集群、全球市场网络都与信任密不可分。
当代浙江经济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民营经济为主体)+专业化特色产业区。这一模式之所以得以形成、演化和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用了亲戚和亲缘式的人际关系,即特殊主义的信任观念在其中起了润滑剂的作用。家族主义通过非正式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来规范配置资源、协调各种关系。从契约角度而言，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包含了家族关系的关系契约，其内部的交换关系随着时间得到延展，此时的企业契约是包含了一种强信任关系的契约，包括企业主在内的整个家族成员所参与的企业活动都包含在这个契约当中。因此，家族企业内部总是存在一个以血缘、亲缘以及泛家族文化维系的非正式组织，对企业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取决于浙商的“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就是一种基于私人信任的社会信任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浙商搭建起一个功能和谐与完备的新型模式。如涂尔干所言，信任具有“社会团结”、“集体意识”、“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作用。浙商具有个人独立和大众自主与和合的特点。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包含和体现功利性、 务实性和敢为性以及资本性；众人自发自主包含和体现开放性、包容性和民众性以及草根性和模仿性；“个众”具有和包含相关性，包括契约相关性和血缘、亲缘和地缘等缘约相关性等。正是由于浙商这些特点，浙江经济才形成了市场先发、家族企业快速发展、产业集群发达、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以及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特色。
（三）信任与浙江经济转型
发展模式是指为了实现特定发展目标而选择和实行的方式、方法与道路的统一体,是由理念、主体、客体、手段、载体等要素组成的完整系统。转型是指某一事物或领域所发生的系统化、大规模、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浙江经济转型从历史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自有资本化”经济向“运作资本化”经济转型；第二阶段：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型；第三阶段：“浙商升级”转型。在第一阶段，浙江构筑了内源式发展机制，其民营资本以民间自有资本积累为主，民营投资资金占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的63%以上，民营投资中投资于固定资产的占30%以上。在第二阶段，浙江企业主要是靠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实现市场拓展，表现为规模经济、市场渗透、贴牌生产，成为全球制造加工基地。企业加工制造水平虽已达到相当层次，但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最大的特点是小、散、乱，以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产品为支撑的浙江经济，需要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并迫切要求浙江企业资本结构的转型升级。
对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探讨，从信任的角度看，就是立足于现有信任机制，发挥其对经济独特作用，并克服对经济发展的约束。首先，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不能超越现有信任机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任是其道德基础，或是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改革开放后，浙江民营经济的机制活力创造了“无中生有”的奇迹，实现了浙江经济的腾飞，源于浙江高度发达的民间信任机制——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现在探求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路径，同样不能超越现有信任机制。超越现有信任机制的变革是不现实的，很可能导致失败。其次，信任是一种资源，有效利用可以获取巨大竞争优势。正如萧（haw，R.B.）所指出的，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的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浙江经济的主要優势应该在于民营经济本身的机制活力。民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机制活力根植于民间信任，它仍将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相关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自我扬弃与发展，就来自信任资源的重新整合。储小平、 李怀祖（2003）描述了华人家族企业成长有两个主要路径：其一是从家庭、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再到企业网络联盟的演变；其二是从家庭、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再到家族掌握临界控制权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金融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是家族企业要融合的直接社会资本, 而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是家族企业要融合的间接社会资本, 并且对家族企业融合直接的社会资本起中介作用。信任作为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推动家族主义的文化改造与延伸，从而适应与推动正式制度的变迁。
二、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与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
（一）对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的研究是当今一个重大命题
浙江内源式发展机制的形成，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市场拓展策略，民营企业发展的小、散、乱状态，以及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产品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格局无不与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有关。
从微观层面上看，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信任是一种“私人信任”，与“社会信任”并不完全相同。在浙江，血缘、亲缘、地缘的资本投入，家族式的管理制度、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限制了民营企业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影响着转型升级的进程。故此，浙江经济需要突破现有信任机制的边界，包括突破自己的边界，突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边界，突破企业与企业的边界，突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边界，发展开放和合作的关系。
（二）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表现
1.人格化交易与开放型经济层次不高问题
浙江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易属于人格化、半人格化交易，没有发展到现代科层组织的非人格化交易，企业缺乏正式信任及其实施机制。这导致了浙江经济如下格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浙江的开放度相当高，但开放型经济的层次和水平却不高。
2.商帮式发展格局与浙江经济现代化进程缓慢
商帮文化中对“三缘”纽带的倚重,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润滑交易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同样地,商帮文化也会导致商圈中商帮商人的封闭性,阻碍商帮中商人开拓新的商业和产业领域。商帮文化中的土地情结导致企业热衷于房地产投资。以民间资本丰富著称的温州，民间资本达到6000亿元之多，但中小企业融资难、直接融资难、体制内融资难的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
3.人情信任重于理性信任与企业制度变革力衰减
浙江家族企业最难以突破的就是血缘继承人为主的管理用人制度。人情信任重于理性信任导致企业管理考核体系不太完善，责职不太分明，贡献情况只能凭企业主的主观断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理性信任对信任的广泛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支持，使得更进一步的风险承受能力与信任行为成为可能。这种支持在组织中可以产生更好的团队和工作绩效。然而，浙江家族企业就很难实现这一点。
4.企业家强烈的家族意识与比较优势的丧失
“企业是企业家的人格化装置 ”，企业转型关键取决于企业家。浙江产生企业家群体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这不能不说是浙江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浙江企业家能力开始滞后表现为：在核心价值观上，重股东和企业利益，轻社会、顾客和员工利益；在人才理念上，重人才的工具性使用，轻人力资源开发和投资；在经营理念上，重产品推销、轻品牌塑造；在产品和经营上，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差异化和自主创新，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不多；在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上，受家庭意识和家族关系的制约和束缚比较严重；在企业发展战略上，往往战略意识不强，有的是战略不清，有的甚至是无战略，只求眼前赚钱，等等。
三、信任机制的变革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路径
（一）破除人格化交易，引导民营企业提升竞争力
浙江家族企业所体现的“家文化”、“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等特殊的价值观念体系等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家族企业的必然选择。在家族企业文化中，往往是以暗的契约的方式相联系的一个家族命运共同体，其契约精神不足，创业家族与员工共同承担命运并相互依靠的机制也没有建立。
故此，家族企业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必须同时加强变革型文化和交易型文化建设。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产权明晰、制度分明的企业环境，在聘用者和家族企业之间建立契约下的信任，构建基于传统文化为主、企业本位为基础的管理文化。
同时，还必须通过信任机制的再造，积极引导和支持广大民营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培育和扶持本土跨国公司，鼓励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各种联系，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设场厂、建立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支持浙江发展。
（二）政府“有形的手”与民间信任“无形的手”相结合
从浙江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一直在进行着，并为正式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提供前进方向和理论指导。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更符合制度主体的利益需要，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通过正式制度推进其变革与发展进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形式。
地方政府在积极实施和创新外部规则同时，应当重视内部规则的培育。因为，只有当政府和社会成员通过平等的交易来实现互惠性制度变迁时，才可能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内在统一。政府还可以通过推进企业制度建设可以影响企业文化形成与变革。
（三）开发现有信任资源，推动企业联合体与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发展
近年来，浙江的企业联合体包括企业群、联盟组织、虚拟企业组织等获得广泛发展，家族企业已经不能完全通过财产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来定义，而是通过一系列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的联系表现出来。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泛家族文化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大大改变了传统的企業家族经营机制。
目前，浙江企业联合体发展面临一种所谓的集体困境：产业环境、政策支持、联合机制、内部协调等各方面的不成熟。这些问题的存在牵制并抵消了本该有的强大合力。且现阶段,浙江企业间战略联盟的形式还主要停留在初级阶段，且多半限于传统产业。从国内战略联盟看，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在计算机、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建立了共同的技术研究开发协议。在这方面，浙江企业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四）变革信任机制，再造产权关系，推动现代企业发展进程
浙江现有的民营企业家群体还是以传统的小老板、小业主、层次低的创业者为主体，企业家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创新能力弱化等问题较为突出。大多民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企业家仅仅凭借感性经验、市场意识和冒险精神进行管理，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企业结构、多变的市场环境。由于企业家资源难以与资金要素、技术要素以及高素质人才要素相结合，从而使得浙江经济锁定在较低的产业形态。
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是必须摆脱以家族为核心的产权安排，通过在私人信任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社会信任，吸收新的资金、技术、管理资源来改善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如通过技术入股、管理能力入股等形式，吸收优秀人才参与民营企业的管理与决策。同时，建立由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共同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也有利于解决由于当前家族企业面临的困境。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一）信任对经济的影响
所谓信任即为个人之间对于相互合作所持有的信心。信任属于文化的范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体系中，文化是这个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或曰一股平衡的力量。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分别满足人类的物质资料、社会秩序与公共职能以及生活意义的基本要求。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治理的核心离不开市场经济社会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次)体系或三股力量之间的平衡。
信任在社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韦伯、福山学术研究所确立。韦伯对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儒教的分析，彰显信任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弗兰西斯·福山把韦伯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新教伦理产生社团主义，社团主义产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须的大规模的经济网络终于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双看不见的手”。
信任、文化与经济究竟属于何种关系？福山的研究已经十分明确。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像美国、日本等高信任度的国家，能在个人、家族与国家之间形成强有力的自愿结合，形塑出大型的现代化的专业管理公司；而意大利、法国、中国等国则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往往将信任关系局限于家族之内，因此以家族企业居多，难以发展现代的大企业。信任机制具有一种社会简化功效，大大减少了为对付时间风险、道德风险、不确定性风险所花的成本。
（二）信任与浙江模式的形成
浙江模式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在“浙江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家族企业、产业集群、全球市场网络都与信任密不可分。
当代浙江经济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民营经济为主体)+专业化特色产业区。这一模式之所以得以形成、演化和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用了亲戚和亲缘式的人际关系,即特殊主义的信任观念在其中起了润滑剂的作用。家族主义通过非正式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来规范配置资源、协调各种关系。从契约角度而言，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包含了家族关系的关系契约，其内部的交换关系随着时间得到延展，此时的企业契约是包含了一种强信任关系的契约，包括企业主在内的整个家族成员所参与的企业活动都包含在这个契约当中。因此，家族企业内部总是存在一个以血缘、亲缘以及泛家族文化维系的非正式组织，对企业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取决于浙商的“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就是一种基于私人信任的社会信任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浙商搭建起一个功能和谐与完备的新型模式。如涂尔干所言，信任具有“社会团结”、“集体意识”、“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作用。浙商具有个人独立和大众自主与和合的特点。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包含和体现功利性、 务实性和敢为性以及资本性；众人自发自主包含和体现开放性、包容性和民众性以及草根性和模仿性；“个众”具有和包含相关性，包括契约相关性和血缘、亲缘和地缘等缘约相关性等。正是由于浙商这些特点，浙江经济才形成了市场先发、家族企业快速发展、产业集群发达、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以及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特色。
（三）信任与浙江经济转型
发展模式是指为了实现特定发展目标而选择和实行的方式、方法与道路的统一体,是由理念、主体、客体、手段、载体等要素组成的完整系统。转型是指某一事物或领域所发生的系统化、大规模、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浙江经济转型从历史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自有资本化”经济向“运作资本化”经济转型；第二阶段：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型；第三阶段：“浙商升级”转型。在第一阶段，浙江构筑了内源式发展机制，其民营资本以民间自有资本积累为主，民营投资资金占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的63%以上，民营投资中投资于固定资产的占30%以上。在第二阶段，浙江企业主要是靠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实现市场拓展，表现为规模经济、市场渗透、贴牌生产，成为全球制造加工基地。企业加工制造水平虽已达到相当层次，但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最大的特点是小、散、乱，以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产品为支撑的浙江经济，需要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并迫切要求浙江企业资本结构的转型升级。
对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探讨，从信任的角度看，就是立足于现有信任机制，发挥其对经济独特作用，并克服对经济发展的约束。首先，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不能超越现有信任机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任是其道德基础，或是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改革开放后，浙江民营经济的机制活力创造了“无中生有”的奇迹，实现了浙江经济的腾飞，源于浙江高度发达的民间信任机制——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现在探求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路径，同样不能超越现有信任机制。超越现有信任机制的变革是不现实的，很可能导致失败。其次，信任是一种资源，有效利用可以获取巨大竞争优势。正如萧（haw，R.B.）所指出的，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的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浙江经济的主要優势应该在于民营经济本身的机制活力。民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机制活力根植于民间信任，它仍将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相关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自我扬弃与发展，就来自信任资源的重新整合。储小平、 李怀祖（2003）描述了华人家族企业成长有两个主要路径：其一是从家庭、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再到企业网络联盟的演变；其二是从家庭、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再到家族掌握临界控制权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金融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是家族企业要融合的直接社会资本, 而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是家族企业要融合的间接社会资本, 并且对家族企业融合直接的社会资本起中介作用。信任作为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推动家族主义的文化改造与延伸，从而适应与推动正式制度的变迁。
二、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与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
（一）对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的研究是当今一个重大命题
浙江内源式发展机制的形成，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市场拓展策略，民营企业发展的小、散、乱状态，以及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产品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格局无不与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有关。
从微观层面上看，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信任是一种“私人信任”，与“社会信任”并不完全相同。在浙江，血缘、亲缘、地缘的资本投入，家族式的管理制度、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限制了民营企业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影响着转型升级的进程。故此，浙江经济需要突破现有信任机制的边界，包括突破自己的边界，突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边界，突破企业与企业的边界，突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边界，发展开放和合作的关系。
（二）现有信任机制的约束力表现
1.人格化交易与开放型经济层次不高问题
浙江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易属于人格化、半人格化交易，没有发展到现代科层组织的非人格化交易，企业缺乏正式信任及其实施机制。这导致了浙江经济如下格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浙江的开放度相当高，但开放型经济的层次和水平却不高。
2.商帮式发展格局与浙江经济现代化进程缓慢
商帮文化中对“三缘”纽带的倚重,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润滑交易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同样地,商帮文化也会导致商圈中商帮商人的封闭性,阻碍商帮中商人开拓新的商业和产业领域。商帮文化中的土地情结导致企业热衷于房地产投资。以民间资本丰富著称的温州，民间资本达到6000亿元之多，但中小企业融资难、直接融资难、体制内融资难的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
3.人情信任重于理性信任与企业制度变革力衰减
浙江家族企业最难以突破的就是血缘继承人为主的管理用人制度。人情信任重于理性信任导致企业管理考核体系不太完善，责职不太分明，贡献情况只能凭企业主的主观断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理性信任对信任的广泛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支持，使得更进一步的风险承受能力与信任行为成为可能。这种支持在组织中可以产生更好的团队和工作绩效。然而，浙江家族企业就很难实现这一点。
4.企业家强烈的家族意识与比较优势的丧失
“企业是企业家的人格化装置 ”，企业转型关键取决于企业家。浙江产生企业家群体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这不能不说是浙江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浙江企业家能力开始滞后表现为：在核心价值观上，重股东和企业利益，轻社会、顾客和员工利益；在人才理念上，重人才的工具性使用，轻人力资源开发和投资；在经营理念上，重产品推销、轻品牌塑造；在产品和经营上，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差异化和自主创新，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不多；在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上，受家庭意识和家族关系的制约和束缚比较严重；在企业发展战略上，往往战略意识不强，有的是战略不清，有的甚至是无战略，只求眼前赚钱，等等。
三、信任机制的变革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路径
（一）破除人格化交易，引导民营企业提升竞争力
浙江家族企业所体现的“家文化”、“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等特殊的价值观念体系等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家族企业的必然选择。在家族企业文化中，往往是以暗的契约的方式相联系的一个家族命运共同体，其契约精神不足，创业家族与员工共同承担命运并相互依靠的机制也没有建立。
故此，家族企业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必须同时加强变革型文化和交易型文化建设。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产权明晰、制度分明的企业环境，在聘用者和家族企业之间建立契约下的信任，构建基于传统文化为主、企业本位为基础的管理文化。
同时，还必须通过信任机制的再造，积极引导和支持广大民营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培育和扶持本土跨国公司，鼓励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各种联系，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设场厂、建立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支持浙江发展。
（二）政府“有形的手”与民间信任“无形的手”相结合
从浙江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一直在进行着，并为正式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提供前进方向和理论指导。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更符合制度主体的利益需要，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通过正式制度推进其变革与发展进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形式。
地方政府在积极实施和创新外部规则同时，应当重视内部规则的培育。因为，只有当政府和社会成员通过平等的交易来实现互惠性制度变迁时，才可能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内在统一。政府还可以通过推进企业制度建设可以影响企业文化形成与变革。
（三）开发现有信任资源，推动企业联合体与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发展
近年来，浙江的企业联合体包括企业群、联盟组织、虚拟企业组织等获得广泛发展，家族企业已经不能完全通过财产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来定义，而是通过一系列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的联系表现出来。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泛家族文化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大大改变了传统的企業家族经营机制。
目前，浙江企业联合体发展面临一种所谓的集体困境：产业环境、政策支持、联合机制、内部协调等各方面的不成熟。这些问题的存在牵制并抵消了本该有的强大合力。且现阶段,浙江企业间战略联盟的形式还主要停留在初级阶段，且多半限于传统产业。从国内战略联盟看，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在计算机、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建立了共同的技术研究开发协议。在这方面，浙江企业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四）变革信任机制，再造产权关系，推动现代企业发展进程
浙江现有的民营企业家群体还是以传统的小老板、小业主、层次低的创业者为主体，企业家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创新能力弱化等问题较为突出。大多民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企业家仅仅凭借感性经验、市场意识和冒险精神进行管理，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企业结构、多变的市场环境。由于企业家资源难以与资金要素、技术要素以及高素质人才要素相结合，从而使得浙江经济锁定在较低的产业形态。
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是必须摆脱以家族为核心的产权安排，通过在私人信任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社会信任，吸收新的资金、技术、管理资源来改善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如通过技术入股、管理能力入股等形式，吸收优秀人才参与民营企业的管理与决策。同时，建立由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共同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也有利于解决由于当前家族企业面临的困境。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